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以智现存著作分刻本和抄本两种，刻本尚有新藏本发现的可能，而抄本一直仅由方氏后人家传，是方以智著作中最珍贵部分，现已捐在安徽省博物院（馆）。方氏后人特别是方以智少子方中履一支对方以智著作的守护与整理有使命感，对其流传与佚失情况也最清楚，故方昌棨《方氏艺文志》、方昌翰《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方传理《桐城桂林方氏家谱》、方叔文《方密之先生年谱》、方鸿寿《方以智年谱》具有独特文献价值。
【关键词】方以智著作；家传；方中履；方叔文；方鸿寿
方以智著作生前已有刻板印行，但《博依集》、《方子流寓草》等早期诗文集均为单刻本，冠以“此藏轩”名义统一刊刻，开始于他“禅游江右（江西）”后，如《物理小识》、《药地炮庄》、《通雅》等由他的弟子和儿子们陆续编校刊行，不过，此藏轩《浮山集》（诗集，分前后集）、《浮山文集》（文集，分前后编）的刊刻却已在其身后。方以智晚年曾遭“粤案”，方氏后人又有卷入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的，方以智诗文集在乾隆间遭禁，故他的著作除被《四库全书》收录的《物理小识》、《通雅》较为流行外，即便像《药地炮庄》，为《四库全书总目》道家类存目并有“提要”，到清末民初已是千金难求，更遑论那些仅有家传的抄本和孤本！1954年11月，方以智十一世孙方鸿寿将其家族世代守护了近三百年的方以智著作捐献给国家，含刻本（如大集堂本《药地炮庄》等11种）和抄本（如《东西均》、《冬灰录》、《易余》等10种），结束了方以智文献家传的历史，使得方以智大部分遗著特别是孤本抄本今天能够幸运地存世于安徽省博物院（馆）。至于《烹雪录》、《诸子燔痏》、《鼎薪》等一些见于官修史志和家谱、年谱的重要著作至今尚湮没未见，极有可能是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和“文化大革命”动乱这两次灾难性的文献浩劫。
一、方以智著作的官方著录及其存世情况
方以智著述首次见于官修史志者，为方以智去世不久桐城县令胡必选主修的康熙《安庆府桐城县志》，该志卷之四《理学·方以智》称：“所著有《周易图象几表》、《通雅》、《物理小识》、《炮庄》、《会宜编》、《易余》、《阳符中衍》、《东西均》、《旁观铎》、《鼎新》、《平衡》、《诸子燔痏》、《切韵声原》、《烹雪录》、《浮山全集》，凡数百卷。”[①]
乾隆《江南通志》[②]卷167《人物志》，仅提及方以智“所著有《周易图》、《烹雪录》等书”[③]。尊经阁藏板重印本相较《四库全书》本，在《烹雪录》之后有四个字的空格，似是《浮山全集》四字被剜去留下的痕迹。《四库全书》本《江南通志·艺文志》，对方以智著作也仅于卷一百九十（经部）著录《周易图象》、《几表》[④]、《切韵声源》(“源”有误，应为“原”)三部[⑤]，于卷一百九十二子部著录《物理小识》、《诸子燔痏》》[⑥]。著录数量远较康熙县志少，连《药地炮庄》与《通雅》都没有，更不用说诗文集。
道光七年（1827）的《桐城续修县志》，其第21卷《艺文志》所录方以智著述比康熙县志少了许多，如《浮山全集》不列，并在末尾加以说明：“方以智《浮山前后集》二十二卷，又《前后编》十六卷”属于“查明违碍书目”。[⑦]《浮山前后集》是诗集，《前后编》是文集，似是对《浮山全集》内容的说明，即方以智的诗文全集，此可与《龙眠风雅》的提法同参。其余如《东西均》等虽未见禁令，但大概因为没有刊刻过，所以新志也不载。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二一八称方以智：“所著有《周易图象几表》、《通雅》、《物理小识》、《诸子燔痏》、《切韵声原》、《烹雪录》、《浮山全集》凡数百卷。”[⑧]《药地炮庄》、《东西均》等都不在列举中，但被乾隆时文禁的《浮山全集》又赫然在目！
到民国初年，《清史稿》方以智传仅称：“著书数十万言,惟《通雅》、《物理小识》书盛行于世。”曾任《清史稿》总纂的马其昶在其所著《桐城耆旧传》中则称：“先生所著书曰《易余》二卷，《切韵声源》一卷，《通雅》五十二卷，《物理小识》十二卷，《药地炮庄》九卷，《诸子燔痏》若干卷，《几表》若干卷，《浮山前后集》二十二卷，《前后编》十六卷。”[⑨]
以上即是迄今为止官修史志对方以智文献的著录情况，康熙《安庆府桐城县志》著录最早也最为详尽，因为此时尚未受文字狱牵连。而光绪到民国时，文禁虽弛，但没有学人对方以智著作做系统搜集整理，故只能是沿袭旧志，根本不足以反映方以智著作全貌和存世情况。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方以智后人对家传方以智著作的上交并被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所披露，又经过近五十多年来任道斌、蒋国保、冒怀辛等多位学人的努力，笔者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因编辑《方以智集》（华夏出版社出版）需要，自2008年以来又多方搜求考证，方以智存世著作的现状已基本清晰，笔者另撰有《方以智存世文献考》专文，此处仅就书目情况作一报告。
