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还在我上研究生之初，看到《哲学研究》上任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其中说解放以后，他信从马克思主义，就跟他以前的老师说，今后他不再相信旧哲学，要走新哲学的路（大意）。我当时读了以为是指汤用彤先生。后来读书渐多，始知乃是指熊十力先生。任先生在北大毕业，在西南联大念研究生，但早期思想并未受胡适的特别影响，而是与熊十力、贺麟等来往颇多。他早期研究理学，后研究佛教，再研究老庄，所以他对儒、释、道三家都能进行研究。而其中，佛教的研究是他和其他中国哲学史大家区别的主要指标。如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都不研究佛教，而长于宋明哲学；任先生则在汤用彤、熊十力的影响下，曾用力于佛教的研究，这也使得他有条件向宗教学的一般研究发展，成为我国宗教学科的创始人。这也许算是那个时代北大传统和清华传统的不同吧。
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册，是“文革”前中宣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大学教材，前三卷出版于文革前。该书作者队伍汇聚了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的中国哲学史教师与研究者，在当时堪称一流。从形式来看，此书结构细密，叙述精审，这部书奠定了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学界的崇高地位，而当时他不过四十五六岁。“文革”中，1973年以此四册为基础，又吸收了汝信、李泽厚等参加编写，主编完成《中国哲学史简编》，在叙述上更上层楼，进一步确认了任先生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自然，这与任先生作为党内专家的身份有一定关系（冯友兰先生等当然也是权威，而在彼时被作为资产阶级权威而加以批判否定）；但是，就学术而言，冯先生、张先生而外，任先生确实是在这一时期的不二人选。而且就主编的工作说，任先生的组织能力之强，是当时的老先生们不能相比的，这在他后来的编书工作中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因而，这些历史的使命落在他的身上，是有其理由的。所以在张先生担任了三届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后，任先生被大家一致推为会长，而且也作了三届，那是学界的公论：他早已成为中国哲学领域的一代宗师，院系调整后直到“文革”前在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研究生毕业的学者，大都是他的学生，今天他们都已经超过80岁了。
“文革”以后，任先生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四卷本是教科书，讲的是比较简明的知识，对学界有争论的大问题避免采入，所以不深入；而发展史是要站在80年代初的认识水平，写出更详尽的哲学史，而所谓发展史就是注重其逻辑的过程。该书导言还强调，发展史不是教科书，是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当然是以任先生为主导的的一个写作集体的一家之言，也可以说是一个学派的一家之言。虽然发展史的前三卷出版于1984、1985、1988年，但该书写成的部份早已在期刊上发表，在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80年代前期，在任先生的领导下，发展史写作集体构成了一个学派，是当时中国哲学史界最有活力、最有思想、最有水平的一家，我们那时研究生毕业不久，无不受到它的影响。中国哲学史的通史的写作，至此而登峰造极，这是可以说的。当然，发展史也有其限制，这就是发展史仍然是通史，而发展史在写完第三卷时，中国哲学史学界的专人、专书、专题的研究开始遍地开花，而发展史以通史引领潮流的作用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了。老一辈学者喜欢写通史，冯友兰先生是这样，任继愈先生也是这样。如果说冯先生“三史论今古”，有三种中国哲学史的著作，那么任先生也主编了三种中国哲学史的著作，这三史也差可与冯先生所著的三史媲美了，虽然他们都是一家之言。任先生所主编的三史证明，他是20世纪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当之无愧的大师。
在中国哲学史的领域外，有关佛教、道教的研究，任先生有同样大的贡献，不过这就不是我所能置言的了。在研究之外，“编书”是任先生后期的一大工作，在中华大藏经外，各种大典、文献、资料、辞典，不一而足，任先生为此尽心竭力，死而后已，在中国文化建设方面贡献甚大，但也不是我能一一述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