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
宋元明清
王船山庄学话语的两种形态及其思想旨趣
发布时间:2017-10-10 22:11:27    作者:邓联合    来源:《人文杂志》2017年第3期    浏览次数:0

 

内容摘要王船山的庄学著述有两种。一种是他在晚期先后撰写的两部庄学专书《庄子通》和《庄子解》,前者是直陈己见、融会贯通之作,后者则是传统的注疏体,其中各篇的夹注大多应是船山所为,王敔的增注只是少数;这两部著作的思想旨趣是对庄子进行儒家化的重铸,“引以通君子之道”。另一种是船山在其非庄学专书中写下的随机评说庄子的大量文字,这些庄学碎语的总体特点是情理两端:就“理”而言,散见于其不同类型的理论著作中的相关言论在以辟庄为基调的同时,其间又存在着前后不一、相互抵牾之处;就“情”而言,船山在诗赋等文学作品中屡屡一改其辟庄之儒的苛责态度,不时展现出他对庄子生命哲学的倾心和领受。

关 键 词王船山;庄子;儒家. 

 

《庄子通》《庄子解》的写作时间、体例及增注问题

船山一生笔耕勤奋,著述繁多。如果按照“经史子集”的传统分类方法,他先后撰写的两部庄学专书《庄子通》和《庄子解》当归入子学类。大致来说,这两部著作都是反映船山后期或晚期思想的作品。关于两书具体的写作时间,从《庄子通叙》首尾分别提到的“己未春”和“是岁伏日”来看,该书当成于1679年(康熙十八年),时船山61岁。至于《庄子解》,王孝鱼先生在点校说明中提出:“1681年秋,船山曾作《南天窝授竹影题用徐天池香烟韵》七律七首(现存他的诗集《七十自定稿》中),其中第六首下自注:‘时为先开订《相宗》(即《相宗络索》),并与诸子论《庄》。’《庄子解》大概就是这年写的。”[1]萧萐父先生也认为船山此年(63岁,时为康熙二十年)作《庄子解》,该书“随文申义,与《庄子通》相表里”。[2]另外,晚近发现的船山门人罗瑄《刊王船山庄子解跋》云:

先生说《南华》于湘西之别峰。吾乡刘生,因求先生手录所解;又同时有评本,舅氏罗生良钰俱录而藏之。……时《楚辞通释》授刻已成,因急约同志之友,踵以是编授之剞劂,公诸海内,使知先生现漆园身而为说法,其书有如此者。[3]

谢明扬先生据此推断,船山“对于《庄子》有解有评,其中解说部分确实与当年讲学相须”,且此跋文同时也说明《庄子解》的写作时间大可系于他为门下诸生论《庄》的康熙二十年。[4]但与此说略有出入的是,《薑斋诗分体稿》卷四收船山所作《遣病》七绝八首,其六有句云:

忆得去年橙柚熟,纸窗竹影说南华。[5]

据王之春《船山公年谱》,这八首七绝皆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时船山65岁。[6]若王说可信,则《庄子解》当撰于1682年秋,而非此前的1681年秋。之所以会有时间上的出入,可能是由于船山所记有误或王说不确(船山原诗未注写作时间),也可能是由于船山对《庄子》的“解”和“评”并非一时完成,而是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以上诸说皆以《庄子通》的写作早于《庄子解》,另有学者却持相反看法。例如,林文彬先生在张西堂、萧天石等学者之说的基础上,依据船山八世孙王德兰手抄本王敔《大行府君行述》在记载船山“以文章之变化莫妙于南华,词赋之源流莫高于屈、宋,……因俱为之注,名曰庄子衍、楚辞通释”之后,紧接着多出金陵本《船山遗书》收录的《斋公行述》和王之春《船山公年谱》收录的《行述》的一句话,即“更别作庄子通,以引漆园之旨于正”,推测《庄子通》可能成书于《庄子解》之后。[7]笔者认为林说值得商榷:第一,若依其说,则前引船山自述1681年“与诸子论《庄》”或1682年“纸窗竹影说南华”也就没有了着落,而无论1681还是1682年,明显都在写作《庄子通》的1679年(己未)之后。第二,按照一般的写作习惯,若《庄子解》在前,则船山当于书前有序,介绍其写作的背景、因由及宗旨等,但包含这些内容的序言却没有见于《庄子解》而是出现在《庄子通》的书前。由此我推测,实际情况应是:船山先撰写了《庄子通》,且于书前有“叙”;当他随后撰写《庄子解》时,由于二书思想互为表里、融贯一体,写作时间又比较接近,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另作新序了。换言之,《庄子通》的“叙”其实是该书和撰于其后的《庄子解》二书共同的“总序”。第三,王德兰手抄本《大行府君行述》多出的“更别作庄子通”之“更”字,应为“另外”之意,[8]而并不表示时间的先后,所以我们也就不能据此认为船山在《庄子解》之后又写了《庄子通》。

