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祖宗、变法、道学等多个角度出发, 论述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哲学家朱熹如何观察他所处的时代, 探讨朱熹的“本朝史观”。朱熹希望本朝能够从道学出发回复三代, 他对本朝祖宗的认识、对庆历和熙宁两次变法的认识均与此有关, 在他看来, 只有建立在正确的思想学术的基础上, 只有通过道学知识分子格君心之非、“得君行道”的努力, 才有可能在本朝重新回复三代。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切历史的本质就在于其当代性”, 某一历史认识主体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理解与形成的观念, 或许会投射到他对整个过往历史的理解。具体到中国传统历史问题, 宋代士大夫对于历史有其独特的理解和塑造, 宋人的本朝史观在宋代政治文化史以及历史哲学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朱熹 (下尊称朱子) 是宋代著名的哲学家、理学家, 其本朝史观带有突出的理学色彩, 为我们从一个角度了解宋人的本朝史观与历史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尝试回到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朱子本身, 从祖宗、变法与道学三个维度, 看朱子对本朝历史有哪些基本认识、基本思考, 进一步去看, 这样的本朝史观对朱子的历史阐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对朱子历史认识的“再认识”。
一、祖宗
邓小南先生指出, 在宋代的政治文化氛围下, “祖宗”与“祖宗之法”占有重要的位置, 宋代君主和士大夫共同塑造祖宗形象, 以期达到历史“垂范”作用, 对后代君主形成一定的约束。这点在朱子那里同样有所体现, 他心目中的赵宋“祖宗”同样如此, 他们是后代君王施政的典范, 这样一个祖宗能够建立赵宋王朝, 在朱子那里可以说是与理学所讲的政治要求有着重要关系。朱子赋予了本朝“祖宗”以理学色彩。《戊申封事》讲:“臣窃谓太祖皇帝不为文字言语之学, 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 直与尧舜之心如合符节。此其所以肇造区夏而垂裕无疆也。伏惟陛下远稽前圣, 而近以皇祖之训为法, 则一心克正而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滕珙在《经济文衡》中认为此段是“论太祖正心之法”, 他说“此段专论太祖方寸之地正大光明, 真足为法”, 这十分符合朱子所讲。在朱子看来, 太祖内心光明, 这点是和三代圣王一致的, 太祖功业的基础就是“正心之学”。朱子的这一观点呼应了他思想当中对“学”与“回复三代”关系的强调, 同时也“策应”了他对于当代君主的要求, 即朱子反复强调的“人主当讲学以正心”、“人君当务学以进德”等观点。朱子自己直接论述“祖宗之法”的地方并不多, 较有代表性的是《读两陈谏议遗墨》, 我们下文会具体分析。朱子论述“祖宗之法”少, 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一问题不熟悉。他为张浚、陈俊卿作行状, 多次记述二人提倡“以艺祖为法”、“遵祖宗之法”, 记述二人对“本朝家法”、“祖宗之成法”的阐述。可以说, “祖宗之法”是朱子默认的一个谈辩背景。
《戊申封事》中以“正心之法”“垂范”后世的祖宗形象也许还比较抽象, 论说得不多, 但从其他材料来看, 朱子对于祖宗不乏细致具体的论述。
首先, 在朱子看来, 本朝之太祖具有“圣人之材”。《语类·本朝一》言:“汉高祖、本朝太祖有圣人之材。”朱子对于太祖的这一看法, 在其三代以后的君主评价系统中可谓相当之高。汉高祖、宋太祖可以说在这一评价系统中拔得头筹。本朝太祖之受命立国, 将历史带出了黑暗、衰微之极的五代, 太祖“圣人勃兴”立国建政, 经过一番整顿、保治而有仁宗朝的太平格局。本朝太祖之明达、晓道理是太祖能够创立好的立国法度的重要原因。甚至在他看来, 太祖之才是远远超越开国诸臣的, 赵普等人均无法和太祖相比。而太祖之明达、晓道理更是构成后世君王所应效法的榜样。
