先秦两汉
先秦两汉
“域中有四大”——从“四大”的不同排序看《老子》文本的演进
发布时间:2017-03-09 12:03:08    作者:陈静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年第4期    浏览次数:0

【提要】《老子》有“域中有四大”之说,但是“四大”的排序却有两种:以“道大”打头;以“天大”打头。本文认为“天大”打头的排序不是抄写之误,而是《老子》文本曾经具有的一种形态,两种排序在《老子》中都有思想根据。但是,传世本都以“道大”打头,说明“道大”的排序最终胜出,取消了“天大”打头的排序。本文考察了汉代的《老子》注本,指出汉代宇宙生成论的影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正文:

 “域中有四大”出自传世本《老子》第25章,汉简本《老子》第66章。传世本的排序是“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以“道大”打头;汉简本的排序是“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其一焉”,以“天大”打头。这一差异当然被注意到并且被指出来,但是这一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讨论。

从《老子》文本的历史演进来看,最终是“道大”打头的文本胜出。汉代之后,所有传世的《老子》文本都以“道大”打头排序“四大”,所有注释《老子》“域中有四大”的,也都顺承“道大”打头的排序进行思想的阐释和发挥。那么,“天大”打头是否只是一个偶然的文本现象,甚至仅仅是一个偶然的抄写错误呢?本文认为不是。本文试图阐明,四大的两种不同排序隐含着老子思想演进的丰富内容,而“道大”打头的文本最终胜出,反映了汉代宇宙生成思想对《老子》文本的影响。

在汉简本问世之前,“天大”打头的排序还见于郭店竹简本《老子》的甲组。刘笑敢教授的《老子古今》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认为这种排列“词序不当”,“当是竹简本的抄写之误”。刘笑敢说:“此节竹简本词序不当,作‘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与通行本与帛书本不同,且与下文‘人’—‘地’—‘天’—‘道’的顺序不合。当是竹简本的抄写之误。”《老子古今》对勘了《老子》河上公本、傅奕本、帛书本、王弼本和郭店竹简本五种文本,除了郭店本,其他四种本子的“四大”都是以“道大”打头。彼时汉简本尚未问世,郭店本的“天大”打头似乎孤立,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使刘笑敢做出了“当是竹简本的抄写之误”的判断。

但是,汉简本问世,“域中有四大”的“四大”也是以“天大”打头。这样,郭店本的“四大”排序就不是孤证了。更何况,“天大”打头的“四大”排序还有其他证据,《淮南子•道应训》在引述“域中有四大”时,也是作“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其一焉”,也是“天大”打头的。

如果没有其他文本根据,只有《淮南子》的引文是“天大”打头,我们可能也会像刘笑敢先生那样,认为这是《淮南子》的“抄写之误”,甚至会认为是《淮南子》为了满足自己的引用需要而对《老子》文本进行了调整。但是,除了《淮南子》的引文,现在还有郭店本和汉简本也是“天大”打头的排序。也就是说,截至目前为止,至少有三个文本是以“天大”打头排列“四大”的。这样我们就不能说“天大”打头的排序是“抄写之误”了,而必须承认《老子》文本的“域中有四大”就是有两种不同的排列顺序:郭店竹简本、《淮南子》引文和北大汉简本为一系,排列的顺序是天、地、道、王;帛书甲乙本、河上公本、王弼本和傅奕本为一系,排列的顺序是道、天、地、王。其中,傅奕本“王”作“人”,稍有不同。因为本文关心的是“天大”还是“道大”,所以对“王”“人”之异只做简单分辨:“王”通常被认为是“人”的代表,所以“王”与“人”是可以互换的。

《老子》的“域中有四大”有两种不同的排列顺序,并且,从文本的历史时间来看,“天大”打头的顺序似乎是早期文本的特点。在现存的《老子》文本中,郭店简本最早,是战国时代的文本。《淮南子》撰著于西汉文景时代,与帛书本《老子》的抄写年代相近而略晚。但是,《淮南子》所引用的《老子》必定早于《淮南子》,所以,即使不能断定《淮南子》所引《老子》一定早于帛书本,但是也可以肯定决不会比帛书本更晚。也就是说,当帛书本已经以“道大”打头来排列“域中四大”时,《淮南子》所引用的《老子》文本仍然保持着“天大”打头的格局。汉简本的年代据考订大致是武帝晚期,可见在西汉中期,“天大”打头的文本仍然在流行。