已刊刻目前尚存的方以智著作，就古本而言，共存22种：（1）《博依集》十卷，（2）《方子流寓草》九卷，（3）《膝寓信笔》，（4-6）《痒讯》、《瞻旻》、《流离草》，（7）《通雅》，五十五卷（含卷首三卷），（8）《物理小识》十二卷，（9）《浮山文集前编》十卷（含《稽古堂初集》、《稽古堂二集》、《曼寓草》、《岭外稿》、《猺峒废稿》）， （10-11）《浮山文集后编》二卷、《浮山此藏轩别集》二卷，（12-15）《浮山后集》四卷五册，《无生寱》、《借庐语》、《鸟道吟》（分出词集《信叶》）、《建初集》，（16-19）诗集四种：《合山栾庐诗》、《五老约》、《正叶》、《药集》，（20）《图象几表》八卷（与方孔炤、方以智合编之《周易时论》十五卷，汇刻为《周易时论合编》），（21）《药地炮庄》九卷总论三卷，（22）《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 另有方于榖《桐城方氏诗辑》、潘江所辑《龙眠风雅》、徐璈《桐旧集》等其它选收了方以智诗文的刻本。此外，还有《青原志略》、《浮山志》等山志和方志刻本，收有方以智部分诗文。
现仅存安徽省博物院的方氏家传抄本（孤本）有10种：（1）《庐墓考》（三卷）三册，（2）《四韵定本》（亦称《四韵定本正叶》）上、下册，（3）《易余》六册，（4）《性故》单册，又名《此藏轩会宜编》，以上四种都题署：“六世孙宝仁录”，精抄本，（5）《医学会通（明堂图说附）》，（6）《内经经络（医方附）》，（7）《象环寤记》，（8）《东西均》，（9）《一贯问答》，精抄本，（10）《冬灰录》五册，精抄本。
此外尚有：《方密之诗抄》（共三卷、四册），国家图书馆藏清初手抄本。另，台湾学者方豪藏有《流离草》抄本及《浮山后集》（《鸟道鸣》、《无生寱》、《借庐语》三种）抄本。《禅乐府》（二十二首），也当有抄本，今未见，存方叔文、方鸿寿（校刊）1936年铅印本。[⑩]
至于已经佚失或暂未发现的方以智书目，除方昌翰《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方传理《桐城桂林方氏家谱》（下文简称《家谱》）外，方氏后人方鸿寿《方以智年谱》[11]、方叔文《方密之先生年谱》（手稿藏于安徽省桐城市档案局）均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此外，方鸿寿、方叔文均提及《方氏艺文志》，方叔文将其列为参考文献，并题为方伯韬撰，但据《家谱》小传卷四十三，伯韬是字，昌棨才是名；方鸿寿也称：“按以智所著其书目载于《方氏艺文志》者尚有多种，现《方氏艺文志》已毁于文革之火，故无从查考。”[12]
二、方以智著作的家传与整理
康熙十年辛亥（1671），方以智因“粤案”被押解广东，卒于江西万安。据方鸿寿《方以智年谱》：“时长子中德先至粤，次子中通代父系于里中，惟少子中履侍。以智之殁，一语不及世事，惟以未卒业诸书属少子中履踵成之。”[13]因此之故，方中履一支世代以守护和整理先人遗著为使命。康熙戊午（1678）夏，方中履在方孔炤《环中堂诗集》跋里充分表达了这种使命感：“子孙之责孰急哉？盖莫急于遗书也。礼君子于其先人，思其所嗜，思其所乐。夫乐与嗜，舍遗书孰为最大？兵寇水火、乱离灾祸之不可保，何所恃而长存？志苟忽焉，虫穿鼠啮皆足以致亡。亡即亡耳，然则孰亡之？子孙亡之也。”[14]
据《家谱》和《方伯俊世系歌》（方以智十三世孙方无先生提供影印件），整理方以智家族简单世系表（桐城桂林方氏中一房方琳之后、方印一系，方以智、方中履一支）如下：
1世，方德益（始祖，宋末元初人）——2世，秀实（字茂才）——3世，谦（字士源）——4世，圆（字有道）——5世，次子法（字伯通，官断事）——6世，长子懋（字自勉）——7世，长子琳（字廷献，其后称中一房）——8世，长子印（字与信，号朴庵，官天台知县）——9世，敬（字惟恭，号思耐）——10世，四子方祉（字子受，号月山）[15]——11世，次子方学渐（1540—1615，字达卿，号本庵，人称明善先生，小传见《家谱》卷十）——12世，长子方大镇（1561—1631，字君静，号鲁岳，小传见《家谱》卷十一）——13世，独子方孔炤（1591—1655，字潜夫，号仁植，小传见《家谱》卷十二）——14世，长子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愚者、药地等，小传见《家谱》卷十三）——15世，少子中履（1638—1688，字素伯、素北，号小愚、合山，小传见《家谱》卷十四）——16世，少子正瑗（1686—1747，字引除、号方斋，称连理山人，居桐城潇洒园，今方以智故居。