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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发布时间:2017-12-18 22:08:56    作者:冯兵    来源:《东南学术》2017年第4期    浏览次数:0

[摘要]一切基于礼乐的立场或以礼乐为研究对象作出的哲学阐释与发挥,都可名为“礼乐哲学”,它是对传统礼乐的哲学意蕴及相关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朱熹在对礼乐经籍进行注解以及总结礼乐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所阐发出来的哲学观念,即构成了其礼乐哲学思想。朱熹的礼乐哲学思想会通礼学与理学,在应对佛老“异端”思想文化的冲击、维护儒学“道统”的时代背景下,于哲学与伦理学等方面形成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原则等对今天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尤其是在传统礼乐的当代诠释与实践原则,以及传统礼乐在当代社会价值体系的养成方面,朱熹的礼乐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价值观等方面均能提供重要启示。

[关键词]朱熹;礼乐哲学;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被称为“礼乐文化”,中华文明也被称为“礼乐文明”,可见礼乐正是成就华夏民族文化与文明的核心元素。我国的礼乐文化或礼乐文明以三代以来的儒家礼乐思想为主体,旁及其他的先秦诸子和秦汉以降的佛教、道教等宗教礼乐思想及相关文化传统。但作为礼乐文化之主体的礼乐,却不可被简单地视为一种个体或集体的仪式规范和艺术行为,也不仅仅是华夏文化的一种符号象征,它更主要的,乃是一种意义的载体。礼乐(主要是指儒家的礼乐)承载并凝缩了华夏民族最优秀的生存智慧,也具备了较为充分的人文理性,内蕴着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且自成体系,在此我们可名之为“礼乐哲学”。具体而言,我们认为,一切基于礼乐的立场或以礼乐为研究对象作出的哲学阐释与发挥,都可名为“礼乐哲学”。它是对传统礼乐的哲学意蕴及相关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其内容既包括关于礼乐起源与发展的哲学探讨,也包括对礼乐经籍、历代思想家的礼乐思想之哲学蕴涵的发掘与升华,还包括对诸如具体的礼乐名物制度、礼乐实践行为及礼乐文化现象等的哲学依据与内涵的辨析提炼,等等[1]

传统礼乐哲学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化,从史料来看,历经“百家争鸣”的诸子时代的“轴心突破”之后,至宋明时期发展到了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首推朱熹。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建构起来的哲学王国体大思精,而其理论基础仍主要是建立在对先秦经典的诠释和发挥之上,其中礼乐占据着重要地位。他在对礼乐经籍进行注解以及总结礼乐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所阐发出来的哲学观念,即构成了其礼乐哲学思想。朱熹的礼乐哲学思想一方面是对传统礼乐哲学观念体系的总结和继承,另一方面他又结合理学这一理论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实际,融入佛、老哲学的部分原理及思辨方式做出了创新。因此,朱熹的礼乐哲学思想最终便呈现出了一种既与传统一脉相承,又颇具时代特色的新面貌。它与理学有着很多交叉与重合的内容,彼此相激相长,共同提升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水平,同时也具备了较为丰富的现代价值。

 

      一、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转换何以可能

 

传统儒家礼乐文化作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赖以长养繁衍的文化根基,一直都在对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实践观等等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在政治、教育、经济等以至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细节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是塑造中华民族心理与性格的根本元素。从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以传统礼乐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被“全方位地置身于一个崭新的文化参照系中”,“中华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2]鸦片战争之后,广大的爱国思想家纷纷寻求强国的路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全面展开。到了二十世纪初叶,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传统礼乐文化被打入历史的冷宫,受到了较为普遍的批判。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以传统礼乐文化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国学”重新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知识界的普遍重视,并在社会上逐渐热了起来。整个国学热的背后,实质体现出的乃是人们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以及各种社会问题与现象时,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求文化复兴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方案,从而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多个层面所进行的反思、追索与回归趋向。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升华与凝练,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渐受重视,中国哲学也因此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机遇。而传统礼乐哲学乃中国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必然能够,同时也理所应当的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有所作为。

在这样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与学术背景下,朱熹的礼乐哲学思想自然有着较为重要的借鉴价值。原因何在?