而“道大”打头最早见于帛书甲乙本。帛书是出土文献且抄写年代清楚,所以,即使不考虑帛书本的文本根据,也可以断定“道大”打头的文本最迟在西汉初期就出现了。假如帛书本是有所根据的,那么,“道大”打头的文本就还可以往前追溯,只是现在还没有可靠的文本证据而已。《河上公章句》是东汉中后期的著作,它所采用的《老子》文本,应当就是当时流行的本子。王弼注是西晋的著作。傅奕本据说采用了项羽妾冢的本子,因此,傅奕本的“道大”打头排序也有可能是来自秦末的某个本子。

就目前存世的《老子》文本(包括《淮南子》的引用)而言,“域中有四大”有“天大”打头和“道大”打头两种不同的排序,而“天大”打头的排序似乎更古旧一些。但是,这个现象还不足以说明“道大”的排序是后起的,是对“天大”排序的修改。因为两种不同的排序完全有可能同时流传,只是“道大”的早期文本现在看不到了而已。我们不能确认“道大”打头的文本源于何时,但是,从老子文本的后世流传来看,则显然是“道大”打头的顺序最终胜出,取代了“天大”打头的本子。因为传世本的“四大”排序,毫无例外都是“道大”打头。《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汇集了《老子》九种文本:郭店本、帛书甲本、帛书乙本、汉简本、严遵本、河上公本、想尔注本、王弼本和傅奕本,除了郭店本和汉简本,其他本子的“域中有四大”都是“道大”打头。熊铁基教授和刘固盛教授主编的《老子集成》收录了二百多个《老子》文本和注本,除了郭店简本(彼时汉简本还未出版),其他所有本子的“域中有四大”也都是“道大”打头。假如没有郭店简和汉简《老子》的出世,而我们又忽视了《淮南子》的相关引文的话,我们真可能会认为道、天、地、王的排序是一贯如此且理当如此的,并且在乍一看到“天大”打头的排序时,很可能会像刘笑敢教授那样认为是“抄写之误”。刘笑敢教授曾经提出,《老子》文本有语言趋同和思想聚焦的现象,也就是越往后的文本,整齐的四字句越多,概念也更精准,内洽性越强。像他这样留意过《老子》文本演变的学者都会认为“天大”打头的排序是“抄写之误”,可见“四大”之道、天、地、王的排序是多么深人人心。

就现存的《老子》文本而言,“四大”原本有两种排序,而后来,“道大”打头的排序取代了“天大”打头的排序。那么“道大”打头的排序何以能够胜出?汉简本《老子》的整理者韩巍博士指出:“帛书本和今本‘道大’,在‘天’大之前,与下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顺序相合,符合《老子》将‘道’置于宇宙万物之先的宗旨,于文义为长。”并且,韩博士指出学术界多数学者也都这样认为。刘笑敢先生当是众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他之所以认为“天大”打头是“抄写之误”,理由也是“词序不当”,“与下文人、地、天、道的顺序不合”。这是从相反的方面认定“道大”打头的排序“于文义为长”。看来,第25章的文本内洽是学者们肯定“道大”打头的合理性的原因。而这个理由是有根据的。《老子》第25章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显然,无论从开头的道先天地生而为天下母的说法,还是从章尾的层层效法来看,道、天、地、王的“四大”排序都是更恰当的。尤其是,目前可见的最早进行这种排序的帛书本,“可以为天下母”一句还是“可以为天地母”。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把道生天地的思想大大地强化了。《老子》文本虽然隐含着道生天地的思想,却没有“道生天地”的明确说法。但是汉代的《老子》注释里却多有道生天地的表述。因此,帛书本的“可以为天地母”,很有可能是在道生天地的思路下对《老子》文本的调整。