小传见《家谱》卷十六）——17世，次子张登（1719—1766，字午庄，号褚堂，小传见《家谱》卷十九）——18世，次子赐莲（1740—1765，字仙掌，号芙航，小传见《家谱》卷二十四下）——19世，独子思纯（1762—1788，原名膺纯，字芦村，小传见《家谱》卷三十一）——20世，独子宝仁（1787—1857，字介繁，号钟吕，方以智六世孙，小传见《家谱》卷三十七上）——21世，长子昌棨（1823—1872，字伯韬，号戟堂，小传见《家谱》卷四十三）、次子方昌翰（道光七年1827年生，卒年未详，字宗屏，号涤侪，方以智七世孙，小传见《家谱》卷四十三）——22世，友陶（咸丰四年1854年生，卒年未详，字慕唐，小传见《家谱》卷四十七）——23世，本茀（字特卿，同治十三年1874年生，卒年未详，小传见《家谱》卷四十八）——24世，伯俊（1894—1972，编有《方伯俊世系歌》[16]，方以智十世孙，方叔文为伯俊弟）——25世，鸿寿（1914—1982，方以智十一世孙）——26世，方振宇(1938年生)——27世，方无（1963年生，方以智十三世孙）。《家谱》和《世系歌》均载至23世，24—27世据方无先生提供。
方以智身后，对其未刊刻著作，长子中德、次子中通、少子中履、从子中发均参与了整理。方中通（法名兴㲈）因随侍老人于青原，故《冬灰录》[17]、《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为他所编次、整理[18]，并推动了将《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收入《嘉兴大藏经》。《浮山文集》，据前编总目，标记由方氏三子及从子中发、孙正璂（中德长子）、正瓀（中德次子）等较。文中多见墨钉，似是将一些骂清朝的“语涉违碍”的地方留空或剜去。而“《浮山诗集》”（分《浮山前集》与《浮山后集》）的汇编与刊刻，则主要由方中履负责。方中通曾提到的《浮山集》即“《浮山诗集》”，见方中通《忆三弟首山》自注云：“时在首山刊《浮山集》。”据同书《又编次〈浮山后集〉》诗称：“《浮山前后集》，子舍录千篇。”自注云：“伯兄、三弟编次居多。”任道斌认为：“疑《浮山集》即《浮山前后集》，似为方以智诗词合集。”甚是。康熙《安庆府桐城县志》曾著录方以智《浮山全集》，潘江《龙眠风雅》称：“诗文奏议，丧乱后多半散佚，诸子搜求之四方，编成四十卷，分前集、后集、别集，总名之曰《浮山全集》，行于世。”明确《浮山全集》乃诗、文合集后之名，不含论著性专书，并以前集、后集、别集分类。此外，黄虞稷（1619—1691）《千顷堂书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均著录有方以智《浮山全集》，卢见曾补传《渔阳山人感旧集》释宏智（即方以智）传亦称：“有《浮山全集》”。[19]但至今《浮山全集》连统一的分类目录都未见，是否实际“行于世”存疑，故《浮山全集》可能只是后人对方以智诗集和文集的统称而已。又，方中通《陪诗》卷四《哀述》曾言及《浮山全书》：“老父……生平著作百余种，别有书目，总名之曰《浮山全书》”。可是，《浮山全书》似乎并未汇刊，并且连方中通所云书目也不存。
方以智从子方中发，作为方以智弟方其义独子，因分得祖父方孔炤白鹿山庄家产，比起方以智三子中德、中通、中履，家境似殷实许多，故现仍存世的方孔炤、方以智两世乃至先祖方学渐、方大镇大部分遗著，可能多由他捐资刊刻。《江南通志》称他：“尝捐宇建先人理学祠，刊两世遗书百卷。”[20]《桐城桂林方氏家谱》卷五十二也称：“表彰祖德，刊两世遗书”。以刊刻方孔炤《环中堂诗集》、《环中堂文集》为例。戊午（1678）夏方中履《环中堂诗集》跋云：“先君庐墓合山时，首编《周易时论》，命履兄弟鬻田锓板。履又奉命刊《知生或问》于金陵。《全边略记》既刻复毁，仅存摹本。余俱缮写，藏诸家诸孙中。履最不肖，自分穷民，没齿藜藿。夫为廉吏孤臣之后，纵穷饥何愧？独不能尽刻家学书以为恨。岁时伏腊，兄弟相聚，则必太息，语及遗书，于是四弟发请先刻诗集行于世，而以讐校属履。”[21]方中通《陪集·陪古》卷二《环中堂文集跋》亦云：“中通客粤六载，于其归也，四弟中发梓《环中堂文集》适成。”“生平著作，闇修未播。《全边略记》，虽梓旋毁。先君子遭变出世，仅于栾庐重编《周易时论》，鬻田锓板，复寄闽之潭阳，犹未大行于世。通兄弟患难余生，时力不逮。以故，方内莫有知者。四弟忧祖德之不垂于后也，慨然改宅为明善公崇实会馆，于是捐资，次第刊先世遗书贮馆中。既梓大父《环中堂诗集》，复梓《环中堂文集》十有二卷。”
此后，桐城桂林方氏后人保存与整理方以智遗著大事约略如下：
道光元年（1821），方于穀编《桐城方氏诗辑》，收总计130人5022首诗。其中方以智入选诗与清抄本《方密之诗抄》数量相等。方于穀，字贻孙，号拳庄，生乾隆丁丑（1757），卒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系中一房方印支18世，方中发一支。