其次, 关于太祖之受命, 亦即代周而立, 朱子所言不多, 陈桥之事为其所讳。但从朱子的一些论述当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对于太祖形象的塑造。《语类》言:“晋悼公幼年聪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续他做将去。虽不是一家人, 以公天下言之, 毕竟是得人接续, 所做许多规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时也自做得好, 只是后嗣便如此弱了。后来虽得一个隋文帝, 终是甚不济事。”朱子在这里用“接续”来言太祖之代周世宗, 将太祖看成是世宗事业的继承人, 认为太祖虽不是世宗的血亲, 却使世宗的事业不枉费。朱子用“公天下”和“接续”事业为太祖得天下进行辩护, 同时也列举史事为自己的观点进行支撑。
再次, 朱子关于本朝的开国格局和相关问题, 也有不少精彩的议论。如《语类》言:
或言:“太祖受命, 尽除五代弊法, 用能易乱为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 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 多是先其大纲, 其他节目可因则因, 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纲都不曾理会, 却纤悉于细微之间, 所以弊也。”
朱子眼中的五代是一个“衰乱至极”的时代, 而本朝之开国则是对这样一个时代的拨乱反正, 本朝祖宗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基础上开始治理的。在朱子看来, 本朝立国之时并没有把五代之弊法全都革除, 而是把其中比较过分的先行革除。他用“损益”的格局去看待这一行为, 并认为太祖所作是“英雄手段”, 能够立定大纲, 奠定一个较好的规模。太祖之英雄还体现在“简”上, 国事行政不繁琐, 没有虚文, 直就事情, 效率较高。这里朱子有针对北宋中期以后繁复的行政体系的意味 (即一般所说的“冗政”) 。能够一切从简, 与太祖时无“秀才”有关。朱子所言的秀才, 指对国事空发议论、妄议朝政的人, 这些人会牵制朝廷做事, 言多而行少。太祖朝无秀才牵制, 虽然在某些事上不尽人意, 却能因此多做实事, 做得成事。这里当然也是针对宋代政治的发展而言, 尤其是北宋中期以后越演越烈的朋党等现象。
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到朱子对于本朝太祖形象的“塑造”。朱子强调如此一个太祖皇帝, 自然是希望当代的帝王能以太祖为“法”, 去“正心诚意”, 完成恢复之使命, 进而按照理学的要求将“道统”与“政统”合一, 在本朝使三代重光。朱子对太祖朝的叙述有针对时下政治的意味, 用太祖朝与当时政治形成对比, 对现实进行批判。
朱子对于“塑造”太祖形象有一定“自觉”意识, 《八朝名臣言行录》有一段记载经常被学者引用:
石守道编《三朝圣政录》, 将上, 求质于公, 公指数事:其一, 太祖惑一宫鬟, 视朝晏, 群臣有言, 太祖悟, 伺其酣寝刺杀之。公曰:“此岂可为万世法?己溺之, 乃恶其溺而杀之, 彼何罪?使其复有嬖, 将不胜其杀矣!”遂去此等数事。守道服其清识。
朱子编纂《言行录》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补于世教”, 那么他对祖先的这些塑造与论述, 背后的意义自然十分明确, 也是希望通过历史的叙述而对后世起到“示范”作用, 通过对祖宗良法美俗的叙述、对祖宗正心诚意的塑造来达到现实的政治建设的目的。
二、“后范仲淹时代”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出发, 将朱子所处的历史时代称为“后王安石时代”, 在他看来, 道学与新学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和共同的基础, 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王安石率先将“内圣”和“外王”连接起来, 成为“道学家观摹与批评的对象”。这基于余先生自己的史学判断, 如果我们将视角再度“回转”, 回转到作为历史观察主体的朱子身上, 那么在朱子的内在视野下是否会承认自己处于“后王安石时代”呢?朱子认为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余先生已经指出了南宋理学家对于王安石的基本态度, 他指出“理学家特别致力于儒家‘内圣’之学, 正是因为他们认定王安石的‘外王’建立在错误的‘性命之理’上面”, 朱子对王安石的德行有积极评价, 却总体上否定王学。从这个角度来看, 在朱子的内在视野下, 很难承认自己处于“后王安石时代”。朱子对王安石虽相当羡慕其“得君行道”, 但也有相当多的批评, 远不如他对程子终身的尊敬和服膺。我们需要回到宋学的总体精神上, 回到朱子自己的判断当中, 看他对时代精神和时代人物的判断。钱穆先生指出, “宋学精神, 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 二曰创通经义”。我们可以延此, 对朱子的内在视野进行审视。
