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与孔子和儒家的境遇直接相关，董仲舒哲学在近百年来遭遇了巨大的误解和批判，故有必要反思百年来董仲舒哲学研究历程，以拨乱反正，更好地传承转化优秀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清民之际内忧外患、民族存亡而引发文化自信危机，董仲舒哲学研究因儒家传统成反思和批判的对象而成为热点。而新中国董仲舒哲学研究更具戏剧性变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感召下，曾发挥关键历史作用的董仲舒尤其令人瞩目。

【关键词】董仲舒；儒学；经学；哲学

关于董仲舒的研究也称董子学，主要有董仲舒著作的古籍整理研究、经学角度的董仲舒研究、各种分学科角度的董仲舒学说研究和董仲舒哲学研究，由于董仲舒哲学研究与其它各方面有时关联较大，本文将视情介绍其相关成果。清民之际内忧外患、民族存亡而引发文化自信危机，董仲舒哲学研究因儒家传统成反思和批判的对象而成为热点，而新中国董仲舒哲学研究更具戏剧性的变迁。关于董仲舒研究的期刊论文数以千计，2015年9月5日在知网上以“董仲舒”为主题词搜索，有期刊论文2108篇，硕博论文457篇，会议论文172篇，报刊文章33篇。本文选取较有代表性的董仲舒哲学研究成果以窥百年研究概况，除了介绍几篇比较关键的单篇期刊论文，多择取著作和博士论文。

一、清末和民国大陆董仲舒哲学研究

清民之际，廖平和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推崇董仲舒。廖平的《家学树坊》《知圣篇》等著作发展了董仲舒的素王改制说，认为后人拘泥的董仲舒王鲁说其实本义是讲素王，王鲁只是素王的假托，即孔子是着六经托古改制，特在《春秋》为主的六经中寄托微言大义，不仅是为汉制法，而且是为全球宇宙立千秋万世行王道致太平之法。康有为率万木草堂学生主持研究《春秋繁露》，撰成《春秋董氏学》，于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由上海大同书局刊行，可以看作民国专题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先声。他以凌曙注本作为原典，直接从事董仲舒思想诠释，通过归纳论述同类概念的原著句段，用西方欧氏几何证明方法重释，推导论证康有为根据时势所认识到的微言大义，从而提出中西体用同异的若干问题。

清末宣统年间，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是董仲舒著作校释和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苏舆是王先谦弟子，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选拔贡，维新派和新政的重要反对者，他反对戊戌变法，批驳康有为所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集编反变法论著为《翼教丛编》，攻击变法和新政实行者“伪六籍，灭圣经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苏舆集数十年功夫著《春秋繁露义证》，搜罗历代有关文献和清代今文经学成果，兼综汉宋，在考证注疏和义理阐发上均超越前人，可谓集大成之作。然而也以卫道士的一贯立场，针对康有为把董仲舒思想为变法理论基础的做法，特于考据上周密考证、义理上正本清源，重新阐释董仲舒王道思想，批驳推行变法和新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同在湖南的维新派经学家皮锡瑞，多种著述中论及董仲舒经学思想。分别成书于1905年和1907年的经学名著《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对董仲舒经学成就、地位和思想有较为公允的论述。前书在“经学昌明时代”中特表章董子，以为董子作为西汉今文说的代表，“专明大义微言”“能兼义理训诂之长”“以《春秋》决狱”“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学”。后书《春秋通论》则大部分论析董子春秋学思想，认为董子之学最醇，孔子《春秋》微言大义多存于董子之书。

陈柱作于1928年的《公羊传哲学》，就自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的公羊家言，分成革命说、尊王说、弥兵说等十五个主题，旁征博引，融汇贯通，分章论述公羊家所阐发的春秋微言大义，多有深掘发明。

冯友兰于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下册论述经学时代中国哲学，第二章“董仲舒与今文经学”，以其宇宙论(对于世界的道理)、人生论(对于人生的道理)、知识论(对于知识的道理)的哲学框架分析董仲舒哲学。冯友兰高度评价董仲舒在西汉的地位，认为董仲舒可重复代表西汉的时代精神和当时思想。对董仲舒哲学的核心领域《春秋》诠释，则誉之曰：“《春秋》一经，以前儒者虽重视，然自经董仲舒之附会引申，而后儒所视为《春秋》之微言大义，乃始有有系统之表现；盖董仲舒之书至于《春秋》，犹《易传》之于《周易》也。”