首先,朱熹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以及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其礼乐哲学思想代表着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传统礼乐哲学的最高成就,是封建社会礼乐文化在哲学与伦理层面上最精炼和集中的展现。上个世纪初,严复就曾指出:“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十之八九为宋人所造就。”[3]朱熹则可以说是“宋人”中的代表,其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的潜在影响仍然是较大的。譬如他的理欲观、义利观以及礼学思想等,不仅在当今中国仍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甚至对日、韩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思想与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在文化的冲突与融会方面,中国当代社会与朱熹所处的南宋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似的境遇。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一方面是对西方文化敞开了“国门”,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也开始解禁,同时又坚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所以,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主要指大陆地区)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中都呈现出一种中、西、马三分天下的局面。由于中、西、马三家有着各自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三者的并存必然免不了相互之间的冲突与融会。这种不仅保持着既有张力,维护着彼此独立个性,又在不同层面发生着不同程度的交流与融合的动态平衡局面,与整个唐宋时期,甚至可以说是自汉以来的整个中国传统社会里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儒、释、道鼎足而三的对立而又统一的状况,是较为接近的。在这种具有相似文化形态的社会背景下,朱熹的礼乐哲学思想在继承与发扬传统儒家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如何应对佛、道两家哲学思想与文化的挑战,以及如何整合与创新整个中华文化,这一系列的相关理论和社会实践,对于当前我们的整个学术界、文化界,尤其是从事传统文化与哲学方面研究的广大学者们如何去重振“国学”,如何去建设既是华夏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而言,无疑在很多方面都是有着较为重要的启示意义的。

 

    二、朱熹礼乐哲学思想对传统礼乐之当代实践的方法论启示

 

中国自古以来即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知礼重礼是构成中华民族形象标签的重要内容。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传统礼仪却受到了人们较多的忽视甚至是贬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场,再加上日益增多的国际交流的需要,西方礼仪文明在我国大受欢迎和追捧,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礼仪文明反而受到冷落。但与此同时,国人也开始注意到,一些被我们自己遗落的传统礼乐文化精神及许多古老的礼仪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日本等国家均保存得相对完好。这无疑有着令国人尴尬的讽刺意味。出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被冷落和贬低的现象,实际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国人的文化自卑心理。然而,“中华民族要振兴,首先要有文化自尊和民族自信。一个失去了文化自尊和民族自信的民族,是不能凝聚人心、走向腾飞的。”[4]而要提升文化自尊与民族自信,重拾我国优秀的传统礼乐文明,并在全社会范围内普遍推广实施,是必要,也是行之有效的。只是我们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对于传统礼仪必须加以合理扬弃与改造。而当今中国社会要继承与发展传统的礼乐文化与文明,朱熹的礼乐实践智慧就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1.传统礼乐的诠释与修订原则

从青年时期开始,朱熹就在筹划和从事《家礼》的编订;到了晚年,由他牵头并组织众多友人和弟子参与编修《仪礼经传通解》,将传统礼经学“尽数拆洗一番”,则是他最重要,也是最让他自得的学术活动之一。由此可见,关于传统礼经学的编修改订的讨论与实践,可以说基本上贯穿了朱熹整个的学术生涯。“以义起”“缘人情”、注重礼乐器数,是朱熹关于传统礼乐的修订与诠释思想的基本内容。[5]结合当前的国情与时代特点,我们要合理有效地继承与发展传统礼乐文化,将传统经籍所载之礼仪古为今用,进行现代转换,上述三点仍然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

首先,朱熹所谓的“以义起”,乃是强调以儒家的中庸智慧与中和精神为指导,因时、因地制宜,在延续和保留礼乐本质内涵的基础上对于传统礼仪礼制进行合理适度的改革,以使其“合时之宜”,更具可操作性。在现代礼仪的修订和推广中,我们同样需要在以中国传统礼仪为主体的前提下,结合时代特色,并适当借鉴西方国家的相关礼仪规则,制订出既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礼乐文化精神,又简便易行,为中国各阶层人民所广泛认可,也能在涉外礼仪活动中为外国友人所理解和接受的新的礼制规范。

其次,朱熹一贯认为,“先王制礼,本缘人情”,因此,“缘人情”,即主张以人的情感和心理为依据,也是朱熹编订和改制礼仪的重要原则。如今图书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礼仪类书籍,以及各种礼仪讲座中的内容,大多都能较好地贯彻“缘人情”这一中华礼仪文明里重要的制礼与行礼原则。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的是,这里的“人情”所强调的乃数千年礼乐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与价值体系,而当前人们所看到的众多礼仪书刊多是借鉴参考西方礼仪,并不能很好地契合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的情感与心理。所以,朱熹的这一礼乐编修原则就提醒我们,在制订现代中国人“日用常行”之礼仪规范时,一方面要深入生活实际,真正符合中国人的情感需求和情感特征;另一方面则必须坚持以中国传统礼仪文明为制礼的主要依据。