(一) 士风
若从宋代历史的转折意义上讲, 朱子特别重视范仲淹的作用, 他对范仲淹评价十分高。这首先表现在他对范仲淹扭转本朝风气的肯定上。《语类》言:“……如五代冯道者, 此真乡原也。本朝范质, 人谓其好宰相, 只是欠为世宗一死尔。如范质之徒, 却最敬冯道辈, 虽苏子由议论亦未免此。本朝忠义之风, 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在朱子看来, 五代如冯道等人, 寡廉鲜耻, 无忠孝可言, 宋初之宰相如范质等也没有坚守忠义。宋朝忠义之风的重振, 功劳要归于范仲淹。《语类》又言:
问:“本朝如王沂公, 人品甚高, 晚年乃求复相, 何也?”曰:“便是前辈都不以此事为非, 所以至范文正方厉廉耻, 振作士气。”曰:“如寇莱公, 也因天书欲复相。”曰:“固是。”
朱子在这里再次强调范仲淹对本朝士气的振作和扭转。此条之后的材料又再度强调范仲淹振作士气之功。范公之振作士气还体现在其养士上。范公在当时能够“收拾人才”, 李觏、欧阳修、曾巩等人都得范公之“养”, 《语类》言:
因论李泰伯, 曰:“当时国家治, 时节好, 所论皆劲正如此。曾南丰携欧公书, 往余杭见范文正。文正云‘欧九得书, 令将钱与公。今已桩得甚处钱留公矣。亦欲少款, 适闻李先生来, 欲出郊迓之’云云。” (7)
更为重要的是宋初三先生亦得范仲淹之襄助。《三朝名臣言行录》记:“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 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 与公从游, 昼夜肄业……。”这也就是涉及朱子视野中的道学兴起问题, 我们留待下文具体分析。
《语类》卷129对范仲淹不乏溢美之词, 如言“范文正杰出之才”。范仲淹之人格为朱子称赞, 正是由于范仲淹自身“‘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事上遇人, 一以自信, 不择利害为趋舍”, 即范公一心立在“公义”之上, 而不立在“利”上。这点与熙宁变法有着差别。朱子对范公之事业多有赞扬, 如经略西夏之事。范公之事业根本上在于“以天下为己任”。《语类》言:“某尝谓, 天生人才, 自足得用。岂可厚诬天下以无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 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 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 便做出许多事业。”这里的“仁宗大用之”当指庆历新政, 范公之精神是其事业的保证。这其实也就涉及朱子对于本朝“革新政令”之肇端的认识。
(二) 革新政令
在朱子有关本朝的论述文字中, 《读两陈谏议遗墨》十分重要。这篇文献涉及朱子对于“祖宗之法”、本朝改革 (尤其是王安石变法) 、回复三代、学与史等多个问题的看法。朱子言:
祖宗之所以为法, 盖亦因事制宜, 以趋一时之便, 而其仰循前代俯狥流俗者尚多有之, 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 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 而不能无弊, 则变而通之, 是乃后人之责。故庆历之初, 杜、范、韩、富诸公变之不遂, 而论者至今以为恨。况其后此又数十年, 其弊固当益甚于前, 而当时议者亦多以为当变。如吕正献公父子《家传》及河南程氏、眉山苏氏之书, 盖皆可考。虽闲乐此论若有不同, 而不免, 亦有仁皇之末适当因革之时之说, 则是安石之变法固不可谓非其时, 而其设心亦未为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讲精思以为百全无弊可久之计, 是以天下之民不以为便, 而一时元臣故老、贤士大夫羣起而力争之者, 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实, 至其所以为说又多出于安石规模之下。