方以智六世孙方宝仁，中一房方印支20世，方中履一支，生卒年约为1787—1857。“先代著作多手录”，[22]重录了大量方以智手稿，包括《庐墓考》、《四韵定本》（亦称《四韵定本正叶》）、《易余》、《性故》（亦称《此藏轩会宜编》）等。《家谱》列传卷五十三载：“晚岁手不释卷，校刊先代遗书。”“著有《先文忠公年谱》、《方氏艺文志》，武陵胡侍讲焯为之序。以次子昌翰贵，追赠通奉大夫。”
光绪六年(1880)，方传理刊《桐城桂林方氏家谱》六十六卷，并启动重刻《通雅》。据《家谱》小传卷三十二，方传理，字燮甫，号佐卿，生道光元年（1821），系中一房方塘支19世，方秬森次子，方以智五世侄孙。以兄锡庆之第五子宝彝为嗣。
光绪六年(1880)至光绪十一年(1885)，方传理、方宝彝父子重刻《通雅》成,即“桐城方氏重刻本”，名《方氏通雅》（附张裕叶《通雅刊误补遗》）。
光绪十四年（1888），方昌翰编《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方昌翰，字宗屏，号新野，方宝仁次子，系中一房21世方印支，方以智七世孙，方中履一支。其“刻方氏七代遗书缘起”称：“吾方氏自元末居桐城，传五世至忠烈公，殉建文之难，厥后忠孝贤杰迭起代兴，以撰述著称者森列志乘。先赠通奉公尝辑为方氏书目，合之得一百五十余人。”“第已刻未刻之书，卷帙不可数计。阅时既久，散亡实多。经粤寇之乱，益荡然鲜有存者。”[23]此处所言“赠通奉公”即方宝仁，所言“方氏书目”未知是否《家谱》列传所言《方氏艺文志》？可是方叔文《方密之先生年谱》参考书籍中明确列出《方氏艺文志》为方伯韬（据《家谱》，即方昌棨）所编。方鸿寿1961年写成《方以智年谱》初稿时，《方氏艺文志》尚存，但1981年修订时却称“《方氏艺文志》已毁于文革之火”，故《方氏艺文志》没有列入其参考书目中，也没有言明编者。如此一来，要么是见过并参考过《方氏艺文志》的方叔文出错，这一可能性不大；要么是《家谱》列传的撰者出错，这是有可能的，即将“方氏书目”与《方氏艺文志》混同。
方昌棨编成《方氏艺文志》。昌棨，字伯韬，号戟堂，生于道光三年（1823），卒于同治十一年（1872），方宝仁长子，中一房方印支21世，方以智七世孙，方中履一支。所编《方氏艺文志》应该是将方宝仁所编“方氏书目”扩充完善而成。所谓“方氏书目曾编辑”，应指方昌棨（伯韬）事迹，而《方伯俊世系歌》用于对20世润轩的赞词，明显有误。据《家谱》，方宝仁为19世思纯的独子，故20世只可能是方宝仁，字介繁。至于润轩，不知何谓。
1936年，方以智十世孙方叔文（1902—1960）、十一世孙方鸿寿（1914—1982）校刊《禅乐府》，在武汉出版排印本。
1954年11月，方鸿寿向安徽省博物馆捐献了方氏家藏方以智大部分遗著，含刻本和抄本，至此结束了方以智文献家传的历史。笔者查阅资料时曾记下四部著作的入馆时间，均在封底贴有记录标签：1954年11月6日收，有临时登记号，其中《冬灰录》为第1694号，《庐墓考》为第1696号，《建初集》为第1701号，《无生寱》为第1703号。
自上世纪抗日战争后期起，不迟于1960年，方叔文撰成《方密之先生年谱》，并赠送桐城档案馆。1983年，方鸿寿所撰《方以智年谱》（1961年初稿成，1981年修订）发表于《艺文志》。据《家谱》，方宝仁撰有《先文忠公年谱》，但方叔文方鸿寿叔侄撰写年谱时均未提及该谱，估计早已佚失。
三、《艺文志》《家谱》《七代遗书》及方叔文方鸿寿《年谱》的文献价值
由于方以智著作特别是未刊刻的抄本长期以来仅限于家传，故已知方以智现存著作之外的书目及其佚失情况，必须借助方氏后人撰写的《方氏艺文志》、《桐城桂林方氏家谱》（有方以智列传）、《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有方以智小传），特别是方叔文、方鸿寿叔侄分别撰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与六十年代间的两种方以智《年谱》。前三种文献编成于太平天国战火前后，后两种文献编成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前后，方以智许多珍贵著作躲过了乾隆时期严酷的文字狱，却未能躲过后两次古籍文化的浩劫，并且每一次都刷新了方以智著作的存世数目，可不痛哉！
《方氏艺文志》今已不存，但方叔文所撰《方密之先生年谱》附有《方密之先生著作表》，明确注明见于《方氏艺文志》的书目有：《一学缘起》、《土苴》、《三教书》、《古今诗风》（仅刻成《汉魏诗风》）、《学易纲宗》、《易筹》。以现代学术规范审视，方叔文所撰似乎并不严谨，对于一些已知现存本而《方氏艺文志》必有所录的书目却无注明。
《家谱》方以智列传称：