    最后,朱熹也曾强调,古礼所保留下来的大多数具体仪式和礼器形制在后世礼仪的制订与实践活动中都有着重要价值,认为对它们的基本保留和沿用不仅体现了对古礼的尊重,也是传承古礼主体精神的主要手段。在现代礼仪规范的设计当中,我们同样有必要沿袭较多的传统礼仪,并模仿古代礼器的形制而制作相关的礼器。譬如韩国尤其是在韩国农村的婚俗中,就大体保留下来了中国古代婚礼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程序仪式,而且制有木制的“雁”以替代真实的大雁活体来作为媒人向女方家长提亲时的信物,这就是对传统礼仪的一个合理变通。在现代社会,尽管提倡自由恋爱,但通过双方所举行的这类传统礼制活动,可以有效地提升婚姻的神圣性和严肃性,端正年轻人对待婚姻的态度。当前我国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就与许多年轻人视婚姻如儿戏,缺乏严谨认真的生活态度有着较大关系。所以,在制订和推行能够普行于世的现代礼仪时,较多地保留古礼中具体仪式和礼器的原貌,抑或予以适当变通以便更好地实践,对于有效继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提高文化自信,进而提升国民人文素养是大有裨益的。

2.礼乐的生活实践原则

朱熹关于礼乐的生活实践原则,一为强调“因人之情”的情感原则,一为“经权相济”的辩证智慧。在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中,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统礼乐文化是绝不可忽视的,故而传统礼仪文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践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上述朱熹所运用的两项基本实践原则,对传统礼乐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同样有着较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一,朱熹深受传统礼学思想的影响,认为礼乐的形成缘于“人情”,亦为“人情”所用。因此,他在讨论礼乐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操作原则时,对“人情”,即礼乐实践中人的情感和心理因素及其所具备的作用和意义十分看重。礼乐实践主体的“诚敬”“敬爱”等情感、心理与“礼宜从厚”的实践原则,也就构成了朱熹礼乐实践观的情感原则的基本内容。事实上,传统礼乐对人的情感的重视,尤其是朱熹所强调的“诚敬”心理与“礼宜从厚”的情感原则,主要便体现在日常生活里的孝亲敬长、尊祖敬宗的道德情感,以及丧、祭礼中事鬼敬神的各种宗教性心理体验方面。但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随着年龄段的递减,尊祖敬宗的传统宗法伦理观念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情感就愈发淡薄;再加上曾受到一些浅显的、片面的无神论思潮的影响,年轻人面对老一辈于传统节假日举行的祭祖仪式等也感到不可理解,甚至反感。这些都说明,随着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许多传统文化元素,如原有的宗族和家庭伦理观念等正在逐渐消失,而相应的新的价值体系又没能很快建立起来,这实际上是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进退两难的文化困境。

为什么会造成这一困境?社会政治、经济、人口政策等各方面的原因都有,而文化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以及被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等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维护宗族与家庭之稳定的宗法伦理观念;但另一方面,由于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力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均盘根错节的存在着,可谓根深蒂固,又岂是一朝一夕就能完全颠覆的!这便给民众在文化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与矛盾,使其显得茫然而彷徨,无所适从。所以,面对极富冲击力的西方文化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快节奏生活方式和功利性极强的浮躁的快餐文化,以及由此给人们带来的文化心理上的迷乱和消沉,我们就必须在华夏民族的土地上,以传统礼乐中优秀合理的部分为基础,结合当前社会实际,并借鉴参考西方现代文化与文明,来继承与发扬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优秀传统文化,恢复人们的文化自信心与自尊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认真贯彻实践传统礼乐文化的核心精神。朱熹的“诚敬”“敬爱”“礼宜从厚”等情感原则即可在情感和心理方面为我们提供指导,提醒我们以“诚敬”的态度、“礼宜从厚”的原则去践行如祭祖敬宗、孝亲敬长等日常生活礼仪,进而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安定。当然,朱熹所强调的“礼宜从厚”,并非是指无节制的铺张浪费,而是以适中合宜为根本要求,坚持“经权相济”的实践原则。

其二,朱熹所运用的“经权相济”的实践原则,其核心内容就正是“中”与“时”这两个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他反复强调“礼贵得中”,认为把握与坚持“中”是制订和实践礼乐的根本,为“经”;同时又必须以“时”的观念来调适不同时代和环境下的礼乐实践活动之“中”的表现形态,这便是“权”。二者的有机结合,即构成了朱熹“经权相济”的礼乐实践观。