从体例来看,《庄子通》是篇幅精短的融会贯通、直陈己见之作。在写法上,此书各篇皆有选择地套用《庄子》该篇的某些关键文辞和概念,以出船山之己意,用其自叙中的话说就是:“不问庄生之能及此与否,而可以成其一说。”所谓“通”,具体表现为书中各篇皆以某个中心观念来贯通或统领《庄子》该篇文本。譬如,按照船山的说法,《逍遥游》篇的中心是小大非耦,故须忘小忘大、无小无大而又可小可大;《齐物论》篇的中心是圣人“参万岁而一成纯”,故无术;《养生主》篇的中心是君子不“自王其神”,“有经而已矣”;《人间世》篇的中心是将涉人间世者若能置生死祸福毁誉于度外,则“物皆可游也”;等等。不难看出,这些用以统通各篇的中心观念都与庄子之本意“貌合神离”、“形似而神异”。所以,毋宁说这些中心观念并不属于庄子,而只属于船山,它们都是其赋予《庄子》各篇的新旨。

《庄子解》属于传统的“依附原文而说解的注疏体”。[9]不过,此书的重点明显不在字句辞章的训诂、考辨和注释,而仍在于依循《庄子》的文辞、语脉和相关话题,在与庄子的深度对话中阐发船山自己的哲学思想。相较于同类著作,该书援引其他人的观点不是很多,其明引者大略只有晋之郭象以及当世之方以智、刘辰翁、林云铭等学者。关于书中各篇所夹的注语,王德兰手抄本王敔《大行府君行述》、金陵本《船山遗书》之《斋公行述》、王之春《船山公年谱》之《行述》,皆说船山“为之注”,可见《庄子解》原有出自船山的注语。另外,该书湘西草堂本署曰“男敔增注”,王天泰序也提到,王敔在校订刊刻《庄子解》时曾为之“增加音注”。王敔的增注,有些可据书中“敔按”等字样加以辨识,有些则无此类字样,以至很难判断它们究竟出自船山还是王敔。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杨坚《庄子解编校后记》的看法较妥:除有“敔按”标识者外,书中的注语绝大部分出自船山,未有标识而实为敔之所增者“似不能多”。[10]再者,从王天泰序所谓“增加音注”可知,王敔的注语或许主要是文字释读方面的,义理方面的注语则可能不多。进一步,考虑到王敔曾经亲聆船山讲论《庄子》,受教颇深,所以,即便《庄子解》中有些未加“敔按”字样的注语实为他所增,这些增注的思想内涵也只可能是对船山之意的顺承、延伸或发挥,而不可能与其相抵牾。退一步说,王敔并没有通过增注以扭转船山思想的动机和必要,即使他打算那样做,恐怕也没有能力做到。更何况当时参与校订刊刻《庄子解》之事的,还有船山的其他几位门人,他们同样也曾亲聆船山讲论《庄子》。在此情形下,王敔是不太可能把偏离甚至扭曲船山本意的增注硬塞进原书中的。所以笔者认为,即便无法全部分清书中那些未加标识的注语究竟出自谁之手,我们对船山庄学思想之特质的把握和理解也不会因此而发生大的偏差。