在朱子看来, 祖宗之法并非是历世而不可变的, 祖宗立法针对的是当时的时势, 其弊病是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体现出来的。后世子孙面对祖宗之法, 重要的不是谨守形式上的内容, 而要法祖宗“因事制宜”之义, 做到针对不同的历史状况能“变而通之”。法祖宗最重要的即是“法义”, 是抽象的继承, 而不是具体的继承。范仲淹之庆历新政即是针对祖宗之法在仁宗时产生的弊病所做的变革, 是尽后世之责的具体体现, 是面对太祖太宗立国之格局所做的变化的开始。而王安石变法的展开, 背景是因为庆历新政之失败、弊病进一步突显, 熙宁之变法是庆历之延续。有庆历之恨, 方有熙宁可变之时。面对北宋历史, 朱子将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看成一个连续的脉络, 将之视为对北宋立国之法随着历史延续产生的弊端的回应。熙宁变法处于“后庆历时代”。对此《语类》也有类似的表达, 阐述庆历与熙宁的关系。王安石之变法实际上是对范仲淹等人在庆历要做的事的继承, 在规模上, 熙宁延续庆历。韩琦、富弼再为相不肯更张, 如果是范仲淹为政, 还会变法, 只是会比庆历时更加精密。范仲淹在朱子那里可以说是北宋革新政令的一个象征。
(三) 学术与学风
以上为士风以及革新政令。朱子于本朝最重视道学之兴起, 而本朝道学之兴起, 范仲淹是枢纽式的人物。《语类》言:
……某问:“已前皆羇缠成风俗。本朝道学之盛, 岂是羇缠?”先生曰:“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 如山东有孙明复, 徂徕有石守道, 湖州有胡安定, 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 依旧尊他。若如杨刘之徒, 作四六骈俪之文, 又非此比。然数人者皆天资高, 知尊王黜霸, 明义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 于理未见, 故不得中。”……因说:“前辈如李泰伯们议论, 只说贵王贱伯, 张大其说, 欲以劫人之听, 却是矫激, 然犹有以使人奋起。今日须要作中和, 将来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记云:‘先生之心, 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 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 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 岂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极喜此语。大抵前辈议论粗而大, 今日议论细而小, 不可不理会。”
在朱子看来, 历代学术与风气都有其转折变化, 本朝道学的兴起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朱子将本朝学问转变溯源至范仲淹, 认为在他那里已经有了“好议论”, 此后有三先生等人, 继而道学兴起。联系前文所论范仲淹对于三先生等学者的奖掖, 可以看到在朱子那里, 范仲淹对于道学之兴起具有重要作用。当然, 在朱子那里, 范仲淹乃至三先生在道学上还很“粗疏”, 还没有能够承继孟子以后失去的道统。但是, 在历史的演进上, 其作用是不能够忽视的。
《语类》又言:
郑子上问:“风俗滚来滚去, 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来, 便理会发明得圣贤道理?”曰:“周子二程说得道理如此, 亦是上面诸公挪趱将来。当杨刘时, 只是理会文字。到范文正孙明复石守道李太伯常夷甫诸人, 渐渐刊落枝叶, 务去理会政事, 思学问见于用处。及胡安定出, 又教人作‘治道斋’, 理会政事, 渐渐挪得近里, 所以周程发明道理出来, 非一人之力也。”
濂洛之学的兴起, 还是有赖于“上面诸公”, 即范仲淹与三先生等。范仲淹等人的关键就在于不仅仅着意于“文字”, 即词章之学, 而开始有明体达用之学, 胡瑗更是比范仲淹进一步。朱子特别强调道学的发明不是一人之力, 它建立在北宋学问整体积淀的基础之上。《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均记载范仲淹授张载《中庸》事, 亦可看作范仲淹对于道学兴起之贡献的一端。当然, 在学术的转折与兴起上, 朱子更强调三先生的作用。但如果联系到士风以及范仲淹之于三先生的作用, 范仲淹的地位不容忽视。
从上面的论述, 我们可以看出, 在朱子的视域当中, 宋代历史的发展与范仲淹的关系最为密切。如果我们兼论学术与政治两翼, 在朱子的视域中, 宋代历史称为“后范仲淹时代”似乎更为恰当:庆历新政开革新之端, 振士风、奖学术、变学风, 开道学之端, 朱子于宋代之论述, 大抵延此二端。