“经权相济”是一种典型的儒家式的思辨智慧与实践智慧,在当代社会,我们在编定礼仪规范和实践礼乐传统时即需要运用这一重要的实践原则,以在继承传统礼乐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能够有效地迎合时代的需要,同时也使之切实可行,具备普遍适用性。具体如前述所言朱熹的“礼宜从厚”原则,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祭祖敬宗,还是人际间的礼尚往来,虽然为了让礼节更加到位,使情意更显真挚深切而强调“礼宜从厚”,但也并非是越“厚”越好,否则将不仅仅是造成无谓的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还会因不合礼节而适得其反。显然其间是有着基本原则和底线的,而这一基本原则和底线又因人、因时、因地各有不同。如何去判断言行是否合礼适度,就需要认真去体悟和把握朱熹所提倡的“中”与“时”的实践智慧。当然,不仅是在重构和实践传统礼乐时有必要采用这一原则,事实上,“经权相济”的实践智慧也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无疑是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

3.礼乐的政治实践原则

朱熹一生虽满怀报国之志,却仕途坎坷,在外为官不足十年,其切身的政治实践活动并不足够充分。不过,就在他不长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办社仓,整肃吏治,惩戒贪腐恶霸,努力推行“正经界”等农业经济改革,等等,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做了许多事情。其中如“正经界”之举虽没有成功,但总体来说,朱熹的政绩还是令人称道的,为其赢得了很好的官声。

朱熹为官时所推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教育等措施,以及在向当朝皇帝献书进对,与弟子、友人讲论时所提出来的诸多政论思想,等等,大多都是直接或间接源于《周礼》。可以说,朱熹的政治思想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儒家礼治思想。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来审视朱熹的政治实践及相关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两个主要的方面:一、合理政治秩序的建构;二、君臣关系的维护。他的礼乐政治哲学思想是其政治实践的基本指导原则。在政治秩序的建构方面,他延续了儒家一贯的德政主张,强调德礼为先,政刑为后,但同时也并没有否定政刑的功能和价值,与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哲学思想较为一致。而朱熹的礼乐政治哲学思想中,最具价值的则是他关于礼制之下君臣关系的反思。他曾指出,金廷在礼制确立之后“上下位势渐隔,做事渐难”,[6]认为儒家礼制在严格确立上下位阶等秩的同时,也有着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因此,他极力宣扬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的君臣伦理关系,要求君臣上下“亲爱一体”,以“礼让为国”,共襄强国盛举。作为一个典型的传统士大夫,朱熹从中所体现出的理性精神与爱国爱民之心着实令人感佩。

现代政治强调民主与法治,封建时代的君主集权专制和德政礼治的政治思想自然与之有别。但即便如此,朱熹的礼乐政治哲学思想与政治伦理精神仍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第一,朱熹所极力推崇的德礼为先、政刑为后的德政与礼治观念,虽然并不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现实,但其中对为政者的道德品质的重视,就提醒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对于政府公务员的个人道德素质的考查和培养,而非仅仅是关注其政治表现。当前之所以贪腐现象屡禁不绝,除了官员权力过于集中、制度监管有限等客观因素之外,部分政府官员缺乏“慎独”精神,道德素养低下,自我约束能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所以,从传统伦理思想入手加强“官德”建设,是建构现代政治伦理的重要方面。尽管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是经由数千年的历史所证实,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的。

第二,朱熹对严格的礼制之下君臣关系的反思以及对于君臣之间“诚爱”“相亲”的伦理关系的呼吁,在当前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更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迎合了时代的需要,是其根本原因,而良好的党内民主作风和亲如一家的干群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建国之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的上下级关系,还是社会上的干群关系都基本上延续了这一优良传统。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党政机关内部的上下级关系以及干群关系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同志加战友”的亲密感情已渐渐淡薄,“位势渐隔”的现象初现端倪。因此,在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均坚持原则、各尽其职,努力维护民主、公正、透明的行政环境的基础上,合理借鉴朱熹所主张的君臣关系理论,去其封建专制制度方面的糟粕,进一步加强有原则的“亲爱一体”的现代政治生活中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的建设,也是十分必要的。

 