另外,书中还有许多标以“评曰”但缺少主语的评注,王孝鱼先生在点校说明中据湘西草堂原刻本指出,评者即是船山。此说可于前引罗瑄《刊王船山庄子解跋》“同时有评本”一语得到佐证。

与《庄子通》不同,《庄子解》前无序、后无跋,但考虑到该书的撰写时间与《庄子通》极为接近,[11]故大可视为船山在同一思想阶段和同样心境下的理论产物,甚至不妨看做是其于《庄子通》之后,因为感到“意犹未尽”,故而进一步精心运思的著作。更具体地来看二书的内在关联,读者可以发现,针对《庄子》某篇之旨,一方面,由于《庄子通》和《庄子解》的诠释重点和切入角度不同,二书可谓互为表里,从而在思想上相互补充、相互发明、相互增益;另一方面,《庄子解》有时又依循《庄子通》中的那些表述精短的思想观念,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入、周详的发挥,其具体做法是:以章节或段落为依托,将这些思想观念落实到对《庄子》该篇文本的逐层分疏和细密阐释之中。在此意义上,《庄子解》可以说是延展、扩充、细化或放大版的《庄子通》,《庄子通》则是《庄子解》的“初拟论纲”。当然,由于二书写作的先后顺序,以及其篇幅、体例和学术方法均大不相同,因此《庄子解》所展现出的思想体系之宏大、理论观念之丰富、精神旨趣之深邃以及学理论证之严缜,均远在《庄子通》之上。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从《庄子通》开始,随着船山对庄子其书其学之研究的愈加深入,后来他在撰作《庄子解》时,更从《庄子》文本中别具手眼地提取出“浑天”、“凝神”、“参万岁而一成纯”、“寓庸”、“两行”、“能移”、“随成”等重要理论范畴,通过对这些理论范畴施以道学化的再造,船山最终构建起了其独具特色的庄学思想体系。

 

庄学专书:因以通君子之道

船山之所以在这一时期特别用心于《庄子》,并连续撰作两部庄学专书,与他此时的特殊遭际和心境有密切关系。据刘毓崧、王之春所撰年谱,1660年,42岁的船山由南岳双髻峰“续梦庵”徙居其于湘西金兰茱萸塘所造之“败叶庐”,[12]从此结束了九死一生、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涯,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之志(王敔《大行府君行述》),[13]寄全部身心于学术之业。船山撰写《庄子通》的1679年,距晚明崇祯、南明永历之亡,分别已有三十五、十八年之久;另一方面,自1644年入主北京以来,满清政权至此亦已经历了顺治、康熙两朝,天下大势日渐趋于稳定。此时的船山虽仍无法接受满清统治,但对于光复大明实际上早已心灰意冷,不抱希望。而就在此前的1678年,军事上陷入被动的吴三桂却谋划于衡阳称帝,“伪僚有以劝进表属先生者”,船山悲愤而拒曰:“某本亡国遗臣,扶倾无力,抱憾天壤。国破以来,苟且食息,偷活人间,不祥极矣。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为?”(潘宗洛《船山先生传》)[14]为免患,遂逃之深山,作《祓褉赋》以述怀,其辞有云:

……思芳春兮迢遥,谁与娱兮今朝。意不属兮情不生,予踌躇兮倚空山而萧清。阒山中兮无人,蹇谁将兮望春?(《薑斋文集》卷八)[15]

从中可见,在四围凶险的情况下,船山内心充满了何等的清寂、孤独和彻骨之悲凉!正如唐鑑《王而农先生全集叙》所言,此时船山“困苦流连,俯仰无赖,悲悯难于庄论,慷慨易于放言”。[16]

这种处境和心境,于次年所撰的《庄子通•叙》中也有述及:

己未春,避兵樝林山中,麏麚之室也,众籁不喧,枯坐得以自念:念予以不能言之心,行乎不相涉之世,浮沉其侧者五年,弗获已,所以应之者,薄似庄生之术,得无大疚愧?

