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总体而言，2019年的儒学研究，仍然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既有对于儒家经典文献的扎实分析，也有对于儒家思想的源流梳理，以及对于儒家哲学的当代创发。此年的儒学研究状况，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梳理：儒家经学与子学的互动、宋明理学的多方位研究、晚清及现当代儒学的拓展深化、礼学与儒家政治哲学的深入探讨、比较视野下的儒学研究。
【关键词】儒家；经学；理学；礼学
回顾2019年的儒学研究，总体而言，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本文围绕五个方面来展开论述，分别是：儒家经学与子学的互动、宋明理学的多方位研究、晚清及现当代儒学的拓展深化、礼学与儒家政治哲学的深入探讨、比较视野下的儒学研究。这五个主题固然不能囊括2019年儒学研究的全部，然而对于学界所关注的热点话题，我们都尽可能搜集并进行归纳总结，希望这一总结能够抛砖引玉，给学界同仁带来参考和启发。
一、儒家经学与子学的互动
经学是儒学的基础，子学则是儒学与其他诸子学共同包含的内容，同样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儒学复兴，经学和子学的复兴是主要的表现。2019年，经学和子学领域的研究成为一个主要的趋势。有关经学的研究，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对于儒家经典著作的诠释研究；二是对于经学发展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三是对于经学史上一些重要议题的研究。
在儒家经典诠释方面，2019年涌现出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2019年7月，由虞万里主编的《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21辑）出版，内容涉及经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多方面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涉及《左传》《白虎通》《周易》等儒家典籍的论文。8月，由彭林主编的《中国经学》（第24辑）出版，内容涉及清代经学、《尚书》研究、“三礼”研究、训诂名物等方面的内容，从《尚书》、“三礼”等原典研究出发，对儒家传统文献进行详细解读，对清代经学研究成果进行点面结合的论述。9月，邓秉元主编的《新经学》（第4辑）出版，其中收录有关于《尚书》《孔教经世法》《思复堂遗诗》等相关论文。吕友仁的《孔颖达〈五经正义〉义例研究》以唐代孔颖达主持修订的《五经正义》为研究对象, 对《五经正义》的义例、注疏关系作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孙少华的《文本秩序：桓谭与两汉之际阐释思想的定型》选择“文本秩序”为切入点，将桓谭与两汉之际对经典文本的阐释方式揭示出来。作者认为文本秩序与社会秩序具有密切的联系，文本秩序是社会稳定程度的反映。由此出发考察了桓谭与两汉之际的学术背景、古今文经学的争辩以及桓谭的史学、文学等思想。姜海军的《南宋经学史》通过文献梳理、考据实证、归纳分析，对南宋经学诸派的渊源、传承、诠释方式及历史影响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探究了南宋经学与政治的内在关联，南宋经学在整个中国经学史、学术思想史中的地位及历史价值等。晁岳佩的《清代〈春秋〉学研究》从经学的角度研究清代治《春秋》学的学者以及他们的代表性著作，该书的特色在于从经学而非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清代的《春秋》学，是使儒家经典回归经学研究的有益探索。温海明《周易明意：周易哲学新探》一书提出了完善的卦变系统，并从意本论角度对《周易》思想进行了有新意的解读。乔秀岩、叶纯芳合著的《学术史读书记》介绍了马融、郑玄、何晏、刘炫、赵匡、朱熹、杨复、孙诒让等学者的研究，呈现出经学在两汉、唐宋和晚清三个重要时期的研究典范，为读者提供了解读经典、经学的多元可能性。