所著有《周易图象几表》、《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会宜编》、《易余》、《阳符中衍》、《东西均》、《旁观铎》、《烹雪录》、《鼎新》（引者注：应为《鼎薪》）、《复蜟》、《交格》、《平应》、《异外闲谈》、《切韵声原》、《平衡》、《四书约提》、《一贯问答》、《浮山日袽》、《浮山全集》（引者注：指诗文集）、《冬灰录》、《医学会通》、《删补本草》数百卷行世。
《七代遗书》“方以智传”后方昌翰按：
公之著述繁富，其载入《四库全书》者，《通雅》五十二卷、《物理小识》十二卷、《药地炮庄》九卷；见于《经义考》者，《易余》二卷；杂见于《通志》、郡县志、家集者，《稽古堂诗文集》、《响言》、《膝寓信笔》、《冬灰录》、《象环寤记》、《此藏轩别集》（引者注：今存有刻本《浮山此藏轩别集》，书后有刘砥《浮山别集》跋）、《此藏轩尺牍》、《庐墓考》、《东西均》、《鼎薪》、《正韵笺补》、《切韵声源》[24]、《一贯问答》、《猺峒废稿》、《会宜编》、《经考》、《禅乐府》，诸书尚有家藏抄本。他如《学易纲宗》、《易筹》、《诸子燔痏》、《四书约提》、《汉魏诗风》、《阳符中衍》、《旁观铎》、《太平铎》、《烹雪录》诸书百余种，其目不能悉载，今皆佚去无存。
方叔文孙方顶、方彪、方毅农据他们父亲的回忆为笔者提供了《方叔文小传》：
早年，毕业于凤阳师范学校，后肄业于燕京大学。抗战前，在安庆高中任教，兼安庆高中附小校长。抗战期间，任桐城中心示范小学校长，同时在浮山中学、桐城中学、桐城简易师范任教……先生是方以智十世孙。方以智著作等身，然多为手稿，故子孙皆以整理其遗著为使命。其六世孙方宝仁曾经“方氏书目曾编辑”；七世孙方昌棨是“先代著作多手录”；七世孙方昌翰是“七代遗书刊行世”……抗战爆发，抢救遗著更加刻不容缓。故1935年，先生与其侄方鸿寿联名出版方以智晚年诗歌《禅乐府》。抗战后期，先生在浮山中学工作三年，浮山中学图书馆藏有大量的方以智著作手稿和有关资料，三年中，先生根据这些资料编辑了方以智的年谱和方以智著作目录，这就是《方密之先生年谱》。解放以后，先生曾想将之出版，但多方联系均无回音。自知不合时宜，故于逝世前几个月送交桐城县博物馆。
《方叔文小传》的说法有些地方比较混乱。比如说方以智六世孙方宝仁曾经“方氏书目曾编辑”，七世孙方昌棨是“先代著作多手录”。这应该是《方伯俊世系歌》的说法。可实际情况，或者有误。“先代著作多手录”的人肯定是方宝仁。此外，说方叔文在浮山中学工作三年利用了浮山中学图书馆藏大量的方以智著作手稿和有关资料，这令人难以置信。我怀疑，因为方叔文与方鸿寿关系不错，还一起校刊《禅乐府》（称刊于1935年有误），所以应该是方鸿寿手上的家传资料借给方叔文写《年谱》的吧？这些资料的大部分，1954年方鸿寿捐给了安徽省博物馆，现在尚存。但没捐的部分，《方密之先生年谱》中引用过并列入“参考书籍”的方以智或与方以智相关的重要著作现在已不知下落。此外，《方密之先生年谱》原件现存桐城市档案局，而不是博物馆。
方叔文所撰《方密之先生年谱》有重要文献价值。蒋国保看过这个手稿并在专著中加以引用[25]，可是他并没有注明该手稿的存放处（当时的桐城县档案局）和揭明其文献价值所在，以至方以智研究的学者们很少利用这一年谱。
《方密之先生年谱》开始作于抗战时期，可能是有感于时事，故方叔文突出表彰方密之民族气节和对时局的对治之策，每每大段引述、大段议论，而于密之著作年代的考订及学术贡献的厘定就有诸多不足。但因为该谱撰写时征引了不少现在可能已经佚亡的资料，以及在其他资料中未曾见过的书目，故有其重要文献价值。如征引了方孔炤《环中堂集》17条（另有《环中堂诗集》1条）；方以智《此藏轩尺牍》43条、《随青录》18条、《过化寿帖》6条等，这些文献资料今均未见。《此藏轩尺牍》，由该年谱第89页引方以智《寄林确斋书》，第97—98页引方以智复侯朝宗书可知，该书内容为方以智寄友人书。《此藏轩尺牍》已被方鸿寿明确宣布“毁于文革之火”[26]。《随青录》，年谱第99—100页引杨彭龄《呈烹雪轩》书函，见于《青原志略》卷八；第101页引左藏一《呈药地大师》诗，见于《青原志略》卷十；第108—109页引沈寿民《寄青原药地大师》书、余飏《寄药地尊者》书，见于《青原志略》卷八；第109页引彭士望《宿闽南田舍梦作炮庄诗寄药地老人》诗，见于《青原志略》卷十一，可知《随青录》的内容为方以智在青原时期朋友、弟子们致他的书函或诗文[27]。《过化寿帖》，据方鸿寿《方以智年谱》，康熙九年，方以智六十岁时，“知交好友及诸山禅侣皆有诗文祝寿，汇抄成册，名曰《过化寿帖》。”方叔文《方密之先生年谱》第126页并有统计数据：“诗词寿序共七十九篇。”
方叔文编撰的《方密之先生著作表》附于年谱之后，共列出97种，称“凡未注板本之书，皆已散失不传。”可是，《五老约》、《正叶》、《曼寓草》、《浮山文集前编》、《浮山文集后编》、《青原山志》、《岭外稿》等方叔文未注板本之书今已知均存世；而方叔文已注板本之书就该是截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尚存的书籍，共有以下诸种：