由这段话可知,对于身陷险难之地、萧清之境的船山来说,庄子之学不再只是一种与他相隔膜的异端思想,而是竟然已经进入其当下生活,甚至成为他不得已而与陌生异己的周遭世界相周旋的特殊方法。这一日常现实与船山作为坚贞儒者的思想立场无疑是相牴牾的,故其扪心自问乃有“得无大疚愧”之慨。而时人对船山以庄生之术应世似亦产生了误解,这让他感到很是无奈:

予之为大瘿、无脤,予之居“才不才之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孰为知我者哉!谓予以庄生之术,祈免于“羿之彀中”,予亦无容自解,而无能见壶子于“天壤”之示也久矣。

为消除误解,同时更为了宣示其内心真实的精神信念,船山在首先申明“予固非庄生之徒也”的前提下,对庄子“祈免于羿之彀中”的保身术提出了批评:“或曰,庄生处七雄之世,是以云然。虽然,为庄生者,犹可不尔。”意思是说,常人大多认为庄子生逢战国乱世,故其避患远害之术情有可原,但在船山看来,即使身处乱世,庄子也不应以机巧之术自保。进一步,在不得不借庄生之术以避祸存身的困境下,船山又对其应世之道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所谓“颜渊、蘧伯玉、叶公之行,叔山无趾、哀骀它之貌,凡以通吾心也”,“心苟为求仁之心,又奚不可”?显然,船山这是在提醒误解者:虽然他以庄子之术应世,但其内里却是一颗不同于庄子的“求仁之心”。这也就是说,他在精神上仍然严格恪守着儒者的本位。

除了非常情势下生命体验的相通和应世之道的“薄似”,在学理上船山也并未完全隔断庄子与儒家,而是对其有所肯定。按照他的理解,“凡庄生之说,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因而通之,可以与心理不背”(《庄子通叙》),甚至庄子的某些思想观念比儒家还要高明可取,例如他在《庄子解·达生》篇中就对庄子的生死观作出了积极评价。此外,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谈及船山解庄之事亦云,“《南华》去其《外篇》《杂篇》诃斥圣门之讹妄,其见道尚在狂简之列”,而其作《庄子通》之目的则是为了“引漆园之旨于正”。[17]对于船山这样一个颇有些严苛的儒者来说,能以如此宽容的态度对待庄子之学,实属难得。

那么,船山用来“因以通”庄子之学的所谓“君子之道”,其理论意涵究竟是什么呢?换言之,他要对庄子进行怎样的儒家化的再造呢?欲回答这个问题,需首先明确船山思想的精神特质及其归属定位。在宋明道学诸儒中,船山对陆象山及阳明心学可谓深恶痛绝;与此同时,他对濂溪程朱虽亦各有所取,[18]但却奉张载为正学,且尤重《正蒙》,故其自题墓铭中有“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一语(薑斋文集》卷十)。[19]另据王敔《行述》载,船山晚年“又谓张子之学切实高明,《正蒙》一书,人莫能读,因详释其义”云云。[20]基于此,正如陈来先生所指出的,从中国哲学发展的自身脉络看,船山是宋以来道学运动中属于张载一派的思想家,且又与二程、朱子等人有着广泛复杂的关系,所谓“参伍于濂洛关闽”,“归本于横渠濂溪”,而其思想活动的主导方向则是反思和超越明代道学之衍变,“以重建儒学的正统”。[21]