三、熙宁与王安石
前文中, 我们已经提及, 在朱子看来, 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 是延续庆历新政, 是对庆历之“恨”的弥补。朱子对于熙宁变法与王安石之态度, 学者多有研究, 其中的细节也多有阐发。如果回到本文对于朱子历史观阐释构架上, 其实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朱子的态度, 即:势、利、学。有一点需要提前指出, 朱子对熙宁变法论述的前提是区分王安石熙宁变法和元丰神祖自行之政。《语类》言:“其后如蔡京欲举行神宗时政, 而所举行者皆熙宁之政, 非元丰神祖自行之政也。”导致北宋出现波动的蔡京等人的“绍述”不是继承神宗, 而是行熙宁之政。生活在“本朝”的朱子, 虽然对神宗皇帝有诸多不满, 但并不能毫无顾忌地批评神宗。朱子对神宗的评价可以说是“爱恨交加”。他将熙宁与元丰区分开来, 有站在本朝之上“为尊者讳”的意味, 但这实际上也有助于朱子将相关批评展开, 尤其是可以更为激烈地批评打着绍述名义的章惇、蔡京等人, 把他们与本朝祖宗剥离开来。
(一) 势:变法时节
《读两陈谏议遗墨》指出, 王安石变法有着不得不变的背景, 在朱子看来, 熙宁变法是顺应历史趋势不得不变, 是“合变时节”, 是“势有不容已”。朱子多强调熙宁应当变法这一历史趋势, 并且认为这种应变之势是当时普遍认识到的。《语类》言:
子由初上书, 煞有变法意。只当是时非独荆公要如此, 诸贤都有变更意。
问荆公得君之故。曰:“……向见何万一之少年时所著数论, 其间有说云, 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当国以来, 庙论主于安静, 凡有建明, 便以生事归之, 驯至后来天下弊事极多。此说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时节!国势却如此缓弱, 事多不理。英宗即位, 已自有性气要改作, 但以圣躬多病, 不久晏驾, 所以当时谥之曰‘英’。神宗继之, 性气越紧, 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难得恰好, 却又撞著介甫出来承当, 所以作坏得如此!”又曰:“介甫变法, 固有以召乱。后来又却不别去整理, 一向放倒, 亦无缘治安。”
这两条材料, 第一条强调当时诸贤对于变法必要性的认识, 《读两陈谏议遗墨》和《语类》对诸贤何指以及如何应变有着具体的叙述, 在朱子看来, 即使是二程也认为当时应该变法, 此处不做过多论述。第二条材料, 具体从北宋历史出发, 讲这一应变之势是如何形成的。在朱子看来, 仁宗朝变法最为恰当, 可惜没有变成。英宗已经要变法, 只是到了神宗朝才得王安石以成行。朱子亦强调, 不能因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而否定应当变法, 这也是朱子对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批评所在。《语类》言:
问:“温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见荆公不是, 便倒一边。如东坡当初议论, 亦要变法, 后来皆改了。” (1)
熙宁更法, 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更者, 初时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 遂不复言, 却去攻他。如荆公初上底书, 所言皆是, 至后来却做得不是。自荆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乱, 人遂以因循为当然。天下之弊, 所以未知所终也。
在朱子看来, 不能因为熙宁变法的成败而否定变法的必要性。朱子于熙宁当变之际, 感概的不是变不变, 而是应当变而不得可变之人。
(二) 利:新法之弊
在朱子看来, 熙宁变法之不得当是北宋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朱子看来与熙宁变法导致的诸多弊端有关。当不得不变法, 甚至变法者本身出自好的意愿, 而由于变法本身采取的问题不当, 反而会造成很多问题。《语类》言:
刘叔通言:“王介甫, 其心本欲救民, 后来弄坏者, 乃过误致然。”曰:“不然。正如医者治病, 其心岂不欲活人?却将砒礵与人吃。及病者死, 却云我心本欲救其病, 死非我之罪, 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 然其术足以杀人, 岂可谓非其罪?”