萧公权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第九章专节论述董仲舒政治思想。书中认为董仲舒“阐明天权以限制君意，为西京诸儒之巨擘”，而董子天人关系理论实为天君关系理论，要旨在于法天，治道以教化为归宿，配合以制度纲纪。

段熙仲1944年应聘为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讲授“《春秋》公羊学”，于1948年成稿《春秋公羊学讲疏》，后陆续增补修改。在他逝世后，经鲁同群等弟子们标点整理，于2002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董仲舒开创并为后人发挥的春秋公羊学思想为阐述内容，分导言、事、辞、例、义、余论等六编论述，其中董仲舒春秋学思想是重点论述对象。

二、建国后大陆董仲舒哲学研究

(一)研究概况

建国初期，关于董仲舒思想的研究和当时的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一样, 受教条化、公式化的禁锢。此外因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在中国, 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这段话成为当时学术界评论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党派性和阶级性的准绳。周辅成在1961年出版的《论董仲舒思想》虽隐晦地肯定了董仲舒某些政治主张的积极意义和历史作用，但把董仲舒列为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这种论调的所谓研究比比皆是。惟有熊十力一人仍然以正面肯定的方式阐释董仲舒思想，如1951年在大众书店出版的《论六经》，建言新政权表彰六经，以儒家传统为社会主义服务，将董仲舒与现代新儒家特别推崇的孟子并提：“孟轲董子奉元而治，辨王霸，别义利，其庶乎得春秋之本矣。……二子之学，皆有得于易，同为公羊学，识春秋之本者，犹赖有二子，然皆不免于迂阔。”熊氏各种著述经常征引董仲舒，很推重董子。

大陆关于董仲舒哲学的学术化研究是从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1979年7月北京地区召开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 学者们批评了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只是根据哲学家的出身来断定其哲学世界观的实质和政治立场的唯成份论以及把唯物主义与革命和进步, 唯心主义与反动和保守简单等同起来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出现了对董仲舒哲学的肯定性研究。1980 年9月18日，中宣部、中国社科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哲学编辑部等有关单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召开中青年哲学史工作者座谈会，并于10月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6位中青年学者谈话内容摘要，其中有吴光《谈哲学的党性》一文，在学术界首次对列宁的哲学党性思想提出批评，认为哲学党性之说容易混淆哲学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不同性质，指出所谓“唯心主义是反动的、唯物主义是进步的”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吴光在1979年撰写的文章《“天不变道也不变”辩——论董仲舒的天道观与王道观》(后以《论董仲舒的天道观——兼论其王道观的进步历史作用》为题发表在《浙江学刊》1982年第1期)即以此新哲学史观研究董仲舒的哲学思想，认为董仲舒虽然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但却是进步的政治思想家。严北溟1980年发表的《谈“天不变道亦不变”》肯定了董仲舒的“限制王权及其它主张变革的思想”，认为他创议独尊儒术和神化孔子, 固然对后世起着束缚思想的不良影响, 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上筑起一道堤防以限制外来宗教和避免欧洲中世纪那样一个黑暗时期以至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某些独特传统上, 也还是有着一定积极作用的。”^[1]1986年9月在有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和河北省社科院、哲学社科联合会共同发起全国首次董仲舒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检讨了以前董学研究所受的教条主义、公式化和“左”的思想束缚，当时的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岱年先生高度肯定了董仲舒的历史作用，董仲舒研究专家钟肇鹏、金春峰、周桂钿等发表了积极肯定性研究论文^[2]。

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继承上述文革后董仲舒研究成果，一反过去认为两汉思想贫乏、低下的偏见，认为它无奇不有，雄浑、粗犷，也打破了建国以来难以摆脱的阶级分析和唯心唯物的习惯研究思维模式，开辟了董仲舒思想研究新气象。金春峰认为，“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应该是透过历史陈迹，把曾经活跃在其中的活的思想运动，他的发展和演变再现出来，让人们看到它在产生时的千姿百态和生机勃勃的力量，看到民族智慧的灿烂的光彩。”^[3]16-17他认为汉代的时代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哲学形态是以阴阳五行为模式的天人同类、天人相与、天人相副，是自然论与目的论的对立和相互影响，决定了他的认识论的经验主义与方法论的重系统和结构的特征。该书高度评价董仲舒的思想体系，认为它“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吸收法家、墨家、名家、道家黄老思想，形成综合与扬弃各家的一个思想体系，在整个汉代四百年间，覆盖与支配了《易》学、《诗》学、《尚书》学等各学术领域，成为一时代性的思想与思潮。没有这一体系的建立，仅靠政治的力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绝不可能成功的。”^[3]4-5