这种思想旨趣贯彻在船山处理《庄子》的态度和方法中,就是他希图以道学化尤其是张载的某些思想观念对庄子之学进行精神再造。从《庄子通》和《庄子解》总体的诠释特点来看,其直接的理论后果是,如果说在前书中船山主要是从道学或儒家的基本观念出发,对庄子思想之要义直陈己见、自由发挥,那么,后书则有意识地会通庄子与横渠,使庄子向“横渠之正学”靠拢。可为辅证者,《张子正蒙注》是船山晚年于《庄子解》之后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该书作于67岁、修定于72岁,“综合和熔铸”了“他自中年以来通过各种著述所表达的思想”,故可视为船山晚年“归宗返本的自觉选择”和“学术思想上的自我定位”。而正是在这部代表其“学术宗旨和归宿”的著作中,[22]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不少与此前《庄子解》中的“浑天”、“气”、“神”等极为相似的理论范畴,还可以发现多处与《庄子解》中的思想观念相合相通的文本表述,无论在本体论还是人生哲学等方面。

兹以被船山认定为庄子思想根基的所谓“浑天说”为例。“浑天说”的提出,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船山深受张载《正蒙》之影响的结果。《庄子解·则阳》明确指出:

张子“清虚一大”之说,亦未尝非环中之旨。

在《庄子解》中,“环中”与“浑天”异名而同谓。这句话的意思是,庄子的“浑天说”与张载的“太虚即气”思想是相通的。如其所言,在《张子正蒙注》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不少近同于《庄子解》之“浑天说”的表述。例如,“天以太虚为体,而太和之絪缊充满焉”、“其聚而出为人物则形,散而入于太虚则不形,抑必有所从来”、“虚必成实,实中有虚,一也。而来则实于此,虚于彼,往则虚于此,实于彼,其体分矣”、“天德之生杀,本无畛域”、“运行循环,天不自知终始也”。[23]类似说法还有许多,此不赘举。另一方面,《庄子》中早已有“通天下一气耳”的著名论断以及用气之聚散变化解释事物生起死灭的思想,这对后世影响甚巨,而张载的“太虚即气”说亦大可看做是《庄子》气论思想辗转流传于后世的道学形态。怀着对横渠正学的服膺之情,船山从《庄子》中解读出所谓“浑天说”,并且视之为庄子思想之所以自立一宗者,也就顺理成章了。

后世学者对船山的两部庄学专书评价颇高。例如,钱穆先生说,“船山精研老庄”并“动中窥要”、“深得其趣”,“所谓观化而渐得其原者,途辙有似于庄生”。[24]梁漱溟先生亦曾称赞道,“《庄子解》甚好”,该书“具有卓识高见,非其他注解可及”。[25]侯外庐先生则认为,船山虽“尽其能事”地痛斥“二氏”,“但他所著的《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相宗络索》,绝少如宋明儒者以异端来否定一切,而是虚心的研究,并且所研究者多出卓见。……在知识上丰富了自己”。在讨论船山对《庄子》“因而通之”的问题时,侯氏还特意将其《庄子通·逍遥游》篇和《周易外传》中的几段话提拎出来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以证明他尤其对庄子思想多有吸收。[26]这些前辈学者在高度评价船山的庄学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之同时,还特别指出了《庄子》文本及其思想经由船山深入系统的“通”和“解”,反过来对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在笔者看来,船山的“通”和“解”,并不只是儒家思想对庄子之学的强势征服和简单改造,儒家的“君子之道”之于《庄子》文本,也不只是诠释理据、诠释旨归与诠释对象的单向度关系,而是在关乎大旨的某些重要问题上表现为双向互参、相互进入的深层关系。

 

庄学碎语:情理两端

虽然船山在《庄子通》和《庄子解》中基于道学立场,称许庄子的某些思想主张,并对庄子之学的若干重要范畴和观念——诸如“逍遥”、“凝神”、“参万岁而一成纯”、“慎”、“环中”、“寓庸”、“两行”、“相天”、“能移”等,进行了儒家化的熔铸,而在此过程中他自己也对庄子思想有所汲取,然而,我们切不可据此便认为,会通儒道并对庄子施以儒家化的再造是船山庄学思想的全部内容和特征。因为,除了这两部庄学专书,我们在船山的其他著作中,还可看到他于不同时期——无论早年、中年还是晚年——写下的直接或间接随机提及或评说庄子的相关文字。这些文字分开来看皆属碎言片语,但合而观之,其总量却堪称繁多。如果把此类文字与其庄学专书结合起来做一综观,我们就会发现,一旦脱出《庄子》文本而转到其他著述和其他语境下,船山对庄子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复杂甚至在某些方面是自相矛盾的。