在朱子看来, 王安石虽欲救人, 但是其方法却有很多问题, 这无异于拿砒霜给病人吃。朱子对新法的很多内容实际上有着积极的评价, 诸如他对青苗法的立法本意有着一定的认同。但在根本上, 朱子则认为, 王安石变法立心立在“利”上, 没有以“义”为标准, 如是才导致众多问题的产生。朱子盛赞王安石之文章节行, 对其以“道德经济为己任”亦赞赏有加。在他看来, 天下对王安石有着很大的期望, 这不能不说是当时天下之势的反映;然而王安石变法却以利为先, 引用小人, 以致北宋亡国。可以说王安石变法在朱子看来以末为先, 而不务本, 这是朱子的批评所在。《书两陈谏议遗墨》亦言:
至谓安石远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 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册, 虽时有先后而道无古今, 举而行之, 正不能无望于后之君子。但其名实之辨、本末之序、缓急之宜则有不可以毫厘差者。苟能于此察焉而无所悖, 则其遗法虽若渺茫不可稽考, 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 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谓《周礼》, 乃姑取其附于已意者, 而借其名高以服众口耳, 岂真有意于古者哉!若真有意于古, 则格君之本、亲贤之务、养民之政、善俗之方, 凡古之所谓当先而宜急者, 曷为不少留意, 而独于财利兵刑为汲汲耶?大本不正, 名是实非, 先后之宜又皆倒置, 以是稽古, 徒益乱耳, 岂专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 (6)
在“回复三代”这一理想上, 朱子对王安石是承认的, 在他看来, 实现三代的关键在于对亘古亘今之道的把握。把握这一道, 就需要注意其中名实、本末、缓急等诸多问题。结合其他文献来看, 朱子强调以格君心为本、亲贤为急, 而不是先急于谋利, 要先“正其义”“明其道”。而王安石的问题则在于以利为先, 把为政的基本顺序搞错了, 于是才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在这点上, 朱子与陆九渊有一定的一致性。陆九渊虽然对王安石称赞颇多, 但也认为王安石“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其实, 朱子并不是一味反对“理财”, 反对对于财用的讲求, 在他本人的政治实践当中, 也强调“正经界”、“节用”, 不满于南宋当时“经总制钱”等财政安排, 不满于当时兼并、田税不均等现象。朱子反对的是立心立在“利”上, 而不以“义”为先。在朱子看来, 仅仅追求利而不讲求义会导致很多问题产生。朱子认为王安石以利为先最终导致“与民争利”, 财富“非藏于民”。正是因为见义不明, 最终才使得在处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分配上产生问题。《语类》有一段言王安石理财:
荆公初作江东提刑, 回来奏事, 上万言书。其间一节云:‘今之小官俸薄, 不足以养廉, 必当有以益之。然当今财用匮乏, 而复为此论, 人必以为不可行。然天下之财未尝不足, 特不知生财之道, 无善理财之人, 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后来才作参政第二日, 便专措置理财, 遍置回易库, 以笼天下之利, 谓周礼泉府之职正是如此。却不知周公之制, 只为天下之货有不售, 则商旅留滞而不能行, 故以官钱买之, 使后来有欲买者, 官中却给与之, 初未尝以此求利息也。”时举云:“‘凡国之财用取具焉’, 则是国家有大费用皆给于此, 岂得谓之不取利耶?朝廷财用, 但可支常费耳。设有变故之来, 定无可以应之。”曰:“国家百年承平, 其实规模未立, 特幸其无事耳。若有大变, 岂能支耶?神宗一日闻回易库零细卖甚果子之类, 因云:‘此非朝廷之体。’荆公乃曰:‘国家创置有司, 正欲领其繁细。若回易库中, 虽一文之物, 亦当不惮出纳, 乃有司之职, 非人君所当问。若人君问及此, 则乃为繁碎而失体也。’其说甚高, 故神宗信之。
这段材料或许可以看出朱子面对“理财”问题思考的复杂性, 他不是一味地认为国家不应当有其财政规划, 他认为国家的财政不仅要考虑承平时的支出, 也要能应对不测之变化。在这个意义上, 他能够承认理财的必要性。但是在朱子看来, 国家理财的根本不是要“笼天下之利”, 而是为了应对国家的具体事务, 更是为了方便和促进民间的财富流通, 不是为了“求利息”而理财。国家理财的根本在于天下之义, 而不在于政府之利, 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理财, 而是在于理财的目的。朱子认为这是周公和王安石“市易法”的根本区别所在。正因为王安石市易法在于国家牟利, 最终导致“民力已殚”。在朱子看来, 国家理财根本上要“务本”“节用裕民”。