回到“四大”排序与《老子》思想的关系。就第25章的内容来看,显然以“道大”打头更为自洽。除此之外,《老子》文本里还有一些文句可以证明“道大”打头的排序是“于文义为长”的。例如第16章:“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就天与道的关系来看,道显然更加根本。又如第23章:“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天者同于天”(“天原作“失”,根据俞樾说改定为“天”),道仍然比天更根本。当然最有力的文本支持应当是第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有第51章:“道生之,德畜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这些话,都把“道”放置在创生万物的位置,确实表达了“《老子》将‘道’置于宇宙万物之先的宗旨”,当然也就证明了道、天、地、王的四大排序是于“文义为长的”。

“天大”打头的排序既然也有自身的缘故,为什么会被道、天、地、王的排序所取代呢?“四大”排序的不同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文本现象,但是,经过追问和考索我们将看到,这个看似简单的文本现象其实反映了时代思想的流变对于《老子》文本的影响。

我们先看“天大”打头的“四大”排序与《老子》文本的关系。确实,“天大”打头的“四大”排序不能说是偶然的抄写失误,而应当说是与《老子》文本也有深刻的内洽关系。毫无疑问,《老子》中有许多推崇道、以道为宇宙万物之根本的语句。但是,《老子》里也有很多论说“天下有道”的内容(46),有关于“道之在天下”的设想(32)。这样的表述,是把“道”置于“天”之下的。而这样的“道”,不再指向流变和生长的时间属性,而是被空间也就是“天”所笼罩而成为具有普遍性意味的价值表征。如果说,《老子》文本里“道生天地”的思想还是隐含着的,要经过汉代宇宙生成论影响下的注释之后才被放大而显明出来,那么,“天下有道”的思想在《老子》文本里却是明言了的,第46章就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而“天下有道”的思想,就是与“天大”打头的“四大”排序相匹配的。本文开头提到,汉简本的章序与传世本不同,汉简本《老子》的上经,相当于传世本的德经。帛书本也是德经在前而道经在后。传世本的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排序,明确见于《老子河上公章句》。不同的排序隐含着不同的观念意味:或者推天道以明人事,或者于人事见天道之流行。“天大”打头的排序与“于人事见天道之流行”是相匹配的。《老子》早期文本普遍是德经在前而道经在后,这种顺序与“天大”打头的顺序也是匹配的。帛书本的“四大”排序已经以“道大”打头,但还没有改变德经在前而道经在后的文本顺序,也可见“天下有道”思路的影响。从这些错综复杂的文本现象来看,《老子》的观念整合和文本调整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回到第25章。虽然我们承认“道大”打头的排序“于文义为长”,但是也不能忘记“四  大”都是在“域中”的,是“域中有四大”。“域”也是空间属性的,当然是相当抽象的空间观念,不像“天地”或者“天下”,已经具有了经验的属性也就是现实的属性。但是无论如何,“天下有道”把“道”笼罩在具有现实性的空间即“天”之下了。“道”在“天”下,以这样的观点看“四大”的顺序,“天大”打头显然更加合理。

整部《老子》只有第46章明确言说“天下有道”以及与之相应的“天下无道”,但是,《老子》里确实有许多文句,在表达着“天下有道”的观念,例如: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30)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31)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32)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53)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在天下,其鬼不神。(60)

道者,万物之奥。……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壁,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故为天下贵。(62)

这些引文中的道,都不是“道生天地”的道,而是“天下有道”的道。“天下有道”,“道”意味着-个普遍的价值原则,而这样的原则在《老子》看来应当成为现实的当然。《老子》是关怀天下的,整部《老子》有61次用到“天下”,都是用一个最大的空间意象,在宣示某种普遍的原则,其中最经典的表述,就是第46章的“天下有道”。

在“天下有道”的思路之下排列“四大”,合理的次序就是天、地、道、王。天(地)意味着无所不包的空间,既是万物(包括人)托身的场所,也是它们无可回避的处境。庄子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就揭示了天地空间属性所具有的现实普遍性。而“天下有道”则以最大的空间宣示出最普遍的原则,并因此对“人”的代表“王”提出了要求:王应当取法通行于天下的道。于是,“人”(以王为代表)活动于“天”“地”之间而取法于通行于天下的“道”,天、地、道、王的“四大”排序因此成立。在《老子》文本中,关于“天下有道”“道之在天下”的相关论说,就是“四大”排序而以“天大”打头的思想根据。

因此,“道大”还是“天大”,确实有“道生天地”和“天下有道”两种不同的理路。站在“道生天地”的立场来看,道、天、地、王的顺序确实“于文义为长”,而站在“天下有道”的立场上看,则天、地、道、王的顺序亦有其合理性。

“四大”有道、天、地、王和天、地、道、王两种排列顺序,它们在《老子》的文本里都有根据。但是,《老子》文本的后世演变,毕竟是“道大”打头的文本胜出,取代了“天大”打头的文本。如何解释《老子》文本演变的这个现象?

