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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李兰芬《玄思的魅与惑——王弼、汤用彤研究论集》出版
发表时间：2020-10-03 00:45:06 作者：李兰芬 来源：“中山大学哲学系”微信公众号
书名：玄思的魅与惑——王弼、汤用彤研究论集
作者：李兰芬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丛书系列: 中大哲学文库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作者简介
李兰芬，广东新会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宗教哲学、中国宗教学学科史、儒家宗教问题及王弼、汤用彤思想等研究。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波士顿大学世界宗教与事务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奥地利Innsbruck 大学基督教哲学系等机构的访问学者，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发表的研究论文中主要有：《历史变迁中的宗教传统与宗教研究》《儒家思想对中国宗教的作用及其世界意义》《论汤用彤在现代玄学研究中的作用》《近现代中国宗教研究兴起的几个相关问题》《回到真切（Direct）的个体体验――从奥古斯丁及安萨里的忏悔录说起》《“体无”何以成“圣”？――王弼“圣人体无”再解》《理学的另类解读——析汤用彤〈理学谵言〉》《被质疑的哲学——以清末民初四位学人的看法为例》等。
目 录
前 言
王弼玄学论集
王弼对汉儒思想的继承和批判
“体无”何以成“圣”？——王弼“圣人体无”再解
玄远之幕的飘落——王弼《论语释疑》的命运
玄思的魅与惑——王弼玄学再探讨
汤用彤玄学研究论集
论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
文化坚守者与学问家的张力——以汤用彤为例
理学的另类解读—析汤用彤《理学谵言》
析汤用彤对中国真精神之玄解——再谈《理学谵言》
汤用彤文化保守情怀下的“身体”观——以《理学谵言》的思想为例
附 录
去玄的玄学解读——简评耿宁先生的王弼研究
被质疑的哲学——以清末民初四位学人的看法为例
后 记
前 言
将王弼与汤用彤放在一起来讨论，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他们都与魏晋玄学有关。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汤用彤是近现代研究魏晋玄学的大家之一。但将两人关联起来的原因，还不仅仅是因为魏晋玄学。因为在这个文集里，作者无意通过对两人思想的分析，展开对魏晋玄学及近现代玄学研究所有问题的讨论。就如本文集主题一样，文集中的论文，仅是围绕“玄思的魅与惑”问题展开。
首先，强调“玄思”而不是“玄学”，是企图将讨论的重点放在玄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的作用上，而不是一般地和全面地讨论整个王弼玄学理论和汤用彤研究玄学的理论。
另外，“魅与惑”，意味着作者对玄学与玄学研究的作用有双重的断定。“魅”不仅是强调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玄学（尤其是王弼的玄学）和玄学的研究（主要是讨论汤用彤的玄学研究）对中国思想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在今天仍有魅力。但“惑”则是指出王弼的玄学和汤用彤的玄学研究一直留给中国思想史一些疑惑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至今未被仔细讨论过。
关键是，王弼玄学与汤用彤玄学研究，在作者的讨论中，其作用的魅力与留下的困惑，都是针对什么样的问题来说呢？或者说，应该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背景下，将王弼玄学与汤用彤玄学研究一起讨论并批评？
一般来说，王弼玄学被认为是道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汤用彤玄学研究也被认为与近现代他自己也有贡献的佛学研究、道教研究不一样，也与其时兴起的新儒学不一样，他的玄学研究仍被一直看成是道家思想（或道家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他们思想中涉及的道家思想或道家哲学，是种什么意义上的特殊思维方式？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又究竟是针对什么而言，既有“魅力”又有“困惑”？
在本论集里，作者将问题置放在儒学发展的脉络里观察，以期将玄思之魅力及困惑的问题，尽可能地呈现清楚。
一、从魏晋玄学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谈起
经历了近百年的努力，魏晋玄学基本被定型为是以本体论为特征的中国哲学，并且，这种哲学的学派渊源，一般被认为与道家有关。如果这种对玄学的断定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问另外一些问题：首先是道家与中国哲学中的本体理论探讨的关系，这个问题显然带出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哲学中的本体理论探讨，是否仅仅与道家有关。如果将这些问题的讨论，广泛地放在魏晋玄学产生、发展及影响的历史背景、学术渊源中看，如何理解魏晋玄学，就将不得不考虑更多的因素。