(三) 学:真儒与政治
在朱子看来, 熙宁变法有不得不变之势, 却由于立心于利上, 最终导致北宋诸多问题的产生。情况之所以如此, 根源在于王安石学不正;王安石不是真儒, 不能够承担变法之势, 不能够以理导势, 正是由于王安石学不正, 才导致合当变法时节没有出现好的局面。《读两陈谏议遗墨》言:“若夫道德性命之与刑名度数, 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 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 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今谓安石之学独有得于刑名度数, 而道德性命则为有所不足, 是不知其于此既有不足, 则于彼也, 亦将何自而得其正耶。”道德性命并不与刑名度数互相排斥, 二者是本末关系。可以说内圣是外王之根本。王安石的问题不在于他只讲求刑名度数, 没有讲求内圣, 而在于其学内圣有缺陷, 就此发出的外王亦有问题。
朱子对王安石有许多积极评价, 对王安石的志向与德行颇多赞许, 对其学问的某些细节也有所称颂, 但在根本上, 朱子认为王安石之学有问题, 由此导致变法有问题。《语类》常有如下评价:
论王荆公遇神宗, 可谓千载一时, 惜乎渠学术不是, 后来直坏到恁地。
荆公德行, 学则非。
先生论荆公之学所以差者, 以其见道理不透彻。……
朱子将学与政、学与史连接起来, 在他的历史观上是十分一致的, 朱子强调学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恰恰是王安石的学不正, 才导致他没有能够承担历史使命, 以理导势, 在最佳时机回复三代。朱子对王安石之新学的具体批判, 前辈多有论及, 本文不再赘述。其实朱子以学的视角审视宋代历史是一贯的, 他对宋代历史的成败常以学为标的进行审视, 对庆历评价也是这样。《语类》言:“太宗朝一时人多尚文中子, 盖见朝廷事不振, 而文中子之书颇说治道故也, 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虽有欲为之志, 然也粗, 不精密, 失照管处多。”范仲淹虽然于宋代历史有诸多贡献, 但在朱子看来, 恰是由于学粗, 间杂异端之学, 才导致庆历新政不成功。只有学能够看到理的真儒才能承担起天下大势, 承担起历史交付的使命。《语类》言:“神宗极聪明, 于天下事无不通晓, 真不世出之主, 只是头头做得不中节拍。如王介甫为相, 亦是不世出之资, 只缘学术不正当, 遂误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 那里得来!此亦气数使然。天地生此人, 便有所偏了。可惜!可惜!”朱子于此感慨神宗之时变法不成, 感慨王安石不是学术正当的真儒。在朱子看来, 如果神宗能够用真儒, 必能在合当变法的时节做得成, 化解北宋积累到当时的弊病, 扭转局势。朱子诉诸于气数, 感慨造化之弄人。他在这里强调的“真儒”, 当然是指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朱子看来, 若能用二程, 尤其是用程颢, 当时局面或许会有所不同。《语类》言:
……又问:“若是二程出来担负, 莫须别否?”曰:“若如明道, 十事须还他全别, 方得。只看他当时荐章, 谓其‘志节慷慨’云云, 则明道岂是循常蹈故块然自守底人!” (道)
朱子感慨二程不能用, 尤其感概明道之早逝。只有道统的接续者才能承担相应的历史使命, 承担政统, 这是朱子一贯的观点。不能否认, 朱子和王安石在对待政治上的“气质”有其相同之处, 但这种气质之相同, 是宋代儒学的整体氛围决定的。王安石得到了得君行道的机会, 在儒学发展历史上自然有其重要意义, 但也不能就此夸大他对道学的影响, 尤其是在南宋理学家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建构方面, 王安石不是作为“正面典型”发挥作用, 他是作为理学家的“反面教材”而发生影响。从朱子的认知主体的角度来看, 他的“自我确证”并不奠基于王安石, 而是建立在范仲淹以降的儒学认同上, 更是建立在周敦颐、二程建立的理学世界之上。朱子或许能承认自己生活在“后范仲淹时代”而不是“后王安石时代”。更进一步讲, 朱子认为自己在道统之中。只有“学达性天”的真儒才能开创历史新的格局, 这是朱子对于历史发展的认识所在。而在他看来, 宋代恰是真儒出现、道统接续的时代。
四、道学世界