《浮山别集》抄本[28]，《此藏轩尺牍》抄本，《庐墓考》抄本，《东西均》抄本，《象环寤记》抄本，《冬灰录》抄本，《易余》抄本，《鼎薪》抄本，《一贯问答》抄本，《猺峒废稿》刻本，《通雅》刻本（姚文燮刻本、日本刻本、方传理刻本），《物理小识》（于藻刻本、嵩书农刻本），《物理小识补遗》二卷抄本，《药地炮庄》萧孟昉刻本，《浮山前集》八卷刻本（备注：原刻《博衣集》、《永社十体》、《帝京篇》[29]、《流离草》[30]、《痒讯》、《瞻旻》、《自序篇》[31]、《流寓草》均汇入），《浮山后集》十四卷刻本（备注：原刻《无生寱》、《借庐语》、《鸟道吟》、《建初集》、《栾庐药集》、《合山栾庐占药集》、《五老约》[32]、《正叶》、《浮庐药游》[33]、《梅川三游》[34]），《禅乐府》铅印本，《膝寓信笔》刻本，《稽古堂文集》刻本，《医学会通》抄本，《运气约几》抄本，《一学缘起》抄本，《过庭录》抄本，《古今诗风》（仅出《汉魏诗风》）原刻本，《两广新书》（应为《两粤新书》）刻本，《响言》刻本。
这一书单，《栾庐药集》、《合山栾庐占药集》不知所谓，今已知有《药集》、《合山栾庐诗》；《两广新书》刻本、《响言》刻本均非方以智作品。而对比方昌翰所言尚有家藏抄本的书目：“《此藏轩别集》、《此藏轩尺牍》、《庐墓考》、《东西均》、《鼎薪》、《正韵笺补》、《切韵声源》、《一贯问答》、《猺峒废稿》、《会宜编》、《经考》。”方叔文未提及《切韵声原》与《经考》，而《正韵笺补》、《会宜编》虽提及但未注明版本，其中《会宜编》即《性故》今仍存，估计是方叔文未寓目，而光绪时尚存家藏抄本的《切韵声原》、《经考》、《正韵笺补》可能在方叔文写《年谱》时已佚失。此外，方叔文已附注板本之书包括《运气约几》抄本，《一学缘起》抄本，《过庭录》抄本，《物理小识补遗》二卷抄本，今均未见。《浮山前集》刻本备注中所列《自序篇》，《浮山后集》刻本备注中所列《浮庐药游》、《梅川三游》，也未见。
对于方鸿寿，方无先生2014年4月3日在《安徽商报》发表《祖父保存了方以智遗著》一文回忆：
他上世纪30年代考入上海美专，师从黄宾虹先生学习山水画。1949年,为了照顾家庭，放弃了去台湾的机会，回到了桐城的学校教书，先教图画，后来改教语文，课讲得非常好。著有《方以智年谱》和《方以智诗词书画略述》（《学林漫录》七集，中华书局，1983年）行世……祖父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方以智遗著，以手抄本《东西均》为主的方以智部分未刊刻遗著，从方中履传到我祖父手中，已历经11代，祖父视为至宝。抗日战争之初，为确保遗著安全，他花一大笔钱在上海外资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专门存放遗著。后来回到桐城，在抗战逃难的颠沛流离之中，他不管走到哪里，都随身背着一个包袱，别人以为里面装的是金银细软，其实全是祖宗遗著……上世纪50年代，祖父的上海美专同学姚翁望先生为省博物馆征集文物，他极为明智地将这些遗著捐了出去，使之免遭秦火。而家中的其他先人手泽，都未能幸免。若不是祖父的倾力保存和及时捐献，就不可能有1962年李学勤先生点校的《东西均》问世，可能也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方以智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了……作为方以智后人，我在做和打算做的，就是推动《方以智全书》的出版。
相较方叔文《方密之先生年谱》，方鸿寿《方以智年谱》虽然晚出，但过于简略。不过，鉴于方以智诸多重要著作属于方氏独门家传，因此，二先生所编的《年谱》自然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特别是方鸿寿经历了文革浩劫，其《方以智年谱》有方以智遗著的最近更新。[35]据舒芜在1984年5月19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两部《方以智年谱》”一文中介绍，方鸿寿撰《方以智年谱》是应上海中华书局之约编写的，因为当时已计划编印方以智全部著作。经历文革，至1980年，方鸿寿所撰《方以智年谱》被转交到冒怀辛手中，便由舒芜要回代投山西《艺文志》。方鸿寿并非学者，经历文革，手头资料不全，身体状况也不好，在1981年对《方以智年谱》略加修订，于次年去世。方鸿寿《方以智年谱》最可重视的部分，是参考书目中提及《过化寿帖》、《此藏轩尺牍》、《浮庐药游》等书目，这些在方叔文《方密之先生年谱》中曾有征引的文献，今皆未见；所提及方以智同科进士黄云师所撰《方文忠公行状》，[36]现存方鸿寿孙方无处，此文献从没引起研究者注意，未见研究者提及；此外尚提及参考了《博依集》、《流寓草》、《流离草》，也不知其版本情况；《此藏轩集》也未知是否指《浮山文集》。至于方鸿寿罗列的方以智“著作书目”，除已知存世书目外，尚提及方昌翰报告中明确光绪时已佚失的《学易纲宗》、《易筹》、《诸子燔痏》、《四书约提》、《汉魏诗风》、《阳符中衍》、《旁观铎》、《太平铎》、《烹雪录》等，此外还提及《此藏轩尺牍》、《鼎薪》、《经考》。其中《此藏轩尺牍》抄本、《鼎薪》抄本[37]、《汉魏诗风》刻本在方叔文的《方密之先生年谱》中反映出尚存世，笔者至今却未能寓目，而《此藏轩尺牍》抄本方鸿寿明确宣称已毁于文革。此外，《方密之先生年谱》中引用过并列入“参考书籍”的《随青录》，方鸿寿《方以智年谱》却没有提及，可能已佚失。