在有关重要经学人物研究的论文方面，同样涌现出大量成果。儒学是在经典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近年来，儒学界兴起了汉代儒学的研究热潮，其中又以董仲舒的研究为代表。李宗桂指出，董仲舒儒学是真正的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儒学”，董仲舒儒学的精神方向可以用“向前、向上、向善、向实”四个词来概括。韩星认为，董仲舒精通五经，尤致力于《春秋》公羊学，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汉代仁义礼智信“五常”核心价值观，重建王道政治，批判现实、规范和匡正时君世主。在儒家内部整合孟荀，在儒家以外以儒为主，整合道、法、阴阳、墨家等，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实现了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代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结合，奠定了经学、儒学在汉代以后的主流和主导地位。余治平指出，董仲舒“立太学”“设痒序”对策的付诸实施，儒家教条开始以有组织的方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儒家逐步成为一种“弥漫性宗教”。董仲舒要求郡守、县令皆成为“民之师帅”，以官为师，以君为圣，这种官师一体的设计为此后中国描绘出政教合一的图景，但也悄然有效地把道统糅合进了政统。丁四新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问题出发，对梁启超、易白沙的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进行了驳斥，认为汉武帝实行的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所谓“罢黜百家”，主要是从博士官和教育制度来说的，而不是禁止、禁绝之义。所谓“表章《六经》”，是以王官之学——《六经》来统领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之学。陈壁生重点考察了郑玄的思想，认为在中国文明史上郑玄等古文经师只求解释“圣人之法”，不求理解“百世同道”，实质上铸就了中国的经史传统，使圣王时代变成经史传统共同的源头。梁满仓则对郑玄的反对者——王肃的经学思想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王肃经学思想具有三方面重要特点：一是恢复儒圣之地位，二是对经学进行义理方面的阐发，三是为现实所用。
儒学在当代应该以什么样的形态来发展，这是学界近些年来所关注的问题。任剑涛指出，子学而非经学更有利于儒家的现代发展。处于多元的现代社会，儒学必须与经学偏好保持距离，坚持子学进路，激发思想创造，为中国的现代转轨提供精神动力，引导现代中国人的健康生活。孟子一直是儒学研究的热点，赵金刚认为，理解孟子不可抛弃其所处历史境遇，诸侯是孟子的主要言说对象，孟子与诸侯的对话深植于当时的历史情境，并在对历史逻辑的把握中展开其政治哲学论述，故而需要从经史互动的视角深入分析孟子与梁惠王等人的对话。荀子是先秦儒家中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儒家传经的代表人物。近年来与荀子相关的研究不断升温，逐渐发展成为先秦儒学研究的热点。梁涛指出，儒学包括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两个不同维度，儒学的现代转化要克服传统儒学的缺失，通过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的并建，发展出儒学的当代形态，而统合孟荀便是其中一条思路。李景林则从荀子的人性论出发，指出人的实存“从心之所可”的人性结构论与目的论的善性说，共同构成了荀子人性论学说的整体内涵。儒家的伦理道德系统，终须建基于思孟一系的人性本善论，才能成为一个自身周洽完满的思想体系。冯俊、张奇伟则对《荀子》的孝道思想进行了考察和辨析，认为《荀子》的孝道思想整体上体现了以国制家，政治优于伦理的儒学立场。此外，匡钊的《论荀子的“解蔽”之方与“治气养心”之术》、王正的《重思荀子的“大清明”》、彭国翔的《“治气”与“养心”：荀子身心修炼的功夫论》、张茂泽的《论荀子的“君子之学”》等文章也从工夫论、道德哲学等角度对荀子思想进行了探讨。
二、宋明理学的多方位研究
以往学界对于宋明理学研究的关注点集中于理学、心学、气学等方面，2019年，学界在之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深化，展开了多方位的研究。具体表现在研究人物的全面化、研究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范仲淹是以往宋学研究中不太被重视的人物，却对宋代儒学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是宋学精神的开创性人物。李存山的《范仲淹与宋学精神》一书通过对范仲淹一生行谊、事功的论述，表明宋学精神的确立以及宋代书院的兴起，实本之于范仲淹。范仲淹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皆与之从游。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等，都与范仲淹及庆历新政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气学的研究，学界比较关注张载，刘学智、林乐昌、赵馥洁、韩星、李雅雯等学者分别对“横渠四句教”进行了阐释。