此后相继出现有关董仲舒哲学研究的成果。如果说于首奎1988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汉哲学新探》大约一半篇幅的董仲舒哲学论述还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特征的话，那么周桂钿198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董学探微》一书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跳出了旧研究模式窠臼，从不同角度详细研究董仲舒的思想史细节和各个哲学面向，可谓董仲舒研究指南，其中也在传统研究方法意义上涉及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周桂钿于2012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董仲舒研究》一书，则更为原本地研究董仲舒思想。华友根1992年出版的《董仲舒思想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试图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待董仲舒和全面系统地探讨董仲舒思想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王永祥1995年出版的《董仲舒评传》，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本着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全面评述董仲舒生平、思想及其影响。蒋庆1995年出版的《公羊学引论——儒家的政治智慧与历史信仰》、2003年出版的《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和2011年出版的《再论政治儒学》，分别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针对作者认为的宋明理学和当代新儒家片面强调心性之学这一内圣面向所带来的弊端，阐述和申论以孔子和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外王学。曾振宇与范学辉1998年合作完成并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一书。干春松2003年出版的《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2006年出版的《制度儒学》和2011年出版的《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在考察儒家传统和政治社会制度的互动中，论述到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历史源流和后世影响。张祥龙2012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从董仲舒到陆象山——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一书，以三讲篇幅专论董仲舒哲学，以他特有的现象学背景和儒家情怀分析论述董仲舒思想，独出机抒，别开生面，发掘出富含灵性、人所未言的董仲舒哲理。余治平2013年出版的《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将董仲舒研究回归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体系，聚焦董子诠释《春秋》的义理、法统、属辞三大方面，爬梳文本，精详考论董仲舒《春秋》诠释学。董仲舒故里的《衡水学院学报》2007年开辟“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已发表百余篇文章，其中不乏名家力作，为董仲舒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专门学术平台。该学报先后参与主办、承办了董仲舒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10余次，并于2013年以来在巴蜀书社编辑出版《董仲舒研究文库》三辑。

中山大学冯达文和李宗桂两位教授对董仲舒哲学的研究很有启发性意义。冯达文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哲学略述》中，以秦汉之际为界，把先秦哲学的发展脉络梳理为从宗教信仰发展到儒道的价值理性、再下落到秦法的工具理性，而把董仲舒所开创的新儒家传统视为工具理性向宗教信仰的回归，并在两个方面为这一备受争议的新传统辩护：人类文化的发展是通过不断地把价值信仰存在化而得到实现的；就人类文化的功能而言，文化构筑的为“意义世界”，董仲舒构筑的是存在价值化的世界，既具现实性，又具意义性，因而为现实中国所体认和遵循。李宗桂较早研究董仲舒，自上个世纪80年年代以来发表《相似理论、协同学与董仲舒的哲学方法》(1986年)、《论董仲舒的政治哲学》(1992年)等系列董仲舒研究论文，比较独立地从学术角度发掘董仲舒哲学研究方法和内涵意义。前文以相似理论和协同学方法与董仲舒的哲学方法进行对比，认为董仲舒有一套独特的、行之有效的、系统的方法，即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现象相似为基点,以事物量的一致和质的类同为依据,通过事物间非线性的相互作用, 使事物的自组织效应发挥到最大限度, 从而使系统(自然和社会)由无序走向有序的模拟方法。后文通过“德主刑辅的王道观”、“三统循环的历史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会秩序论”等三个方面的政治思想论述，认为董仲舒政治哲学体系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核心的天人一体论，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改铸先秦儒家思想，为维护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服务。

另外，众多哲学史、儒学史、经学史、学术史著述大多有董仲舒思想论述。如王葆玹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出版的《西汉经学源流》和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首版、2004年修订再版的《今古文经学新论》，均有较大篇幅的董仲舒经学思想研究论述。由汤一介、李中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儒学史》(两汉卷，许抗生、聂保平、聂清著)，第二章“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儒学思想体系”专章论述董仲舒儒学思想。赵伯雄所著《春秋学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4年再版，第二章第三节“一代《公羊》大师——董仲舒”专门论述董子其人其书和经学思想成就。黄开国所著《公羊学发展史》2013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系统梳理了公羊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其中西汉的兴盛阶段专章论述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考述其生平、著述的基础上，述论董仲舒《春秋》诠释的内容、方法、政治实践及其历史评价。