【注释】
[①]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鼎新》应为《鼎薪》。关于《浮山全集》，[清]潘江（1619—1702）在《龙眠风雅》第43卷方以智小传里解释称：“诗文奏议，丧乱后多半散佚，诸子搜求之四方，编成四十卷，分前集、后集、别集，总名之曰《浮山全集》，行于世。”见[清]潘江辑、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1666页。《龙眠风雅》所列书目，除增加《删补本草》外，其余均同该县志。《删补本草》，据方鸿寿《方以智年谱》，著于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见《艺文志》第二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4页。
[②]康熙六年（1667）江南省分为江苏和安徽两省，但修志时仍按旧例合置而修《江南通志》。有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修、次年成书的康熙本，以及[清]黄之雋等编纂、[清]赵宏恩监修的乾隆本（又分尊经阁藏板乾隆二年重修本及《四库全书》本）。
[③]《乾隆江南通志》（第五册）第167卷，扬州：广陵书社，2010年，第2758页。
[④]所列二书，似有误，今存《周易时论》、《图象几表》，汇刻于《周易时论合编》一书中。
[⑤]广陵书社据今存尊经阁藏板影印的《江南通志》相应位置均被剜去，留下空格痕迹，分别见于《乾隆江南通志》（第五册）第3135页、第3138页、第3139页。
[⑥]今存尊经阁藏板《江南通志》。二书在相应位置被剜去，留下空格痕迹，见于《乾隆江南通志》（第五册），第3162页。
[⑦]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45页。
[⑧]《续修四库全书》第6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43页。
[⑨]《续修四库全书》第547册，第566—567页。
[⑩]学术界普遍称刊于1935年，但据该书封面方守敦的题字，署乙亥仲秋，乙亥年应该是1936年。查方叔文《方密之先生年谱》第115页也明确称刊于乙亥年，在“公著《禅乐府》”后方叔文注称：“民国乙亥年，十世孙叔文、十一世孙鸿寿谨校订付印。”
[11]参见《艺文志》第二辑。冒怀辛在《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方以智全书前言》（见侯外庐主编《方以智全书》第一册《通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引用了“方鸿寿先生五十年代编目”，并称“方鸿寿编目后附方润轩跋语一则”（第47—53页），将之与载《艺文志》第二辑的《方以智年谱》所附著作书目相比较，多出许多内容，估计是《方以智年谱》初稿，或另有书目手稿？待考。
[12]载《艺文志》第二辑，第241页。
[13]载《艺文志》第二辑，第237页。
[14][清]方于榖编：《桐城方氏诗辑》第3卷，道光元年饲经堂刻本。
[15]以上第 1世至第10世，小传均见《桐城桂林方氏家谱》第9卷。
[16]据方无《祖父保存了方以智遗著》一文（载2014年4月3日《安徽商报》）回忆方伯俊：“抗日战争之前曾在上海铁路部门供职，能文擅诗，工于小楷。他创作的《世系歌》，记述了桐城桂林方氏本支一世祖至二十三世祖的主要事迹。”
[17]据[清]方中通《即事》诗可见《冬灰录》为方中通所编：“柩旁草榻穗帷牵，朝夕犹如侍膝前。遗稿一编清夜录（自注：时又续编《冬灰录》），瓦灯挑尽不成眠。”（《陪诗·惶恐集》）但《冬灰录》并无刻本，只留下家藏抄本。
[18]据[清]方中通康熙十一年（1672）春《先大人语录编成》诗可知，《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由他初编，后与兴斧合编。