在文本类型上,船山言及庄子的非庄学专书包括儒家经典诠释、史学批注、社会政治评论、思想文化短札,乃至历史人物列传、诗赋文论等,诚可谓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总括而言,在船山的全部著作中,大约只有很少几部著作,譬如《周易考异》、《尚书稗疏》、《春秋稗疏》、《四书考异》、《籜史》、《莲峰志》、《噩梦》、《龙源夜话》等,其中没有涉及到庄子。并且,相较于明遗民群体中同样精研庄子的其他儒家学者,例如方以智、钱澄之、傅山等人,船山在其非庄学专书中留下的言及庄子的文字量也是最多的,而这些文字各自透露出的思想倾向也并不完全一致。或许是由于船山的庄学碎语散存于其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的诸多著述中,因此难以搜罗归集的缘故,学术界对此一直罕有全面、翔实的梳理和讨论,而大都仅将研究焦点专注于他的两部庄学专书上。[27]这一文献运用的偏失必然导致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不周全、不充分,由此,我们亦不可能切实把握船山庄学思想的全貌及其复杂特质。无疑,我们应当避免这种偏失。

概要以论,船山的庄学碎语可以从“理”和“情”两个方面来把握,而他对庄子的态度亦可谓“情理两端”。就“理”来说,船山是颇为严苛的儒者,其本务在于持守儒家正统,捍卫儒学的纯洁性,所以他在“予固非庄生之徒也”的立场上动辄指斥作为异端的庄子。进一步看,由于船山辟庄的大量言论散存于其不同时期撰写的不同类型的著述中,这就使得他对庄子的看法表现出了明显的“文本语境化”的特征。

详而言之,一方面,在各种著作所涵涉的不同思想语境下,船山批评庄子的机缘、角度、目的、理据以及所批评的庄子之学的具体理论主张,亦多有不同,其所涉内容甚为广泛而复杂;另一方面,由于船山的著述大多采取“随笔劄记”(《周易考异》附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8]的形式,而他对经典的诠释又非常强调“顺文求之”,反对“屈文义以就己说”(《周易稗疏》卷一),[29]这就使得他通过经典诠释而提出的思想观念难免受到不同著述之文本类型及其内在语境的影响抑或干扰。表现在庄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不同著作中写下的某些辟庄言论,其间存在着前后不一、相互牴牾之处。例如,在《庄子解》中,基于严格进行学理辨析的必要,船山区分了庄子与老子之学,认为庄虽出于老,但最终却自立一宗且高于老;然而,在那些需要展露其儒者立场、维护儒家正宗的著述(譬如《周易内传》、《周易大象解》、《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宋论》、《读通鉴论》、《张子正蒙注》、《船山经义》、《老庄申韩论》等)特别是经史类著述中,他却又置二者之差异于不顾,径直混称老庄或庄老,并且不加区分地笼统批评二者逃虚无、逐私利、售机巧而至于害人伦、败圣道。又如,在《庄子解·达生》篇中,船山高度评价了庄子的生死观,认为它“庶乎合幽明于一理,通生死于一贯”,“此所谓幽明始终无二理也”,但在《庄子解》之后完成的代表其一生“学术宗旨和归宿”的《张子正蒙注》中,他却又出于阐扬“横渠之正学”的目的,自弃己说,转而批评庄子不知幽明之理而蔽于一偏。如此等等。