就第25章的内容来看,先讲“有物混成”,然后说“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然后是“四大”排序,然后是人、地、天、道、自然的层层效法。就此章内容的自洽而言,“四大”的排序确实以道、天、地、王的顺序“于文义为长”。大多数学者认可这个排序,甚至批评天、地、道、王的排序,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相信,这也是“道大”打头的文本胜出的原因。但是,这只是“道大”胜出的一个原因,而且是比较外显的直接文本原因,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刻的隐含原因在发挥作用。在我看来,这个原因就是中国古代宇宙论思想的出现以至逐渐成熟,在汉代成为通行的观念和通行的思维方式,并且影响了《老子》文本的阅读和理解。

冯友兰先生说:“盖中国早期之哲学家,皆多数注意于人事,故中国哲学中之宇宙论,亦至汉初始有较完整之规模。”中国哲学的宇宙论至汉初而成规模,萌芽则在战国时代。近年出土的先秦文献《恒先》、《太一生水》和《道原》都有关于宇宙生成的思考,足以证明这一点。宇宙生成的理论是中国古代宇宙论的最初形态,待到宇宙理论在汉代成熟的时候,则有了两种形态:一种是宇宙生成的理论,一种是宇宙构成的理论。如果与“四大”排序关联起来看,宇宙生成的理论与四大排序的道、天、地、人的顺序是匹配的,而宇宙构成的理论则与天、地、道、人的排序相匹配。

宇宙生成的理论各有其说,但共同的旨趣是说复杂的万象如何从统一的源头生长而成。汉代的宇宙生成理论延续了先秦的论说,所不同者在于,此时的宇宙生成理论已经与当时盛行的气化思想紧密相连,于是宇宙的生成就成为统一的元气如何分化为天地、四时和万物,或者说是道如何以气化生天地万物。《老子》里并没有“道生天地”的原话,这个表述最早见于《庄子•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等到了汉代宇宙思想兴起之后,《淮南子》把“道生天地”与气化相联系,说出了一套宇宙气化生成的思想。《淮南子•天文训》说:

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

除了这段论说,《淮南子•俶真训》也有宇宙从“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的浑沦中逐渐呈明而成形类的论说。此外,《淮南子•说山训》也说:“有形出于无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广大矣。”相近的说法还见于《说林训》:“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广大矣。”《说山》、《说林》的两处引文虽然没有出现“道”,但联系《天文训》有关“道始于虚霩”的说法,则“生天地”的主体并不难确认。“道生天地”,这个思想贯彻于“四大”的排序,就是道、天、地、王,以“道”打头。

再看宇宙构成的理论与“四大”排序的关系。如果说宇宙生成的理论是探问天地万物如何从一个共同的源头演化而来,那么宇宙构成论所着力描述的就是现成宇宙的间结构及其内部秩序。按照汉代大儒董仲舒的说法,“天有十端”,即宇宙有十大基本的构成要素,它们是天、地、人三才,阴、阳和五行(金、木、水、火、土),天就是由这十大要素构成的。在天之十端中,天上,地下,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这七大要素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上下五方宇宙空间。阴阳两大要素不占居固定的空间位置,而是作为两种具有相反功能的力量,以春夏秋冬为序,按照“阳气始出东北而南行,……阴气始出东南而北行”的基本路线运行于东南中西北五方空间,辅助五行成就“天”的生长收藏。这九端之外,还有一端是人,人作为宇宙的一项独立构成要素而存在,这是“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的原因。但是,人作为“天之十端”之一,既不靠占据某个固定的空间位置来发挥作用,也不靠在空间中的有序运行来发挥作用,人进入宇宙和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与整体的天(宇宙)发生感应,即天人感应。人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天,天以一贯之道即“天道”谴告或者褒奖人,由此确定人在宇宙之中当有的作用。