[19][清]王士禛辑：《渔洋山人感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38页。
[20]见于《乾隆江南通志·人物志》（第四册）第160卷，第2632页。
[21][清]方于榖编《桐城方氏诗辑》，第3卷。
[22]《方伯俊世系歌》对方伯韬的赞词，明显有误。据方叔文、方鸿寿《年谱》，方伯韬编有《方氏艺文志》，但并无手录先代著作留世。
[23]洪秀全1853年定都天京（金陵），随即西征，攻下安庆；至1864年洪秀全病亡，长达十多年，方昌翰所谓“粤寇之乱”即指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用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天国信仰重新包装中国传统（儒家和道教都信奉）的“太平”信仰，鼓吹皇上帝与阎罗妖的对立，以破除传统偶像崇拜的“打神”为突破口，到处捣毁儒、释、道三教的庙宇，对典籍文化的破坏也是不遗余力。
[24]源字系误刻，应为原，疑即《通雅》第50卷《切韵声原》篇。《方密之先生年谱》（第45页）崇祯十二年（1639）据《方氏艺文志》记：“公著《切韵声原》一书，亦刻入《方氏通雅》”。
[25]详见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明确出处的有第44页、85页、88页、91页等11处，而第三章全章参考《方密之先生年谱》痕迹明显。
[26]方鸿寿：《方以智年谱》，载《艺文志》第二辑，第241页。
[27]方叔文《方密之先生年谱》第122页，据《此藏轩尺牍》记：康熙八年，“公少子（素伯）辑《药游随录》”。有可能是方中履后来将《药游随录》定名为《随青录》。
[28]疑即[清]方昌翰所著录《此藏轩别集》，今刻本《浮山此藏轩别集》。
[29]《永社十体》、《帝京篇》，今均未见单行刻本，收入《博衣集》，见于刻本《桐城方氏诗辑》和抄本《方密之诗抄》。据方鸿寿《方以智年谱》，方以智作于崇祯二年（1629），见《艺文志》第二辑，第223页。
[30]今《流离草》未见有单行刻本，仅见于选刻本《桐城方氏诗辑》和选抄本《方密之诗抄》，但台湾学者方豪有家藏抄本。
[31]方鸿寿《方以智诗词书画略述》一文称：“丁亥七月入天雷苗，作《自序篇》二百余韵，上述祖德，下表隐志，是一篇骚体长诗”。载《学林漫录》七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2页。又见于方鸿寿《方以智年谱》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条下，见《艺文志》第二辑，第232页。
[32]方叔文在方以智著作表中，又单列了未注明版本的《五老约》，前后自相矛盾。
[33]方鸿寿《方以智年谱》称：“丙午以前诗集为《浮庐药游》”（见《艺文志》第二辑，第236页），似指方以智戊戌（1658）年禅游江西以来至丙午（1666）年前所作诗。方叔文《方密之先生年谱》第104页据《浮庐药游》记戊戌年：“公庐墓三年，服阙，作《游告诗》，遂游江右，至廪山。”《游告诗》应该是《浮庐药游》中的一首。
[34]方鸿寿《方以智年谱》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条记：“游梅川有诗”。见《艺文志》第二辑，第235页。
[35]文革后，方鸿寿名其所居曰“无书草堂”，据方鸿寿子方振宇回忆，文革时期，在家中方以智字画和部分书稿惨遭抄没焚毁后，鸿寿曾嚎啕大哭，泣血赋诗《哭心血》：“大地风云变莫测，忽然烈火烧心血。大师翰墨四海珍，呼天抢地救不得。《物理小识》《东西均》，《通雅》《炮庄》《浮山集》。孤烟一柱上青云，死灰一堆葬书籍。心粉碎，肠寸绝。无书草堂无先泽，长夜思之肝胆裂。”
[36]《行状》落款“匡庐莲花峰下雷岸道人黄云师谨撰”。黄云师，德化县（今江西九江）人，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与方以智、徐芳、金堡同录第二甲。历任吏、户、刑、兵四科给事中。才识过人，敢于直言，其抗疏甄别大臣，指陈详明、言词剀切。明亡后，隐居庐山莲花峰下。清廷征辟其为官，不往，专心著述。
[37]方叔文《方密之先生年谱》第102页称：“《鼎薪》、《易余》、《烹雪录》，尚有稿本藏于家。”《易余》今仍存。《鼎薪》在方叔文撰年谱时尚存也可确定，盖年谱中有引文，如第100-101页引余飏《鼎薪叙言》，第101-102页引揭暄语二则。但声称方昌翰光绪时已宣布佚失的《烹雪录》仍“有稿本藏于家”，实不可思议，查方鸿寿所撰《年谱》对此完全没有交代，未知是否方叔文将《冬灰录》笔误成了《烹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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