许宁从张载的《西铭》出发，探讨了《西铭》现代诠释中所包含的三个面向：其一，冯友兰所展开的精神境界面向指涉个体生命对宇宙人生的觉解和意义，并从其境界说诠释了《西铭》的天地境界内涵；其二，张岱年所展开的人道主义面向突出了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分析了古代人道主义的博爱、平等、生死等观念，提倡建构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新哲学体系；其三，蒙培元所展开的生态伦理面向则彰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中国哲学基于价值理性在人与自然之间搭建起伦理关系，因而是一种深层生态学。范立舟则考察了张载的政治思想，认为张载的“封建”思想是地方分权的主张在北宋现实社会中的灵活运用，实际上是一种将封建寓于郡县的改革措施。
宋明儒学中，理学与心学的研究是一个热点。在理学研究方面，李景林、杨静对二程的人格修养学说进行了考察，认为大程子之德性修养论，着重于反思先天存于人心的全体之仁，诚敬存养，自然涵泳，由此推扩至物我、天人一体的自由至乐境界；小程子则突出“致知”在为学修养工夫中的先在性意义，其德性修养论，略重在主一用敬，格物穷理，循随事观理、格物致知的途径以反躬内求吾心之天理。唐文明对朱熹在《仁说》中提出天地以生物为心的思想进行了讨论，认为朱熹特别重视天地之心的主宰含义，在其思想架构中，天地之心的理论功能是统合理气。许家星讨论了朱熹的道统观，他认为作为贯穿朱子经典诠释和理论建构的一条主线，朱子的道统世界蕴含着人物、经典、范畴三个主干，由两条并行路线构成：以二程为传人、《四书》为文本、工夫范畴为主的道德教化之路；以濂溪为传人、《太极图说》为文本、本体范畴为主的形上超越之路。丁四新考察了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原因，认为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它是在不断融合理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向世陵考察了宋代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特点，指出朱熹对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学持负面评价，以为浙学不“高”则“卑”，均不能于中间“亲切合理会处”有恰当的体贴。相较于陆学之“高”，朱熹对吕学之“卑”给予了更多的批评，认为吕祖谦注重实用，被历史陈迹和实用利益所陷溺，不能由具体物事上升到天道性命这一形而上的“大本”。
在心学研究方面，张立文先生对王阳明学派的派系划分进行了介绍，认为不可忽视“黔中王门学派”，并考察了该学派的发展梗概。陈立胜的《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一书以“龙场悟道”“知行合一”“心外无物”“致良知”等阳明学著名论题为焦点，追本溯源，疑义与析，从修身工夫的向度体会阳明学的义理内涵，领略致良知教的本地风光，管窥阳明学精神的本来面目，重返“为己之学”这一传统儒学的生命世界。蔡世昌的《罗近溪哲学思想研究》一书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资料与观点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罗近溪《语录》和《文集》的深入解读来探讨其哲学思想。刘增光从现象学角度对阳明后学罗汝芳的身体观进行了探讨，认为罗汝芳的“身心灵妙”说不同于身心二元论，而其“原日身体”说则强调身心合一的孝弟意识的本源性，世界就是一个孝弟慈的世界。除此之外，刘宗镐对以陈白沙为代表的江门心学的理论特色进行了探讨，认为江门心学以“学贵知疑”“学贵自得”“内外合一”“学宗自然”和“因诗写道”为基本的理论特色。其中，“内外合一”特色表现在工夫论领域，就是以“心事合一”或“即心即物”为主要内涵的“学无内外”工夫论。张瑞涛对晚明刘宗周“蕺山学派”刘门师弟子群体人格气象进行了探讨。陈畅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孟子师说》为中心，探讨了明代哲学的发展脉络，即心学的气学视野建构。
2019年11月30日，“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暨第一届21世纪船山学论坛——船山学与21世纪湖南人精神研讨会”在岳麓书院开幕，学者们共同研讨王船山法学思想、经济学思想、儒医学与哲学思想以及湖南人精神等。由此，船山学也成为学界所关注的重点。王兴国的《王船山与近现代中国》一书上篇从政治思想、哲学伦理思想、历史观等三方面探讨了王船山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下篇则介绍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船山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20位代表人物，同时兼述湖南省内外多位学者对船山学发展所做的贡献。全书立足于近现代船山学的形成和发展脉络，概述100多年来船山学特别是船山思想史的形成发展历程和重大学术成果，旁推广引，可谓船山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综述之作。