朱子著述中强调宋代道学之盛的地方很多, 如《大学章句序》《江州重建濂溪先生祠堂记》等文章都可以看作是相关例证。道学的兴起被朱子看作是本朝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 他也认为自己是道统的继承人, 自己生活在一个“道学的世界”。本朝“道学之盛”似乎已经成为了朱子和弟子谈论相关问题不言自明的前提, 而在二程时已有类此看法, 二程言“本朝经术最盛”, 而朱子在二程之后, 认为“国朝文明之盛, 前世莫及”, 同时更加强调本朝最盛的是“道学”, 这点我们前文已经有所论述。
这一道学的世界是范仲淹扭转学风、士风的结果之一, 萌芽于三先生, 而周敦颐则是开山始祖。
《语类》言:“本朝孙石辈忽然出来, 发明一个平正底道理自好, 前代亦无此等人。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 只是说文章。若非后来关洛诸公出来, 孙石便是第一等人。孙较弱;石健甚, 硬做。”在朱子看来, 宋初三先生等发明了前代没有的平正的道理, 而关洛诸人则更进一步, 达到了道理上的第一等。朱子也将本朝这一道学世界称为“伊洛渊源”, 他作《伊洛渊源录》构建了一个以“濂洛关闽”为网络的道学世界。在这一世界当中, 周敦颐是发端, 二程是核心, 张载为辅翼, 二程弟子为枝叶, 这样, 朱子心目中的一个北宋道学人物谱系由此而建立, “圣贤相传之道, 炳然见于其中”, “自孟子以来, 道学宗派, 具见于此” (8) 。
朱子对于宋代“道学世界”的理解同样体现在他对本朝道学相传, 也就是道统传承的理解上。这其中较为重要的问题即是“周程授受”问题。关于周程之间是否存在着明确的授受关系, 今天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 在朱子时代, 这一问题也存在争议。而朱子则坚定地认为, 周程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授受关系。汪应辰即不太同意程子继承周敦颐, 认为程子之于周敦颐当类似于张载之于范仲淹。朱子在《与汪尚书》中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蒙谕及二程之于濂溪, 亦若横渠之于范文正耳。先觉相传之秘, 非后学所能窥测, 诵其诗, 读其书, 则周范之造诣固殊, 而程张之契悟亦异。如曰“仲尼颜子所乐”“吟风弄月以归”, 皆是口传心受、的当亲切处。后来二先生举, 似后学亦不将作第二义看。然则《行状》所谓“反求之六经然后得之者”, 特语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处, 则自濓溪不可诬也。若横渠之于文正, 则异于是, 盖当时粗发其端而已。受学乃先生自言, 此岂自诬者耶。
在朱子看来, 二程之进入道学, 周敦颐并不仅仅是“粗发其端”, 而是二程在思想取向上深深受到了周敦颐的影响。周敦颐为理学之祖, 这一地位在朱子那里十分明确。《伊洛渊源录》更是全载《遗书》中朱子认为程子受周敦颐影响之处, 强调周程思想之间的连续性。通过对周程张子等北宋道学人物地位的强调与思想的解释, 朱子“集新儒学之大成”, 完成了自己思想体系的建构, 也确立了自己思想在道学传承中的正统性。同时, 这一谱系的建立与思想的诠释, 也为朱子的本朝史诠释确立了一个方向。
前人已经指出《伊洛渊源录》与《八朝名臣言行录》《近思录》等著作之间的呼应关系。如元人苏天爵认为, “朱子既录八朝名臣言行, 复辑周、程、张、邵遗事, 以为是书, 则汴宋一代人才备矣”;清人周中孚认为, “朱子尝取周、程、张子之书辑为《近思录》, 以示当世。既又虞夫世之学者徒得其言, 而不得其所以言, 乃复取其平生出处、履历之详, 以及其师友之所授受者, 萃而录之, 凡四十六人”。可以说, 《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互为表里, 描述了本朝之道学世界, 加上本朝之名臣言行, 朱子心中以道学为骨干、辅以名臣之言行的本朝历史世界十分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本朝之名臣是本朝善治美俗的重要奠基者, 代表着本朝的政治世界, 而由于学之不足, 本朝还不能由此实现政治理想。政治之外的关键在于“学”。朱子对于本朝道学的强调与他历史观中对于“学”的强调, 构成了一个逻辑上完整的体系:三代的回复需要政统与学统相结合, 而本朝恰恰具备这样一个“道统”, 若能援本朝之道统入政统, 那么就可以实现本朝的中兴, 甚至三代的回复。熙宁变法的失败在于没有一个正确的学统进入政统之中, 格君心之非的政治实践的意图就在于重新创造一个把正确道统引入政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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