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共同体生活如何很可能的问题，与会专家主要针对荀子的秩序观念展开讨论。复旦大学哲学院的林宏星从权威与权力的区分入手，对荀子所论秩序建立者即圣王的内涵、角色做出了新揭示，并特别指出荀子对秩序的论述，因为偏重必要性、弱化正当性，会令权威到权力的转化存在风险。关于秩序应用的对象，河北工程大学历史文博系的张少恩论述了荀子视野中“人”作为“群”的面相；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张美宏则辨析了“群”作为伦序共同体的意义；对秩序本身即“礼”的认识，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李国斌先生论述了早期儒家从自然支配到德性支配的观念变化。
关于个人德性养成的规范问题，与会专家主要围绕荀子习得观念与修养论展开讨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中江探讨了以往未能充分注意的荀子对“行”的论述。王中江先生认为，早期儒家的实践理性观中，荀子特别强调对“行”的训练，其实质是对行为的规范化塑造，可说是一种习得伦理学的观点。而规范的建立，除了有习得性的训练，还要有人性论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任蜜林认为，理解早期儒家对“性”的思考，除了要关注人性善恶的问题，还要关注更大范围的人性与物性的关系问题。此外，规范的建立也与道德人格的养成相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翟奎凤认为，孟子重“充养”、荀子重“隆积”，虽是彰显“德性我”的两种路径，但都以从“小我”走向“大我”为目标。而在德性养成的方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王正辨析了荀子“大清明”观念的不同意项，并彰显了荀子思想中德性养成本身就包含智性训练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匡钊关于荀子“心术”的阐述，也强调儒家的精神训练具有德智相扬的特征。
会议还涉及逻辑史与哲学史的交叉领域，并落实于对荀子论辩理论的讨论。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的曾昭式与何杨强调拓宽逻辑学的边界，从广义论证入手研究荀子的论辩理论，可以更有效地揭示讲道理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其中，曾昭式着力刻画荀子的“心学”论证，指出“心”在《荀子·正名》中沟通“道”与“说”的中介角色；何杨则通过考察《正名》中“辩”与“辨”的关系，指出传统逻辑史关于“名学”“辩学”的区分可能存在的问题；与之相似，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陈之斌讨论了荀子“君子必辩”观念的道德与政治内涵；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李巍则辨析了荀子对人性善的批评所包含的不同论证及其意义。
从学派关系入手探讨儒家的实践智慧，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点。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的马思迈（Tomas Michael）以“养生”为线索，对老子思想如何影响了荀子的修养论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解释。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叶树勋则以“自然”为中心揭示了“自然”涵义从老子到荀子的变化，为解决关于“自然”解释的争议提供了思想史的依据。浙江工商大学哲学系的柴可辅以儒墨乐论的比较为中心，谈讨了荀子与墨子对情欲可控性的不同看法。此外，与会专家也就荀子影响下的董仲舒思想的理解展开讨论。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的黎汉基论述了皮锡瑞对“微言”“大义”的构造与《春秋繁露》文本的抵牾之处，并由此强调了证据观念之于经学研究的重要性；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深川真树则以“诚”概念从荀子到董仲舒的变化为线索，论述了儒家对道德实践与政教实践的关系的理解。
本次会议围绕儒家实践智慧的讨论，既为秩序、规范等传统话题的推进提供了新的讨论思路，更呈现出逻辑史、哲学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交叉研究视野，有助于早期儒家实践智慧的研究能够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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