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是一个晚出的概念。在文化史上，“四书”是相对于“五经”而言的。“五经”在历史上是叫作“六经”，分别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乐》失传了。这六部经典成熟在春秋时代，肇始于西周。据历史记载，孔子对这六部经典做了删订。为什么要删订呢？显然有一些内容是比较庞杂的，通过孔子的整理，使它更有条理、次序。当然也去掉了一些孔子认为不必要再继续流传的文献。孔子可能有一些偏见，他是比较保守的、比较正统的人。他的基本立场是社会责任。比如看到诗歌里面爱情的诗太多了，他可能就砍掉一点，尤其是爱情的诗有些讲得比较露骨的，他觉得不好，可能就把它去掉了。但是，我想除了这部分以外，有关历史文化传承的、有关思想解说的，孔子都没有删。孔子不仅是创立儒家学派的大师，而且是中国整个上古文明的一个最伟大的继承者。没有孔子删订“六经”和儒家传承经典的自觉，是不可能有中华文明的发展的。
“六经”不是某一个宗教、宗派的经典，而是中华文明的经典。一般认为，中国的文明至少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孔子对三代的文化非常敬仰，以继承三代文化为己任，这是孔子一生的志向。三代文明的精华就沉淀在“六经”里面。所以“六经”不是一家一派的东西，是公元前三千年以来的中华文明的经典。儒家是传承中华文明和经典的主要力量。道家是反文化的，道家是不注重传承的。我们看老、庄都不是做这个的，到了汉代才有了解释老、庄自身的东西。法家是反对《尚书》、《诗经》的，因为法家比较重视实用。墨家也是重实用。墨家是从一个小生产者的角度出发，什么东西有益于农民的生产、生活，这就是好的，念那么多诗有什么用？法家主要是讲富国强兵，怎么使整个国家强大，能够打败敌人，就行了。至于文化素质、价值道德这些，统统不重要。在先秦的诸子百家里是这样一个状态。
到了汉代，由国家出面，承认“五经”是国家的经典，给它一个很高的地位。国家指派专门的人员来解释它、传承它。从汉代到唐代，都是以“五经”加《论语》和《孝经》作为国家的经典。这个经典体系有一个核心概念、有一个关键词：周孔。“周”就是周公，“孔”就是孔子。我们今天讲“孔孟之道”，那个时候不叫“孔孟”。周孔是跟“五经”联系在一起的。《尚书》等经典都是在周代形成的，周公是对周代文明的形成有主要贡献的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可以说，从汉代到唐代一千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权威就是周孔，跟这个相配合的就是“五经”。
到了宋代，从十一世纪开始到清末，最重要的经典就是“四书”，最重要的精神文化的权威是孔孟。从周孔到孔孟，从“五经”到“四书”，是中国文化、典籍和精神权威的一次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根本性的断裂，因为周孔和孔孟是连续的。这个连续性到了宋代就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叫“道统”。用一个“道统”的观念把从周孔到孔孟这个谱系构建出来了。这样，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权威就不是一个两个人了，而是一个谱系。这个谱系的说法是借鉴了佛教“传灯”的谱系，这样使得中国文化有了一个更好的表达。
《论语》，是记录孔子思想的材料；《孟子》，主要是孟子自己的著作；《大学》和《中庸》是《礼记》里的两篇。“四书”的次序不是固定的。比如朱子是从学习的次序来安排的，他把《大学》放在第一位。我们今天不按朱子的来讲，我们按照时代的先后来讲，就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样一个顺序。《论语》记载的是孔子的思想，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出生，时代是比较早的。孟子的生卒年没有孔子这么确定，卒年大体是公元前300年左右。从公元前300年再往上推80多年，那就是孟子大概的生年。这样，孟子生活的时代应该是公元前四世纪，跟孔子差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大学》、《中庸》，现在一般认为就是在这一百多年中间形成的。
“四书”这个集合称谓，是很晚的一件事情。“五经”合称至少在汉代已经有了，但是“四书”不是这样的。《论语》开始是单行的，虽然在汉代已经有了经典的地位，从“七经”到“十三经”里都有《论语》，但没有跟“四书”当中的其他的东西混在一起。长期以来，在“七经”、“九经”、“十一经”、“十二经”里面是没有《孟子》的，就是说在唐代以前的经典里面是没有《孟子》的。《孟子》入经是宋代。《大学》、《中庸》是《礼记》的两篇，《礼记》在汉代不是经，但还是很受重视的。到了后来，在“九经”、“十一经”、“十二经”里面，《礼记》就入经了。《礼记》里面有很多的篇章，《大学》、《中庸》只是其中的单篇。从宋代开始，《大学》、《中庸》的地位开始突出了，甚至可以说，在唐代就开始突出起来了。