就“情”来说,船山屡屡一改其辟庄之儒的苛责态度,而不时展现出其为“好庄”之士的另一副面孔。浅层次上,其好庄表现为他非常推崇《庄子》的文学成就,“以文章之变化莫妙于《南华》”(王敔《大行府君行述》)。[30]受其影响,在船山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发现众多袭用《庄子》的文辞意象以遣情述怀者。例如,《小霁过枫木岭至白云庵雨作观刘子参新亭纹石留五宿刘云亭下石门石座似端州醉石遂有次作》其二:“……壮心销流丸,林泉聊据梧。归心存醉石,取似在枌榆。江湖忧已亟,神尻梦可趋。漆吏称昔至,周臣怀旧都。……委形凭大化,中素故不渝……。”(《薑斋五十自定稿》)[31]《续哀雨诗四首》其三:他日凭收柴市骨,此生已厌漆园歌。(同上)[32]《拟阮步兵咏怀(二十四首)》其二十一:“所志在莺鸠,枋榆亦可翔。”(《薑斋六十自定稿》)[33]《过芋不值》:“隐几非畴昔,天游各徜徉。”(同上)[34]《游仙诗八首》其五:“真宰不受哂,儒冠勿见嗤。……长笑谢姝媛,天钧无是非。”(《薑斋诗分体稿》卷一)[35]《拟阮步兵述怀(八十二首)》其三十六:“马牛任所呼,食豕忘矜夸。取适无拣择,俄顷乘天和。章甫非适越,裸国随经过。深旨通卮言,匠意自清遐。”(《薑斋诗编年稿》)[36]这些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境况下的诗文,蕴涵着船山本人丰富各异的内在情怀,而其中“据梧”、“神尻”、“今日适越而昔至”、“委形”、“大化”、“漆园歌”、“莺鸠”、“枋榆”、“隐几”、“真宰”、“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食豕”、“天和”、“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卮言”等庄学语词和思想典故的屡屡出现,则表明《庄子》其文其理已深深地嵌入并浸润了他的心灵世界,乃至成为其性情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要素。

从深层次看,船山之好庄更体现为他在某些非常境遇下对庄子生命哲学的倾心和领受。兹举二例。其一,1649年,桂王在肇庆,头年参与武装抗清失败的船山乃于这年春“去肇庆,由梧州、平乐至于桂林”(王之春《船山公年谱》)[37],时有《初入府江》诗一首,其后四句为:

……来取慰庄,吾穷良悼阮。生事有幽栖,天游恣冥返。(《薑斋五十自定稿》)[38]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描写沿途所见风物之佳,然而船山却无心赏景。局势之危难、诸事之扰困,特别是此前的起兵失败,使得船山颇为悲观消极,以至心生幽栖山林、恣心“天游”之意。诗的后四句用了两个庄学典故,“天游”出自《庄子·外物》篇:“胞有重阆,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冥返”出自《秋水》篇:始于玄冥,反于大通。”船山这几句诗是说,自己过去曾经从庄子那里汲取精神慰藉,现在却又像阮籍[39]那样一时感到路尽途穷,无限悲哀;此情此境下,何妨像庄子那样遗落世务,游心于虚无寂静之天。有学者据此诗推测,“船山才到永历帝那里便萌生了一种退隐自全、借《庄子》以自谋精神出路的想法”。[40]这种消极倾向与危难关头儒者应有的志操和使命多少有些不合,何况此年船山才31岁!

其二,1686年,时已68岁且已幽栖山林多年的船山不仅年迈多疾,更连遭亲故之丧,但作于此年的《种瓜词(八首)》其三却出人意料地流露出了一种旷然达观的心态:

灵台无终塞,形开各有营。仰视归云飞,俯瞰游儵惊。玩物各天游,息心或外撄。瓜圃近檐际,胡为不可耕。(薑斋诗分体稿》卷一)[41]