此外，一部分学者对宋明理学内部所出现的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以及所关注的儒学议题进行了探讨。比如，田丰的《朱陈王霸之辨义疏》一书以朱熹与陈亮的书信往来为分析对象，以王霸之辨为问题意识，探讨二人在道学上的差异以及两人置身历史领域中因所持道学观不同而在王霸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冲突，由此冲突也展现出两人的道学思想在历史语境下的困境所在。陈逢源对朱熹与张栻的义理辨析与学脉建构进行了讨论，杨祖汉则对程朱、陆王二系的会通进行了探讨。
对于宋明理学的不同派别应当怎样看待其中的分期和差别？又如何来进行沟通融合，重新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开拓出新局面？我们认为，这是今后学界需要不断进行探索的方向。正如吴震教授所言，朱子学和阳明学就不是封闭的静止的理论系统，而是可以不断发展和开拓的动态的思想体系。这就需要我们转换审视的角度，既要将朱子学和阳明学置于广义宋明理学视域中，同时亦须将宋明理学视作一场整体的思想运动，才能对朱子学和阳明学获得整体性的思想了解和历史把握，以重现作为广义宋明理学视域中的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理论意义及其思想价值。
三、晚清及现当代儒学的拓展深化
晚清及现当代儒学是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这一时期的儒学从晚清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代，这是伴随着帝国崩塌、经学瓦解的时代变革而来，随后，儒学的发展由“破经学”而逐渐演变为“立儒学”的趋势。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是晚清儒学的代表性人物，学界对这些人物的思想都进行了探讨。吴飞对康有为的人伦思想进行了考察，认为取消家庭是康有为思想体系中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点，尽管这种思想体系与传统儒学大异其趣，但却代表着现代汇通中西思想最重要的一个尝试。茅海建对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是中学，即“康学”——“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和“大同三世说”。魏义霞对康有为和谭嗣同的三礼观进行了比较考察，康有为对《仪礼》津津乐道，谭嗣同对《礼记》青睐有加；就对《周礼》的态度而论，康有为视之为刘歆伪造而贬黜之，谭嗣同视之为周公所作而力尊之。吴晓番探讨了章太炎的汉学论，认为章太炎是乾嘉思想的继承者,其对于乾嘉汉学的论述成为后世理解清代哲学的规范，但章氏对乾嘉汉学的兴起原因及其义理洞见存在误读。谷继明认为张惠言是晚清今文学兴起中的关键人物，他会通《易》与礼二学，也蕴含着公羊学在其中，这对于后来者有重要影响。
在现当代儒学研究中，现代新儒家是学界研究的重心。干春松的《伦理与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与社会》介绍了梁漱溟的政治实践，指出梁漱溟的政治关切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他基于对于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思维模式的认识，认为中国只能走由乡村起步的现代国家建构模式。蔡家和认为，熊十力的体系承继阳明心学而来，但又有所取舍，尤其是他因应时代需求而有所补充，比如科学、民主等的开出。何俊采用札记的形式剖析马一浮书信中论述的为学功夫、次第、品节、条目，进一步勾勒马一浮切于自身的儒家义理之学，呈现出马一浮思想的发展脉络。陈勇的《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传》一书以钱穆的生平阅历为主线，将其思想、学术、人格、才情融入其中叙述，展现了钱穆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生历程和学术贡献，突出了他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的精神志业，激励人们为民族复兴和中国文化承担责任。