特别要表彰的是，钟肇鹏先生主编的集大成之作《春秋繁露校释》经三十年多方努力，终于在1992年收入《孔子文化大全》，2005年又再度校补后于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董仲舒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该书除了集历代版本优点及大家校释成果，校注精密稳妥，还有幸保存了在文革中毁失的曾康宇先生所著《春秋繁露义证补》和杨树达先生《春秋繁露札记》等手稿转录资料。钟肇鹏先生除了此书中大量关于董仲舒哲学的义理诠释和文献考证之外，在199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专著《谶纬论略》中有转节“董仲舒的《春秋》与谶纬”，200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孔子、儒学与经学》下编中，有四篇论文专述董仲舒哲学思想。此外，国内还有一些董仲舒著述整理成果，如由阎丽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董子春秋繁露译注》，由衡水师范专科学校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所编注、袁长江主编、学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的《董仲舒集》等。曾振宇与傅永聚于2010年合作注释《春秋繁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春秋繁露新注》，精择前人注释考证成果，信、达、雅兼具，内容翔实，简炼便用。

(二)博士论文

以董仲舒哲学研究为博士论文主题的研究成果，直到80年底末才随着大陆博士学位制度的建立而出现。总体而言，董仲舒哲学研究的博士论文一出现就基本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并在同时代研究成果中保持一定的学术前沿性。据所见博士论文成果，大致可分为泛哲学式研究、传统学术式研究、政治哲学研究三类。

泛哲学研究，指根据作者的学术兴趣，将董仲舒哲学思想置于某一学术论域的泛化研究。山东大学历史系黄朴民博士1988年答辩通过的《董仲舒与新儒学》，2013年6月修订后以《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研究》书名在岳麓书社出版。该文把董仲舒思想和《白虎通义》视为汉代儒学的主要代表，通过对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渊源、形成、内容、特点、影响及其历史命运的分析、阐述，以期认识和把握汉代儒学思潮演变发展的基本面貌和历史地位，认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儒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理论建构上充分汲取其它学说的长处，丰富和完善儒家的思想体系；在实践上有效克服早期儒学的某些弊端，适应了汉代封建统治的最大需要。复旦大学哲学系余治平博士于2001年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用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生活世界、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热门主题范围庞杂的董仲舒政治哲学体系，虽有一定独到之处，但效仿西方哲学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进行理论架构略显牵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刘国民博士在2003年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董仲舒的经学诠释及天的哲学》，从汉代思想文化建设的角度研究董仲舒哲学思想，借鉴西方解释学理论和方法分析董仲舒对《春秋公羊学》的诠释，又系统论述董仲舒天道思想的哲学建构过程。

传统学术式研究，是指基本保持传统学术研究视角和概念体系，按照经学内在理路研究董仲舒哲学的研究。中山大学哲学系许雪涛博士2003年答辩通过的《公羊学解经方法——从〈公羊学〉到董仲舒春秋学》，把孔子修纂《春秋》理解为“编码”的过程，而把公羊传和董仲舒的阐释当作“解码”的过程，从中探析公羊学的经典解释方法。该文广泛采用中西有关研究方法，对甚为复杂的公羊学解经做出很有条理的分类分析，为后来公羊学和董仲舒研究者做了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黄铭博士2013年答辩通过的《董仲舒春秋学研究》，旨在从《公羊》学内部的理路来研究董仲舒的《春秋》学，研究方法是“以何解董”，通过《公羊传》,特别是何休对于《公羊传》的解读,来研究董仲舒的《春秋》学，同时先于辨析董何之别以免混淆，认为董、何最大的差别是解经方式的不同,董仲舒“以义解经”,而何休则是“以例解经”,两种不同的方式可能会带来义理上的差异。该文深入探讨董仲舒《春秋》学的诠释方法是对于《春秋》之“辞”本身的论述,把“辞”分为“常辞”与“变辞”两大类。“常辞”所要体现的是应然的价值体系,而“变辞”则是因为事情、以及情感发生了变化,文辞也必须作相应的变化,以彰显事件背后的义理。此外还论述董仲舒《春秋》学的哲学基础即天的概念，讨论董仲舒《春秋》学诛讨乱臣贼子的大义和改制的微言。