诗中运用了多个出自《庄子》的典故,诸如“灵台”(《达生》)、“形开”(《齐物论》)、“游儵”(《秋水》)、“天游”(《外物》),以及在《庄子》中多次出现且有特定涵义的“营”、“撄”等语词。或许是由于栖身林泽、远离秽土已久,或许是由于饱经沧桑的船山自觉此生之所作已无愧儒家圣道,所以他在这首诗中借助庄子的语词及其生命哲学观念,表达了一种惯看世事、俯仰不惊的宁定心态,一种随顺自适、安享田园的晚年意趣。只是由于这种心态和意趣过于庄学化了,以至我们从其诗句中,看到的不再是曾经刚健、激愤、哀恸的儒者船山,而直是一个超然物外、萧然自得的高逸之士。

通过以上对船山庄学话语之概貌及其精神旨趣的分析,我们在探讨其庄学思想时,就必须注意如下几点:(一)完整把握其全部庄学文献,不能只专注于其庄学专书,却忽视甚至对其庄学碎语视而不见,那样的片面研究只能是盲人摸象。(二)《庄子通》和《庄子解》无疑应是学者探讨的重点,但对于船山的这两部庄学专书,我们不仅要从儒道会通、以儒释庄的进路展开深入解读,还应将其放在船山庄学话语之总体中加以全面考量。(三)对于船山的庄学著述及其思想,我们既要从“理”的层面,系统分析其中的概念术语、思想逻辑、理论观念及价值取向、精神旨趣,也要把它们置于船山的生命语境和心灵脉动中,注意体贴“理”之后或之外的“情”。只有这样,船山的庄学思想风貌才能被如其所是地完整呈现出来。


作者:邓联合,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80页。

[2] 萧萐父《船山哲学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4页。

[3] 《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97页。

[4] 谢明扬《明遗民的庄子定位论题》,台湾大学文史丛刊2001年,第253页。

[5] 《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15页。

[6] 《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63页。

[7] 林文彬《王船山庄子解研究》第一章第一节,《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31期》(19876月),第228页。

[8] 之所以说“另外”,是因为《庄子解》和《庄子通》体例有“别”:前者为“解”和“注”,后者为“通”。

[9] 方勇《庄子学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37页。

[10] 参阅 《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88490页。关于王敔为《庄子解》增注的问题,学者的看法有较大分歧,除杨坚的编校后记外,另可参阅王孝鱼先生的点校说明(《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80483页),以及林文彬《王船山庄子解研究》第一章第三节(《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31期》19876月,第231234页)、方勇《庄子学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37页)。

[11] 王孝鱼先生在点校说明中推测,船山在“1679年写完《庄子通》后,可能就着手解说《庄子》了”。(《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80页)

[12] 《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09327页。

[13] 《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84页。

[14] 《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89页。

[15] 《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82页。

[16] 《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07页。

[17] 《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4页。

[18] 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说船山“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阳明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3页)

[19] 《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28页。

[20] 《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4页。

[21] 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15页。

[22] 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0291页。

[23] 张载撰、王夫之注《张子正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88995203211页。

[24] 《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0931097页。

[25] 《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002—1003页。

[26] 《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140—1143页。

[27] 例如,熊铁基、刘固盛、刘韶军《中国庄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方勇《庄子学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谭明冉《王夫之<庄子解>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肖建原《王夫之对老庄思想的研究:从“无”到“有”的境界论》,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林文彬《王船山庄子解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31期》(19876月);施盈佑《王船山庄子学研究:论“神”的意义》,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

[28] 《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813页。

[29] 《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60页。

[30] 《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4页。

[31] 《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62263页。

[32] 《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00页。

[33] 《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40页。

[34] 《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45页。

[35] 《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72页。

[36] 《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36页。

[37] 《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13页。

[38] 《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58页。

[39] 阮籍同样于庄子浸淫颇深,《晋书·阮籍传》说他“博览群籍,尤好《庄》《老》”。

[40] 李生龙《王船山诗文所昭显的道家、道教心迹》,《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41] 《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75页。

 

Copyright © 2015-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中国哲学史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