此外，学界对当代学者的思想也有所关注。由陈来选编的《儒学第三期的人文精神——杜维明先生八十寿庆文集》作为送给杜维明先生八十华诞的贺礼，基本涵盖了杜先生学思历程中的主要关怀。陈来指出，精神人文主义不再是一个准备性的论域，而是一个总结性的体系，杜维明先生用这样一个体系来揭示儒家思想具有全球性的普适意义，建构起具有全球性普适意义的当代儒学。另外，陈来《儒学美德论》一书对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说、李泽厚的两种道德论等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理性支配感性”、“和谐高于正义”的命题。陈海红对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做了介绍，他认为“和合学”基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悟，在与前哲不断对话的视域融合中，以自己的“和合”言说方式来表述的人类生命之道的哲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新体系、方法新视野与思想新成果。朱承认为杨国荣的理论儒学以世界哲学作为背景与潜在的对话者，着意从观念层面去界定儒学的本质性内涵，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揭示儒学思想的理论蕴含、建构儒学思想的演变逻辑，强调儒学的精神性意义和规范性价值，主张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哲学应与西方哲学相互激荡，进而成为世界哲学必要的理论资源。杨海文、马慧娟从郭店楚简与孟子心性论的关系、由《孟子》“腐败事件”彰显“亲亲互隐”的儒家伦理以及孟子“正义”的政治哲学等几个方面来展开，对郭齐勇以孟子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儒学研究进行了介绍。张明对张新民在地方志、阳明学、区域史、黔学、清水江学、文献学、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进行了介绍和总结，以展示张新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四、礼学与儒家政治哲学的深入探讨
礼学和儒家政治哲学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新趋势。2019年，围绕着这两个方向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在礼学研究方面，彭林的《〈周礼〉史话》一书从《周礼》成书谈起，分《周官》与周代官政之法、《周官》面世、官制体系、理想国典制、治国思想、注疏与版本、历代研究述要、关于《冬官》与《考工记》、《周礼》的社会影响等9章，介绍了《周礼》的缘起、成书、体系以及影响等方面内容。冯兵的《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从礼、理会通的角度，将经学研究、哲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礼乐哲学”“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等新的学术概念，从礼乐形上学、价值论、实践观三个方面对朱子礼学的哲学体系做了较为系统的诠释与建构。殷慧的《礼理双彰：朱熹礼学思想探微》一书从朱熹的“三礼”学思想入手，从学、理、用三个层面对朱熹礼学进行了系统论述，将文本分析与思想、社会、政治的互动结合起来，考察了朱熹礼学思想形成的背景、内容及其特点。苏正道的《江永礼学研究——以〈礼书纲目〉为中心》一书选择江永《礼书纲目》进行个案研究，探究清初学术由宋学转向乾嘉考据的历程，关照清代的礼书编撰和礼学研究，宏观深入地探讨了《礼书纲目》的成书背景、学术成就，还原了江永礼学研究的历程，用礼学研究的具体史实证明了清初学术经世传统的持续存在。
相关论文方面，杨英对改革开放40年来先秦礼学与礼制研究进行了考察，认为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在礼学研究中不绝如缕地传承，礼制研究则在20世纪现代人文社科方法传入后，摆脱了作为礼经训诂附庸而存在的状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并且因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方法的传入，研究方式趋于多样化。汤勤福指出，诞生于西晋的五礼制度是适应大一统王朝的礼制体系，“五礼”名称或与五行有关，五礼之说至少出现在战国后期。此外，丁鼎对中国礼图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概述，指出本时期我国礼图学呈现如下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充分利用考古资料进行礼图学研究；二是把现代影视技术引入礼图学研究。谢遐龄认为，《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晚年全力编纂的巨著，他以残存的《仪礼》为经，拣选、编辑能搜罗到的相关材料，使之大体再现了古代中国的礼制，为后人提供了全面了解古代中国（战国时期以后）礼制的入门资料。