  三、朱熹礼乐哲学思想对当前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建设的启示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国家日益富强繁荣,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是我国举世共睹的成就。然而,由于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化,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客观上对国民思想道德建设一定程度上的松懈所造成的影响等因素,使得我国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具体而言,则如焦国成所说:“善恶标准模糊,耻感低下,规则意识淡漠,是当今社会最主要的问题。”[7]但事实上,中国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厚的文明积淀的国度,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化传承中,强烈的道德属性恰是其最根本的特征。如今国民道德素质所呈现出的下滑趋势,除了受市场经济与西方文化的冲击之外,也和较长时间以来我国的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的传承有些脱节不无关系。甚或后者才是关键。所以,在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中,我们不只是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认真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里具有普遍意义的优秀价值观,更要充分发掘与传扬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精髓。朱熹的礼乐价值论中对于“仁”“敬”“和”等儒家核心伦理观念的深刻论述,即可为我国当前所出现的如“善恶标准模糊,耻感低下,规则意识淡漠”等现实道德问题提供较有针对性的理论借鉴,并有助于真正建构起来一套既与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一脉相承,又能够和世界优秀文化对接,完全合乎社会与时代发展要求的价值论体系。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仁德培养

朱熹关于”仁”的解释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8]强调“仁”是人心固有之德,乃形成与实践人类之“爱”的基本原理;二是认为“仁”是“天地生物之心”在人心中的体现,“仁是个生底意思”,[9]将传统的“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先验性伦理观念与人类个体心性结合贯通起来。随后他在讨论“仁”与礼乐的关系时,一方面依循先秦儒家的传统,认为“仁”是礼乐实践的核心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则以礼乐为“仁”的实现途径。同时,“仁”作为儒家伦理思想中最具代表性、涵义最广泛的一种德性,它既是与“义”、“礼”、“智”等并列而居首的人伦之大者,同时又能涵括其它诸德。“仁”在孔子的大力提倡宣扬之下,成为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到了朱熹,则在原有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理论背景,对之予以了更为充分的演绎和阐发,进一步强化了“仁”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体系中的首要地位。

朱熹“仁者,心之德”的看法乃是对孟子性善论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性善论倾向无疑能够有效地增强人们对人性的良性发展并有效提升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信心。因而从社会价值方面来看,它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而朱熹强调“仁者,爱之理”,主张“仁”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推行仁爱之道的基本原理,也正是建立在其性善论基础上的。将“仁”由“爱”延伸到“生生之意”,不仅是朱熹对于孔孟关于“仁”的观念的发展,同时也告诫人们:除了关爱家人、朋友之外,也要由亲及疏,由近及远,逐层推扩,最终超越地域和族群;而且还应将仁爱之心传递给生活世界中的其他生物,充分保障它们的有效生存与发展,这便是“仁”所具备的“生生之意”的大体涵义。用现代话语来阐释朱熹的这一理念,则是当前社会所大力提倡的博爱与环保意识。尤其是后者,更是当前的一个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地球是人类共有的家园,我们在其中求取生存资源,亲爱家人朋友的同时,也必须顾念与我们同处于地球家园的其他生灵,维护它们的生存权利,进而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促进全球生物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由于“仁”是礼乐的核心伦理价值依据,礼乐则是“仁”的外在表现与实践途径,二者是紧密联结的整体,因此若要真正使得“仁”这一传统伦理智慧为现代社会所用,并深入到人们的日常行为观念之中,对经过合理现代转化的传统礼乐的宣传、教育和推行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当前加强传统礼乐的研究与推广的意义。

2.“敬”“和”意识的养成

“仁”是一个相对宽泛、缺乏具体操作原则的伦理论题,礼乐实践作为它的培养和实现途径,其内蕴的“敬”“和”观念就要显得更具实践价值。朱熹认为,“敬”与“和”分别构成了传统礼、乐的基本伦理内涵和依据。“敬”主要有着“敬畏”“爱敬”“诚敬”三个方面的含义,“和”则主要强调的是个体心灵与情感的和宁安定,为“情之正也”,认为“合于礼便是和”,“吾心安处便是和”。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朱熹的礼乐价值论中对“敬”与“和”的重视,实际上所体现出的乃是他对于以礼为根本标志的宗法伦理的极力维护,以及对于人的情感和心灵世界的终极关怀。而二者由礼乐之间唇齿相依的紧密联系所形成的“敬”体“和”用、“敬”先“和”后,以及“敬则和,和则自然敬”的流转相依的关系,便揭示出了朱熹礼乐伦理思想中重视情理和谐的基本特点。