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则因应现代学术体系较为本原地研究董仲舒思想。中山大学哲学系赖美琴博士于1999年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韩非与董仲舒政治哲学比较研究》，认为韩非政治哲学以法治主义、功利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和思维特征，董仲舒政治哲学以德治主义、道义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和思维特征。前者产生于动荡纷争的战国时代，后者形成于安定统一的汉武时期，韩非和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产物，是取守异术的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提升，从韩非的刑罚至上到董仲舒的德主刑辅、以儒统法、儒表法里，标志着先秦以来儒法政治哲学由对立到合流的完成；以法为本和唯礼是从，分别是韩非和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特质和归依；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的悖反，强权政治与王道政治的互补，形成了适度的张力，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独特风貌，对后世产生了而又深刻的影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张文英博士2008年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该文以政治哲学是每个时期的思想家对社会政治生活所做的应然判断为理论基点，考察了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重点探讨董仲舒哲学中的天人关系、人性论和循天而治三个方面，认为董仲舒使儒学更加贴近政治现实，同时仍然保有先秦儒家的人文精神以及对王道理想政治的追求。该文认为董仲舒思想存在逻辑缺陷和神秘化元素，应对汉代经学日益走向僵化和谶纬负一定责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崔涛博士在2004年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董仲舒政治哲学发微》，在2010年评审通过的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出站报告《董仲舒宇宙论思想研究》，2013年7月一并由光明日报出版社以《董仲舒的儒家政治哲学》为书名出版。作者发挥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优势，在原著考证辨析和材料运用上颇见功力，同时作者对西方哲学的浓厚兴趣和广泛涉猎，使得博士论文研究内容丰富而新颖，董仲舒的宇宙论思想，颇具哲学前沿性。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吴龙灿博士在2012年5月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天命、正义与伦理——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2013年5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严格学理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视域重新诠释董氏，从参通天命(天)、正义(地)和伦理(人)三个维度的儒家王道观考察和诠释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体系，认为董仲舒立足汉初，综罗百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涵摄华夏上古政治文明，创造性转化先秦政治哲学智慧，以天命为政治正当性根据，以正义为政治运行原则，以伦理为社会行为规范，开辟了两千年以儒家王道政治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基本模式，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范式和主流文化学术形态。

三、港台和海外董仲舒哲学研究

(一)港台

牟宗三上世纪60年代在台北出版的“新外王三书”(《政道与治道》、《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对董仲舒政治思想有所论及，此三书“意在分析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及其局限与缺失。这一时期，牟氏主要趋向是以西方价值批评、改造中学，尤其是引进西学，倡导启蒙意识、知识理性与现代制度建构方面，不遗留余力。”^[4]3牟氏有很强的理论框架建构和判教癖好，董仲舒政治思想也被放在他衡定的坐标上，在《历史哲学》第四部第二章“仲舒对策、汉武更化”中，把汉武帝的复古更化，纳入“综合的尽气之精神”境界，认为“由汉武之‘发扬的理性人格’配之以董仲舒之以超越理性为中心之大系统，遂构成大汉帝国之统一，而成为‘超越的构造’之局。”^[4]252

徐复观在20世纪70年代在港台陆续出版的三卷本《两汉思想史》，是汉代思想研究的扛鼎之作，第二卷中以“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大系统的完成”为题，用全书四分之一强的篇幅专论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思想，介绍董仲舒的生平、时代，考证《春秋繁露》成书经过及其真伪，正文分“春秋学”和“天的哲学”两个系列研究董仲舒思想，说明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的关联，最后还在余论中研究《贤良三策》，对董仲舒的研究可谓全面和详实。

1984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赖炎元注释的《春秋繁露今注今译》，以苏舆义证为底本，参证清代以来校本成果，斟酌采用清民大家注释，并加校勘补正，是台湾地区学者中至今做得最好的《春秋繁露》校释版本。

较有影响的研究著述有：韦政通在1986年出版《董仲舒》，是世界哲学家丛书中的一本。此书首先介绍董仲舒生平以及与先秦诸子的思想关联，其次重建董仲舒的思想系统，最后探讨尊儒运动以及儒家与专制关系问题；李熊威1978年在台北出版的《董仲舒与西汉学术》，以董仲舒为中心线索来贯穿汉书研究课题，详尽介绍董仲舒思想及其在西汉的影响；赖庆鸿在1981年出版的博士毕业论文《董仲舒政治思想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主要讨论董仲舒的人性论、天人关系和统治手段。张瑞穗2005年由文津出版社出版的《西汉公羊学研究》，从春秋公羊传的崇让观、经权观和董仲舒的经权观阐释西汉公羊学的核心观念，并探求武帝经学首重《春秋经》的原因，以及董仲舒对《春秋经》历史内涵的诠释。台湾地区学者龚鹏程200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代思潮》，论述汉代思想特征和流变，其中在第五章“文字意义的探索”中，以“深察名号”为题，从文字学角度专节讨论董仲舒思想，颇有深意。

