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五十余岁的生涯中最佩服和敬仰的老师有三位：
第一位是戴莲红老师，她是我读小学时候的语文老师，而且从二年级到毕业一直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在那个“阶级血统论”盛行的年代，她一直提倡“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人生道路却可以自我选择”，这对于我这样的家庭出身不好（奶奶是地主成份）的学生具有强烈的精神鼓励作用，正是这种精神鼓励，使我没有因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而自卑和自暴自弃，而是一直都有这样一种自信：只要自己好好努力，就会有出息。这种自小树立起来的自信是我一直能以积极的态度来直面现实人生的精神支柱，及至读硕士时读到黑格尔《小逻辑》中的有关论断，更加强了我的自信，以至于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①]。
第二位是崔绪治老师，他是我读大学时候的哲学老师，并且在我到苏州大学工作以后曾一直同处在一个教研室。崔教授不仅是同学中公认的课上得一流的好老师，而且在我看来，他的学术见识也是一流的，至今中国哲学界的管理哲学研究正是由崔老师首倡的，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致力于管理哲学研究，并且连续出版了三部专著，这些著作以及由他主持的全国首届管理哲学学术研讨会（1985年，苏州大学）对于启动和促进中国学术界的管理哲学研究曾经起到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只可惜后来他的视网膜出了问题，这使得他不再有条件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否则他对中国的管理哲学研究可能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
第三位是方克立老师，他既是我的硕士生导师，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自投到他的门下以来，我一直都视之如慈父——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位慈父般的导师，而且我的夫人在经过跟方老师的数次直接交往以后也有与我相同的深刻印象。对于方老师，我曾有两次公开发表我的看法：
“南开的三年，导师方克立先生的为人和治学风范，对我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使我懂得了为人与治学的一致性道理，并从他那里学到了‘平实’二字，亦即：做人要平实，学问要平实，文章也要平实。‘平’者，心平而不气盛；‘实’者，实在而不虚妄。唯心平，方能物来顺应；唯实在，始能取信于人。‘平实’二字，实在是我终身可以行之的要道。” （拙文：《新起点》，载栾贵川主编《博士生谈自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方先生之为人，谦逊、平实、和善而乐于助人，尤其是乐于并善于提携后进。其心胸之开阔、磊落，盖非常人可比，这一点不是与其浅交者所能体验到的。我相信，这与他深得马克思主义之理与中国文化之道是密不可分的。至于其为学，则不但富于‘知’，更深于‘识’。其知之富，赖于其身心之勤苦，是常人所可及者；其识之深，则由于其心性之中和，非常人可及也。我确信，其心性之中和，乃是其马克思主义之理与中国文化之道双修之结果，是其理其道之体现。正是以其识，方先生遂倡‘文化综合创新论’。此论对方先生而言，实是其中和心性在其文化观上的必然体现，绝非贬之者所谓人云亦云者。吾观且体其为人为学的一贯之道，深感方先生于理则服膺于马克思主义，于情则归依于中国文化，故其所谓‘综合创新’，无非是综合马克思主义之理与中国文化之道，以马克思主义之理来弘扬中国文化之道。”（拙著：《哲学与文化研究.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在这个场合，我还想另外谈些感受：
在我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之际，我与方老师曾有过一次较长时间的交谈，那次长谈是1985年仲夏的一个晚上在南开的运动场上进行的，我们边走边聊，当然主要是我聆听他的教诲。方老师对我说：“中国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史论结合’，年轻一代想要超越前辈，尤其应该在‘论’上下功夫。”这话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并且对我后来的治学产生了实际而深远的影响。我向来把自己所从事的哲学史研究定位于“历史的哲学研究”而不是“哲学的历史研究”，就是受方老师的影响。“历史的哲学研究”是重在“论”（哲学理论），“哲学的历史研究”是重在“史”（哲学史实）。但是，方老师所谓“史论结合”，是要求“论”立于“史”的，所以我在研究顾炎武时，就自觉地根据这个思路，从写作顾炎武年谱开始，这是贯彻了方老师“史论结合”的方法论思想的。但是，就在我写作顾氏年谱的时候，我在大学的讲课一直都是既讲中国哲学通史，同时又讲哲学原理，直到90年代末、00年代初，我仍给本学院管理学专业的学生上哲学原理课。我之所以愿意上哲学原理课，正是因为我注重哲学理论。在我看来，就哲学史研究而言，相对说来，“史”是属于这个领域的“知识”之“知”的方面，“论”是属于这个领域的“知识”之“识”的方面。我所敬佩的崔绪治老师和方克立老师之所以都具有非常人所能及的“深识”，其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由于他们具有非常好的哲学理论素养和高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史论结合”，其知识论意义就在于“知识结合”。一个有作为的学者，必要“富于知”而“深于识”才行。“富于知”是学之博，“深于识”是学之渊。“富于知”而“深于识”，是之谓“学问渊博”。在我心目中，方克立老师就真正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位“学问渊博”者。当然，这个领域中“学问渊博”者，更有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冯契先生、任继愈先生、萧箑父先生等等。
方老师的“深识”首先表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开辟了中国哲学范畴研究方向并且首先指导了这个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并且以其学术专著《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成为该研究方向最重要的奠基性著作之一。中国哲学范畴研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从把哲学史理解为“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到把哲学史理解为“认识史”的历史性转变的重要标志。1983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学术研讨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就是方克立先生，也就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初次结识了中国哲学领域的一大批先辈学者，他们之中如张岱年先生、冯契先生、杜维明先生、李锦全先生、蒙培元先生等等都是这个领域中当时或后来的大师级人物。
方老师的“深识”更表现在当中国哲学范畴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时，他又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开辟了新儒家研究方向并且以首席主持人身份（另一主持人是中山大学的李锦全教授）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课题“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方、李随后联络国内高校、社科院系统十多家单位的有关人员组成课题组，从而正式拉开了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工作的帷幕。1987年9月，“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组在安徽宣州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讨论暨工作协调会。会议对现代新儒家的学派界定、阶级属性、形成原因、思想特征、学术成就、历史作用、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以及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方法和工作安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课题组成员比较一致地同意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钱穆、贺麟、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亦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的指导思想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以及辩证法精神。此后，现代新儒家研究便以国家课题组为主体而稳步开展起来。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加及其影响面的扩大，又由于这一课题本身所蕴涵的理论深度以及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精神魅力，还由于杜维明等现代新儒家后学在国内的积极推扩，并且不排除某些重建精神家园的企念乃至疗救人伦病态的动机，致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领域之中。（参见胡治洪：《近20年我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http://www.chinakongzi.org/rjwh/lzxd/200709/t20070923_2488552.htm。）“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活动，不仅开启了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家研究工作，也带动了这个时期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使这种研究最终演变为中国大陆的“儒学热”。
我在拙著《哲学与文化研究》的《后记》中曾如此评论方克立老师的新儒家研究：
“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对于新儒家的研究，便是他以马克思主义之理为指导来弘扬中国文化之道的具体表现。这是方先生欲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种努力。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我坚信其努力的根本方向是正确的。”
这里我更想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人们怎样来评价方克立先生的儒学观，但他对于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开展和与之密不可分的儒学研究乃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发展都起到了特殊的历史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以我个人的理解，见诸出版物的方先生的儒学观不过是其冰山一角罢了，其真思想决非是有些浅薄之辈所能窥见的；他的“深识”也正是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下才能显示出来，只是以我之私见，关于这一点，是暂时尚只可意会而未可言传的，但历史终将会揭示出其究竟原委。
[①]黑格尔的原话是这样的 :“人应当尊敬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