就现代人的社会伦理生活而言,“敬”与“和”作为礼乐的核心价值观念,伴随着礼乐的生活实践,在人际关系的伦理建设中同样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诸多问题,如人类对环境的肆意破坏,年轻人的桀骜不驯、目无尊长,人际交往中的诚信缺失,等等,都与传统的“敬”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弱化有着莫大关系。朱熹关于“敬”之“敬畏”“爱敬”“诚敬”三个意涵的讨论,则提醒我们应当以这三种伦理态度认真对待日常生活中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的交往事务。

孔子讲“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朱熹认为,此处之“畏”应释作“严惮”,“严”便指敬肃,“惮”则有“畏”的意思,孔子所言之“畏”即指“敬畏”[10]。在孔子之“畏”的基础上明确添入了“敬”的内容,无疑是朱熹的一大贡献,体现出了理学重“敬”的伦理特征。同时,“敬畏”伦理观念也是朱熹礼乐价值论的重要内容,在今天对于我们仍然有着借鉴价值。虽然我们已不再迷信“天命”,但仍需要敬畏自然,敬畏生命,关注生态环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孔子所讲的“大人”“圣人”主要是指贵族统治者和古圣先贤,“大人”在现代社会则大致可比拟为领导或师长。对于领导,今天由于直接的利益相关性,或许人们内心深处的“畏”比“敬”要多得多。对于师长及古圣先贤,从当前各类媒体的报道,以及我们耳闻目睹的许多现象来看,年轻人也已逐渐丧失了应有的那份敬畏之心,如近些年高校中频发的师生冲突事件就是典型例子。所以,“今天,我们有必要对朱熹的敬畏伦理思想进行辩证扬弃和现代转换,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元素,为新时期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化资源。”[11]

此外,由于近年来我国社会年龄结构已日趋老龄化,而社会养老制度和机构建设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尚有很大差距,加上我国又有着深厚久远的孝文化传统,故而由子女来赡养父母仍是主要的养老方式,同时也是造成我国中青年人群普遍感觉压力很大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大对于朱熹礼乐价值论中“孝敬”观念的宣传与推广,自然就有了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社会价值。其中,特别是要强调“孝养”与“爱敬”的必然结合,使得子女在对父母尽孝的过程中不仅仅是给予物质上的满足,更要在情感与心理上给予周到细致的关爱和照顾。同时,朱熹强调做人做事的“真实无妄”,要求在社会生活中坚持“诚敬”的态度,这对强化人们在人际交往中的诚信与尊重他人的伦理意识也有着积极意义。

至于“和”的礼乐价值观念,则主要体现出了朱熹在礼乐实践活动中于人类情感与心理和谐的重视。对现代人而言,面对着强烈的社会竞争,尤其是正处于成家与立业关键时期的年轻人,所要承受的精神压力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精神压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为生存困境,譬如说房价飙升,就业不易,以及“生不起,死不起,也病不起”的社会现实,等等,都是十分严峻的生存难题;一为心态失衡,由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强烈,加上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在一定区域和一定时间里没能得到有效体现,等等,都比较容易导致部分人的心态失衡,从而做出过激的举措,如轻生、易冲动,从而引发伤害自身、他人及社会的事件等。这些都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危机。朱熹认为“和”为“情之正”“吾心安”的情感状态,并认为“合于礼便是和”,这一观念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来说,无疑有着较大的借鉴价值:第一,它提醒我们,“和”首先是一种个体内在的情感和心理体验,是个体内心的祥和安定,而非任何外在于人心的物质化的东西;第二,“合于礼便是和”,作为传统道德规范的礼虽然与今天的社会道德规范有所区别,也更非今天的法制,但朱熹所强调的这点则告诫我们,相比众多的“心灵鸡汤”,如各种“心得”式的讲座、书籍等等,要营造内心的和谐世界,遵纪守法、依循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恰恰才是最基础、最普遍适用,也是最重要的途径。



    [1] 冯兵:《礼乐哲学论纲》,《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

[2]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23页。

[3] 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13期(19231月),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合订本,第3册。

[4] 彭林:《儒家礼乐文明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页。

    [5] 详见拙文《“义”·“人情”·礼乐器数——朱熹论“礼”的传承与修订》,《哲学动态》2015年第2期。

[6]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九,《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3页。

[7] 焦国成:《守善寻本:雕塑和谐社会中完善的人》,《中国教育报》,2005118

[8]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一,《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

[9]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02页。

[10] (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八,《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

[11] 郭淑新:《朱熹的敬畏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蕴》,《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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