另外略提一下在台北出版的董仲舒研究成果：王儒松的《董仲舒天道观》(教育文物出版社1985年)、孙长祥的《董仲舒思想述评》(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1985年)、林丽雪的《董仲舒》(中国歴代思想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杨济襄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上)：文献回顾与方法论》，《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下)：考辨与诠释》，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十一编第六、七册，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等。

(二)海外

日本的董仲舒哲学思想研究是海外较多的国家。中国留日学者邓红1995年在日本出版《董仲舒思想研究》(中文版2007年在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2001年在工人出版社出版《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前者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董仲舒的天道和阴阳五行思想。后者论述《春秋繁露》对春秋公羊学大义的阐释，并寻找此书与《春秋公羊传》对应的经文依据。后书第四节《日本的董仲舒研究》详细日本董子研究现状，说明日本上世界四十年代以来的日本董仲舒研究，最有特色的是《春秋繁露》辨伪考证和思想研究。近期邓红教授在国内分论题陆续翻译和介绍日本学术界董仲舒研究大量著述，值得关注。田中麻纱的《两汉思想史之研究》一书以考证和思想研究结合讨论董仲舒的自然观和五行思想，以新田幸治为代表的“春秋繁露研究会”有一定影响。1943年弘文堂出版的《周汉思想研究》收有重泽俊郎《董仲舒研究》一文，日原利国有系列董仲舒研究文章。

欧美研究董仲舒的学者，以美国学者桂思卓为代表。1996年他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阐释学》(2010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厄出版社出版，朱腾译)，从生平、流传和作者等三个视角审视《春秋繁露》的可靠性，并探讨对春秋公羊传的诠释和经典化问题。还考释了董仲舒生卒年和著作版本。美国汉学家安乐哲教授在读硕士期间即英译了《春秋繁露》，虽未正式出版，但多年来一直用打印手稿本在课堂上作为教材使用，或赠送董仲舒研究者参考，翻译精到，为西方学者研究董仲舒和中西学者学术沟通提供了便利。Michael Loewe著、2011年出版的《董仲舒：儒家的承袭者和〈春秋繁露〉》(Dong Zhongshu,a ‘Confucian’ Heritage and the Chunqiu fanlu，Leiden, Boston : BrilL,2011.)主要从历史事实考据、文献文本梳理和概念命题分析来研究董仲舒生平及其著述。法国华裔作家、法兰西学院首位华裔院士程抱一(François Cheng, 1929- )先生的女儿程艾兰(Anne Cheng)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中也有董仲舒思想研究内容。

结语

上述百年来董仲舒哲学研究概况提要式介绍，可见无论是被作为社会变革的基础，还是遭遇巨大的误解和批判，或者能够被同情地了解，董仲舒哲学都与孔子和儒家的历史境遇直接相关。晚清时期应对“中西古今”之争，董仲舒哲学成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清民之际内忧外患、民族存亡而引发文化自信危机，董仲舒哲学研究随着儒家成为反传统对象而成为反思热点。而新中国董仲舒哲学研究更具戏剧性的变迁，因为现实政治指导思想“儒法之争”和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批判，导致董仲舒哲学成为政治、学术的负面批判对象，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董仲舒哲学还没有脱去政治神学、封建迷信、专制皇权意识形态等污名。经过反右到文革对传统的毁灭性破坏之后，中国学术面临艰难的灵根自植和范式重建过程，当代学人对传统哲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到位，许多移植西方学术模式的研究还非常生硬，在董仲舒哲学研究中都有所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重建的滞后将会成为拖住“中国梦”实现的后腿，而包括董仲舒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是中华文化重建的基础工作。我们有必要反思百年来董仲舒哲学研究历程，重新回归正当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态度，以拨乱反正，更好地传承转化优秀传统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 严北溟.谈“天不便道亦不变”[J].复旦学报,1980(6):67-67.

[2]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董仲舒哲学思想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3]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增订第三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 牟宗三.历史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