在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著作方面，贝淡宁《儒家政治哲学：政治、城市和日常生活》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作者认为，将儒家选贤任能的传统与讲究政治参与、自由、透明和宽容的民主传统结合起来，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必然结果。张允起的《政道溯源》通过对《尚书》《春秋繁露》等儒家经典文献的重新诠释，阐发中国政治智慧与政治文明的本质特性与结构体系，追溯古典中国的政道精神。姚中秋的《原治道：〈尚书〉典谟义疏》对《尚书》诸篇抉发疏理其中蕴含之观念法度，以推明中国思想、政治之大本大原。任锋的《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聚焦两大问题，一是变革思想家和立国思想家，二是治体论。治体论体现为治道、治法、治人，近世新儒学以追求经世义理的旨趣极大推进了治体论建构。理学家运用体用论开辟了治道、治法、治人三要素关系的新思路，浙东儒者群深入反省变革思维从而促成了立国思维的成熟。陈赟的《周礼与“家天下”的王制：以〈殷周制度论〉为中心》以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为基础，上及历代诸儒，对西周王制要素的继统法、封建、禘礼，尤其是宗法等，进行了详实而具有系统的阐发，试图在规模、广度与深度上呈现西周王制的基本架构、制度基础、精神原则、理念根基。李若晖的《不丧斯文：周秦之变德性政治论微》从经史之学的视角对西周德性政治向儒家德性政治的转变进行了细致而颇富启发意义的探究。
在论文方面，欧阳祯人认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是一种原创性极强、自本自根的政治理论体系，具有不容忽视的现代价值，其最大的特点和基点是在“诚意正心”基础之上的“修身”。刘丰认为，“为民父母”是商周时期就已产生的政治思想，后为儒家所继承，尤其是孟子和荀子对“为民父母”的政治思想有不同程度发挥，“为民父母”的主张是孟子仁政和荀子礼治的中间环节。东方朔对荀子“政治正当性”的主张进行了考察，认为荀子在权力来源的问题上并不曾追问权力本身的正当性问题，而更多的是在意统治者统治权力在效果上的合理性问题，一方面与荀子重德的理论相关，另一方面则与荀子对民众的看法紧密相连。陈明认为，面对汉帝国初期所面临的文化断裂、国家社会对峙这两大问题，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以儒教之天为信仰支撑，以圣为体天制度者、王为循制治事者的等边三角式理论体系。这不仅塑造了汉帝国的政治架构，对整个中华文明也有某种程度的奠基性作用。曹婉丰认为，西汉中后期的改制运动中折射出的既是儒家政治哲学从理论体系落实为政治制度的建构过程，也是制度建构的政治实践对儒家政治哲学理论的检验与影响。孙钦香指出，儒家政治哲学在明末清初经历了显著的反思与重建过程。王船山通过“理一分殊”诠释《大学》“明新”关系，展现了他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反思和重建，表明儒家政治哲学自身具有的思想活力，借此也有助于思考今天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问题。
在礼学与儒家政治哲学的综合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朱承的《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礼记〉与儒家政治哲学范式研究》，该书通过对《礼记》及相关礼乐文献的梳理，分析了儒家传统中的交往礼仪、生活规范和礼治信念，特别是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阐释了礼乐文明所具有的“生活政治”特质。全书围绕《礼记》中所制定的礼乐制度及其所展现出来的礼治精神，讨论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政治观念、生活嘉益分配与政治秩序维系之间的关系，思考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发现政治价值”以及“政治观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落实”等问题，诠释和重构儒家礼乐文明所展现的政治哲学范式。
五、比较视野下的儒学研究
儒学发源于中国，正在不断走向世界。2019年8月25日，由教育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等相关教育研究机构牵头筹建的“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在山东曲阜尼山揭牌成立，标志着全球儒学研究实体平台的诞生。儒学不仅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也是全球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随着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西方也兴起了儒学热。从比较视野下来看待儒学，通过中国以外的“他者”的视角，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儒学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从而透视儒学传统的多元化和开放性。