由天之十端,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灵动的宇宙。但是,人之外的万物不是宇宙的独立构成要素,它们又如何在宇宙中确定自身的位置、功能和作用呢?董仲舒设计的方式是,万物根据各自的属性“投所贵之端”,阴性的属阴,阳性的属阳,土性的属土,水性的属水等等,各自归属于阴阳五行的某一项而进入到统一的宇宙中,参与宇宙的运行。万物的作用,也根据各自所投之端的属性来确定,属阳的发挥阳性,属阴的发挥阴性等等。以这样的方式,董仲舒建构的宇宙就是一个容纳一切而无所缺遗的完整宇宙。更重要的是,阴阳五行不仅系连万物,把万物纳入到宇宙的统一空间之下,还体现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价值。因此,宇宙构成的理论不仅以一个完整而有序的宇宙构成证明了大一统政治制度无所不包的合理性,还证明了儒家价值观念的崇高性。宇宙构成的理论属于汉代的新创,汉代大儒董仲舒对于这套理论的成熟功莫大焉。

如果以“道生天地”和“天下有道”为立场,来审视董仲舒创建的宇宙构成理论,那么,宇宙构成的理论显然是“天下有道”的理路。如果这一套宇宙理论与《老子》文本结合,那么,“天下有道”的理路所支持的天、地、道、王的四大排序将被凸显。但是,宇宙构成的理论是儒家的宇宙理论,而在汉代,儒、道两家的分歧已经非常明显,并且越来越朝着拒绝的方向发展自身。所以,当汉代的《老子》注本在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而用宇宙论的眼光解读《老子》的相关章节时,所采取的是宇宙生成的道家立场,而淡化了儒家的宇宙构成理论,这样,“天下有道”的理路所支持的天、地、道、王的四大排序,在汉代注《老》者的眼里就落空了。而“道生天地”的思路被加强,由此潜在地推动了“道大”打头的文本胜出。

汉代的宇宙生成理论影响了对《老子》的解读,这种读法的结果是把《老子》原本比较抽象含混的表述,明确发挥为宇宙生成的论说,把原本未曾明言的“道生天地”的思想,往这个方向进一步明确化了。后人往往认为《老子》最早提出了宇宙理论,殊不知这是汉人以宇宙论解读《老子》的结果。

汉代的《老子》注本有《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指归》和《老子想尔注》三种。其中,《老子河上公章句》是完本,并且已经是道经在前的81章本。《老子指归》存德经部分,相当于81章本的第38-81章,但是分章略有不同。《老子想尔注》存不完整的道经部分,相当于81章本的第3-37章。这里不可能全面讨论这些注本的特色和思想,我们只是从本文的论述需要出发,挑选《老子》的某些章节来检索汉代的解读,看看汉代的解读如何把《老子》的相关说法朝着宇宙生成论的方向展开和强化了。我们先看最有代表性的第42章。

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的“道生一”,并没有指明“一”是什么,“二”“三”是什么,从“一”到“三”,只是指点了一个从单一到复杂的过程。但是到了汉代,解《老》者都以天地、阴阳、清浊、和气等等观念,把一、二、三的过程描述为道生成天地万物的宇宙生成的过程。最先进行这种解读的是《淮南子》。《淮南子•天文训》说:

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东汉末,高诱注《淮南子》,在注释到“道生一”这一段时说:“一者,元气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设位,阴阳通流,万物乃生。”

 《河上公章句》的注文是同样的思路:

 道始所生者一。一生阴与阳也。阴阳生和清浊三气,分为天地人也。天地共生万物也。天施、地化、人长养之也。

《老子指归》对于道、一、二、三的解读略微不同,是先说宇宙如何从虚趋实,从“芒芒澒澒,混混沌沌,冥冥不可稽之,亡于声色”的初始状态,经过“虚之虚”、“无之无”等演化的过程之后,才“清浊以分,高卑以陈,阴阳始别,和气流行,三光运,群类生”,进入到“有形脔可因循者,有声色可见闻者,谓之万物”的有形世界。较之《淮南子》和《河上公章句》多了一层由虚而实逐渐呈明的设想。《淮南子》和《河上公章句》是一上来就分阴分阳或者生阴生阳,《老子指归》则是先呈明而后分化,稍微复杂一些。但是无论任何,《老子》比较含混的从单一到复杂的过程,被填实了宇宙生成的内容,在它们却是一致的。

