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言有点算是老生常谈。从我自己从事的学术领域谈起，就谈一点结论性的想法和一些总体上的想法。
这些年已经出现了刚才我所讲的中国哲学整体的再思考，其中有些问题其实是30年代学者讨论过的，比如说中国哲学有没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问题；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论述方式和不同有什么意义；究竟怎么了解中国的形态和特性，进而延伸到什么是中国哲学，什么是哲学的追问，我想这个在近些年都已经开始有些思考了。
就近代的历史来看，哲学这个词是在近代西方文化大量引进以后，日本学者西周从“Philosophy”翻译过来的，也被中国人接受。但是这个概念的建立过程是内在于并且是被规定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化的总进程里面的，这个总进程就是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总方向和框架的规定下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总趋向。因此在这个总方向和总的框架规定下，在学术教育上是以近代西方学术的分类为标准，而全盘承受，这是梁漱溟先生的观点。
通过建立哲学、法学、文学、史学、政治学等等文学概念，形成中国现代化的学术体系。建立这些学科概念的作用，一个是可以本源于近代西方学术的分途，可以有条理了解西方近代学术的内容；第二也方便于引进西方教育的体制，以这些学科概念为支柱来建立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综合体系；第三就是能够和世界文化连接，使中国现代文化能够依照这些学科概念的分工加以发展，进而和世界连通；第四，用这些学科概念来分类整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体系。应该说这是近代整个文化的大发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这个概念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当然，就人文学科来讲，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分类也难免根植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包括语言文化的经验。如果以它作为绝对的标准或者普遍的模式，去规范东西方的文化经验，就会面临削足适履的危险。现在中国研究走进了一百多年了，从中国哲学的学者自身来看，与其他中国近代建立的学科概念相比，如中国宗教，中国哲学这个概念似乎略显尴尬。
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这个词，而在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里面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系统是和西洋所谓的哲学完全相同的。中国古代当然有自己的义理之学，这种义理之学是中国古代哲人他在思考宇宙、社会、人生、人心所形成的一种理论化的体系。其中所使用的概念和讨论的问题跟西方哲学并不相同，论述的方式也不相同。我想儒释道各家都有这类的问题和讨论方式。在这点上前辈的学者对这些极少注意，其实在中国和西方虽然都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论化的思考体系，但是用于构成各自体系的问题并不相同。我们的老师辈，像冯先生、张先生对这点都没有很多的关注。
就我们中国大陆自己来讲，大家比较熟悉的五十年代以后，在当时的学风影响下，哲学史有共同的基本问题的提法，笼罩一切，这个对西方学者、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者当然也有影响，但是对中国哲学研究者可以说造成了更大的困扰。八十年代以来这种影响当然渐渐消失了，但是学术界并没有就东西方哲学是不是有共同问题深入讨论取得共识，我想西方哲学界在西方的大学里面长期以来拒绝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来研究和教学，只是作为思想、宗教或者地域性的文化来研究，恐怕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认定中国哲学中没有讨论西方哲学的问题，或者没有以西方哲学的认识、西方哲学的方式来讨论。
我们经常发现把西方哲学的问题作为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把哲学只理解为一种概念论证之学来判定东西方文化里面有没有哲学的现象，这当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在晚近的讨论里面学者已经提出对这类的情况的解决办法。即应该把哲学看成文化的范畴，换句话说，应当立足于全部的人类文化，用老话来讲，把哲学看作一个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共相，用二十世纪的话来讲，把哲学看成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也就是说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既是西方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印度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也是中国关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它应该是包含了这些在内的世界各民族对于超越自然、社会和人的理论思考的总括。
所以这样一个立场上看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殊相，当然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讨论方式也就不足以构成哲学之所以为哲学的标准。在这样一个立场上来看，哲学这个概念就不应该只是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应该是世界多元文化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当然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中都包含了具有普遍性意义而又互不相同的内容。因此中国历史上的义理之学就是中国哲学，虽然它的范围、问题、讨论和西方哲学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的哲学，恰恰体现了哲学就是共相。
西方的哲学家这样的自觉不够，“非西方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大力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个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这才能够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21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
如果我们今天或者未来对于哲学的理解仍然完全受制于欧洲传统，或者甚至像近年来一些青年学者、青年留学生所代表的，他们的哲学理解不仅是受制于欧洲传统，而是强调要受制于更狭小的英美分析的传统，我想世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就没有办法得到体现，20世纪人类的生活也不会比上个世纪更好。
所以刚才我从学术到思想，从中国哲学的研究发展得出新的哲学观，我想这应该是近年来有关中国哲学讨论的一个意义所在。既是30到4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必然，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复兴背景下文化自觉的一种兴起。它既反映了中国哲学主体性的要求，也对世界范围内哲学的反思提供了一种解决之道。
中国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世界哲学的发展也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提出了挑战，用我们今天的讲法叫做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四十年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概念，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这四十年整个中国的发展，当然也就没有中国学术的发展，所以不断向世界学习，仍然是我们新的四十年开始的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说，要关注世界哲学的发展，关注现代中国哲学如何面对当今世界的变化，如何面对世界哲学论题的发展。当然，我们不能离开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实践问题，要提出源于传统又能够面对当下的新的哲学思考，来为中国和世界的和谐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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