在海外学者的研究方面，美国学者田浩《宋代思想史的再思考》一文对“理学”、“道学”、“新儒学”以及“Neo-Confucianism”等概念的用法进行了梳理，并给予朱熹同时代儒者进一步的关注，将他们视为儒家思想家。司马黛兰的《王阳明研究在西方》一文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王阳明以及阳明后学研究的专著、书中章节和期刊文章进行归纳，从文献研究、翻译作品、良知的概念、知行合一的概念、王阳明与生态环境、地方史和社会史、王阳明与西方思想家的比较视角、王阳明后学和他的遗产、王阳明的军政生涯、日本的王阳明思想等角度评述西方王阳明研究成果。艾文贺考察了东亚地域中伊藤仁斋、戴震和丁若镛三位儒家学者基于以人为本的伦理学说，认为他们对宋明理学伦理学之形上学进行批判，特别是对程朱理学的“理气”世界观有深刻的剖析，这对于理解儒学传统在当代的丰富性及发展潜力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学者土田健次郎《朱熹的帝王学》一文指出，朱熹的正统论独立于道统论，继承了北宋以来区分看待政权的正统性与道德性的观点。即使是身为正统王朝的君主，也有学习帝王学的必要。
在国内学者中，王家骅的《日本儒学史论》一书分为“日本古代的儒学”“儒学与日本的现代化”“前近代日本社会及其变化”“儒学与近代思想”“中日儒学比较”“中日思想文化研究观察与思考”等6个专题，对儒学传入日本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许齐雄的《理学、家族、地方社会与海外回响》一书讨论了明代理学、理学家与家族、明清的宗族组织以及新加坡在殖民地时期的孔教会运动等课题，考察了儒学如何以孔教会运动的方式在新加坡产生影响。张立文先生指出，东亚中、日、韩及越南之所以为共同体，体现为共同理念，儒学共鸣；共同文字，汉字共享；共同制度，郡县共建；共聚民心，同舟共济；共生共存，命运共同。傅永军指出，东亚儒学既不是方法论的诠释学，也不是存在论的诠释学，而是一种以经典诠释为思想创造方式的“诠释哲学”，在家族相似意义上可将其称之为“应用诠释学”。黄玉顺指出，“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尽管接受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但仍然没有超越传统的主体性诠释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不论是原创者与其经典，还是诠释者与其诠释，都是“主—客”关系。黄俊杰指出，在朱子的思想世界中，朱子继程颐之后赋“理一分殊”说以新义；朱子对“仁”学的新诠释，开启东亚儒家仁学传统之新境界；朱子对“公共”精神之强调，则在东亚儒者中更独具慧眼，别树一帜。吴震同样对东亚朱子学的研究进行了考察，《东亚朱子学：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展示》、《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即是具有代表性的论文。
在儒学与比较哲学方面，黄勇《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一书主要是从德性伦理学的视角观察儒家的道德哲学，谈及以直报怨、道德责任、亲亲相隐、美德是否可教等主题，对于道德哲学领域的诸多重要问题都予以了儒家角度的回应。李晨阳《比较的时代：中西视野中的儒家哲学前沿问题》一书则直接指出“比较的时代”是当代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了儒学的开放性和当代性，此书从儒学角度对民主、平等、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秩序、环境哲学、价值选择等问题都做了深刻的剖析。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一书从反思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对家庭的批判开始，对个体权利和家庭主义、家庭与国家、孝与生生等主题从跨越中西的视角进行了论述，归结于重建“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体现出了浓厚的现实关怀。对于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研究，既需要细致的文献分析、必要的历史源流的梳理，而从比较的视野、哲学创发的高度去审视儒学，推进儒学的现代化，显得尤其重要，当是儒学研究极为重要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