如果我们不从儒家的角度来看，《中庸》受到大家的特别的注意就更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一些受佛教影响很深的学者，包括有名的梁武帝，都注解过《中庸》。《礼记》里面有那么多篇他们都不注意，为什么单单注意《中庸》呢？因为《中庸》一些比较深奥的道理比较容易和其他的哲学相结合。从儒家的角度开始重视它是从唐代开始。唐代的韩愈特别重视《大学》。唐代佛教盛行，比较主张民族文化的学者就非常焦虑，觉得佛教是一个外来的文化却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个不满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的成见，而是认为佛家的整个的精神、价值的方向跟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合，由此就跟中国文化不合。佛教是一个出世主义的宗教，一个正式修行佛教的人是要出家，放弃自己原来生活的身份，也放弃自己对那些实体的责任。这是中国社会的大忌，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族、宗法社会，它最重视的是家庭的亲情。人对父母、兄弟、子女的情意和责任是中国文化里面特别是儒家最最重视的，整个国家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出家，放弃了你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放弃了对国家的责任，去追求一个更高的精神的修行，这当然有道理。但是从儒家来讲，这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破坏。怎么样从理论上来反对它呢？就是《大学》。《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唐宋的儒者认为，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没有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能成立的。韩愈是要祭出《大学》这个法宝，主要是用这套来打击佛教。我们的经典是讲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韩愈的弟子李翱更重视《中庸》。佛教在精神上面有一套哲学，有一套对人生的看法、修行的理解，也就是我们说的本体论、心性论、功夫论。它有一套很细密的东西。而这套东西是很吸引人的。人的精神要有一个安顿处，人生有很多苦恼、痛苦要消除，这正是佛教所具备的。韩愈可以从政治上、伦理上打击佛教，可是不能从根本上回应佛教在文化上、精神上带来的挑战。所以，从中国文化本位的角度，从儒家的角度来讲，要真正正视佛教文化的挑战，必须要从《中庸》开始，利用本土的资源加上吸收佛教、道教的营养，发展出一些新东西来，才能与之抗衡。在《中庸》和它的解释里面可以找到这些精神性的东西，所以《中庸》的地位就开始突出起来了。
到了北宋，这个已经慢慢成了大家的一种文化的共识。北宋的科举考试从仁宗的时候开始就赐给进士出身的前几名《大学》、《中庸》，已经很突出地把《大学》、《中庸》拿出来了。《孟子》在这个时候地位也提高了，但是还有争议，北宋有很多思想家是反对《孟子》的。比如司马光，他就反对《孟子》，这说明到这个时期还没有完全了解《孟子》的意义。到了南宋，这个问题才基本解决。
北宋的哲学家二程，他们的语录里面大量讨论《大学》、《中庸》的问题。到了二程的四传弟子朱子（1130—1200年），他生活在南宋的前期，他从二十岁就开始，把北宋以来的对这四种文本的解释作了几十年的钻研。他六十岁的时候在福建漳州作太守，在此期间，他把这四种文本集合在一起，从此就有了“四书”这个名号。对“四书”，他自己有著作，关于《论语》的叫《论语集注》，《孟子》的叫《孟子集注》，《大学》的叫《大学章句》，《中庸》的叫《中庸章句》，所以《学》、《庸》的叫“章句”，《论》、《孟》的叫“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后来更简单的称呼就叫《四书章句》或者《四书集注》，后者更流行。“章句”就是分章、断句；“集注”是把前人对这个经典的注解集合在一起。当然这个收集不一定是求其周全，他可能是经过选择的。比方说，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主要的是以二程、二程朋友以及二程的弟子、再传弟子的注解作为主要的收集对象，他用的是道学家、理学家的注释。他在《大学》和《中庸》里边特别讨论的分章问题，在《论语》、《孟子》里是不用谈的，因为那两个文本都是很成熟的，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大学》的篇目从二程开始就有争议：这个本子是不是错了？“错了”不是说我们今天说的对错的“错”。古代的竹简，一根一根的，从中间用两道绳子编连起来，时间久了之后绳子就容易烂，那竹简就散了，重新编的时候就可能编错了，把上一根编到下一根了，这就叫错简，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二程那个时候就说《大学》里面好像有错简，因为它的次序好像不对。这个问题就属于章句的问题。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以孔子的《论语》为首，以孟子之书为终，其他两篇在孔孟之间的经典体系。如果我们用人物来概括的话，这个经典体系就是以孔孟为中心，因为这里边，《大学》和《中庸》的作者不太明确。
朱子活着的时候，朝廷对他是不太重视的，晚年的时候甚至压制他、打击他，叫他“伪学之魁”，伪学的头子，把他的官也罢了。可是朱子死了十几年之后，宋理宗有一天对朱子的儿子说：你父亲写的《四书集注》我仔仔细细地看了，这个书写得太好了，我恨不能起他于地下，当面跟他谈谈、向他请教。朱子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研究“四书”的，他四十八岁的时候已经写好了《四书章句集注》，然后又经过二十多年的修改，临死的时候还在床上改《大学》的注释。他在当时可以说是最有名望的，以他这样一个最有名望的人下了一辈子功夫做的东西当然受到大家的认可。朱子死了六十多年以后，南宋就灭了。元代皇祐年间的时候，国家正式决定科举考试以朱子的《四书集注》为标准，以后一直到明清都没变。所以，“四书”从宋代开始一直到元明清就变成了教育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里面最有影响的经典。
摘自作者在乾元国学讲授的《四书概论》，标题为编者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