再看第40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河上公章句》:“万物皆从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于有也。天地神明,蜎飞蠕动,皆从道生,道无形,故言生于无也。”

《老子指归》:“因道而动,循一而行,……天地生于太和,太和生于虚冥。”

《河上公章句》和《老子指归》的注释明显凸显了“道生天地”的思想。确实,汉代的《老子》注释中有强化“道”之生成作用的倾向。

下面以《河上公章句》的相关注释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例如《老子》第52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并没有说“道”,也没有说“生”,而《河上公章句》的注文是:“始,有道也。道为天下万物之母。”首先把“始”确认为“道”,然后又确认“道为天下万物之母”,从而彰显了道作为本根的生成作用。

又如第28章:“朴散则为器。”《河上公章句》的注文是:“万物之朴散,则为器用也。若道散则为神明,流为日月,分为五行也。”仍然是宇宙生成的思路。

又如第32章:“始制有名。”《河上公章句》的注文是:“始,道也。有名,万物也。道无名,能制于有名。无形,能制于有形也。”这里与第52章的注文一样,把“始”解释为“道”,也就是把“道”当作万物的最终根据。

又如第39章:“万物得一以生。”《河上公章句》的注文是:“言万物皆须道以生成也。”同样强化了道的生成作用。

最后当然必须回到“域中有四大”的第25章。看看汉代的注释如何对此章进行解读。我们先看《河上公章句》的相关注释: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注:“谓道无形混沌,而成万物,乃在天地之前。”

“周行而不殆。”注:“道通行天地,无所不入。”

“可以为天下母。”注:“道育养万物精气,如母之养子。”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注:“我不见道形容,不知当何以名之。见万物皆从道所生,故字之曰道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注:“道大者,包罗诸天地,无所不容也。天大者,无所不盖也。地大者,无所不载也。王大者,无所不制也。”

 这里没有引述25章的全文,也没有引述《河上公章句》的全部注文,而是着重引述了有关道与天地、道与万物的语句。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道”始终处于统领的地位,对于万物,“道育养万物”,成就它们;对于天地,“道通行天地”,“在天地之前”。“四大”虽然各有功能,但是道“包罗诸天地”,把天大、地大都包纳在道大之下了。

如果说《河上公章句》还是以道“包罗诸天地”来表明“道”的统领作用,那么,《想尔注》的注文就是直截了当地断定了“道最大”。《想尔注》说:

大道之巍巍也,真天下之母也。……四大之中,何者最大乎?道最大也。

四大之中“道最大”,“四大”排序当以何者打头,不是很清楚了么。

本文考察“域中有四大”的“四大”排序,意在解释“道大”打头的排序何以最终胜出。经过分析我们看到,当《老子》的注释受到了汉代盛行的宇宙理论的影响后,一方面是“天下有道”的理路在宇宙论方面的落空,一方面是“道生天地”的思路在宇宙生成论的影响下被一再强化,直到《想尔注》说出了“道最大”的话。“域中有四大”,而“四大之中……道最大”。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四大”排序以“道大”打头,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更何况“道大”打头与第25章的全章内容更加匹配。因此,无论从思想演进的潜在影响来看,还是从第25章的内容自洽来看,“道大”打头的文本最终胜出都是必然的了,于是“天大”打头的文本渐渐退出了读者的视野。如果没有郭店本和汉简本《老子》的问世,仅有一处《淮南子》的引文,恐怕还不足以提示我们注意到“天大”打头的文本也曾经存在。出土文献纠正了我们关于《老子》文本的一些固定印象,让我们看到了《老子》文本成书过程的复杂性:即使是简单的“四大”排序,也将涉及到许多复杂的背景。



本文作者陈静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转自微信公众号:道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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