首先，毫无疑问，玄学的产生首先并主要地与儒家思想有极深的关系。这种断定，一方面是由于魏晋玄学的产生直接与汉代儒家经学的发展有关系；另一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由于汉代儒士的力倡，已成功地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甚至包括政治等的主干。事实上，由春秋战国之际开始相对划清界线的诸子学派，在其后的单独发展中，都要正视儒家思想提出的各种问题，道家思想的发展也不例外。如果说后人称之为新道家的魏晋玄士从理论资源上对汉儒经学是自觉吸收和批评的话，那么，从客观上说，处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汉代之后的魏晋玄士，也不得不面对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政治、社会中的广泛影响，而使自己的理论和生活与儒家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次，这种关联，在继汉儒经学之后产生的魏晋玄学中如何体现呢？除后来研究魏晋玄学的学者所认定的相互区别外，是否还有相互一致的方面？汤用彤等玄学研究的大师，对这两方面的讨论，一直较为审慎。但基本肯定，玄学中的“玄”意，起码与汉儒经学的繁琐、臆想有非常大的区别，而更广泛地说，与儒家思想对伦理、政治等的“偏爱”有区别。只是这种区别不是二者关系的唯一体现。所有研究魏晋玄学的学者都注意到：尽管玄学与儒学有区别，但玄学的所有问题及其解决，都是针对儒家而来的。这里包含着两重意思：一是认定与儒家相关的问题值得解决，这显然是对儒家思想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或继承；二是认定先前的儒士对相同问题的解决不尽人意，需要批判及改造。
这种认同、继承和改造无疑使我们有理由认为：魏晋玄学最根本的特色，按汤用彤及余敦康等的话来说，即是本体理论，实际上与儒家思想有极大的关系。这样，单纯说玄学的本体理论，从学术渊源上，只归宿为道家思想，似有欠缺。起码，可以这样看：玄学中的本体理论不仅是对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在对汉儒的批判中对儒家思想原本就包含的精神的重新挖掘和改造。
但毕竟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还是有区别的，对汉儒的批判及改造，甚至包括对儒家思想原本就包含的精神的重新挖掘和改造，都说明玄学对儒学认同及吸收上，实际是循着一定的方向、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的。
这样，问题的讨论就进入到最后一个方面：玄学究竟从哪种特定的角度，对汉儒所体现的儒家思想进行发扬及改造？另外，是什么原因导致玄学要从这样一种特定的角度上，重新言说儒家思想？而这样一种角度所言说出来的儒家思想，是否是儒士真正认同的儒家思想？从根本上说，儒道互补及其互别究竟在玄学本体理论上如何体现。这种体现对后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造成何种影响，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如何面对玄学对原始儒家思想的改造？或说，玄学究竟给儒家思想的发展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
实际上，借助历史的眼光，对玄学特性的分析、理解和研究也面临新的问题。如果玄学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吸收是同时进行的话，或者说，玄学与儒学的关系既有区别又有一致的话，那么，玄学所开创的中国哲学中的本体理论的探究，其中形上与形下的关系如何看待，就不仅仅是个纯粹可以在理论上解决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实际上如何落实的问题。尤其是在把儒家思想看成是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等如何落实相关的理论时，与其有理论渊源的玄学，即使着重的是普遍意义的根本道理的探究，也不可能无视这种道理与具体落实之间的矛盾关系。
因此，提出重新理解玄学，只是将玄学的理论放在“体”与“用”，或者儒家思想意义上的“经学”（泛喻儒家思想中体现儒家理想的经典以及其负有传承经典重任的经典解释）与“政学”（泛喻儒家思想中具体讨论政治、伦理或社会、人事、人伦的理论）相互关系的背景下，探讨玄学的本体论特质。
二、重审王弼玄思的意义
毫无疑问，王弼是魏晋玄士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是早期影响甚广的玄士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理论在魏晋玄学中是最具本体论特征。也就是说，要探讨玄学的本体理论，研究王弼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由于王弼思想出现的年代，恰是玄学形成的时期，因而其理论当中所表现出的与汉儒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关系，无疑可看作玄学本体理论中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交互作用的体现。
王弼与汉儒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他同注解汉儒奉作精神资源的经典表现出来的。很显然，王弼在经典的注释中，秉承了不同经典透显的中国文化精神，及以往儒士解经的宗旨，力求使经典中的“经世致用”精神，能在解释中被呈现出来，并被落实至社会中政治、道德等具体的社会领域中。但毕竟，王弼的经典注释并不只是表现在对经典的政治意义的进一步弘扬上。王弼在经典解释中，所表现出的主要贡献，应该是他开启了经典解释的一条新的路径，或者说，他开启了经典解释的新眼光、新方法。而这种新眼光和新方法，与他对不同经典精神之间的分别与相通之理解有关，更与他立足于经典的本体深度来彰显经典的经世意义有关。也就是说，王弼作为玄学的代表，其所表现出的儒道关系，与其对儒道经典的解释，及其在这种解释中所表现出的本体与致用紧密结合的做法有关。
回到前面所提出的问题，王弼在经典解释中如何开启了新的眼光与新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便成为从历史等广泛的角度，重新审视魏晋玄学的思想资源问题；及从这种重新审视中，深刻理解玄学的本体论特征；还有反思玄学作为中国哲学对于中国学术以及社会的作用等的关键环节。
正因为王弼玄学在魏晋玄学的研究中有如此重要的位置，所以，自汤用彤以来，任何一个研究玄学的学者，都对王弼的玄学思想有过深刻的探讨和研究，尤其对于王弼经典注释上的工作，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深入分析。其中，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如儒道互通、政治哲学、哲学本体论、认识论等，对王弼的经典解释开启的新眼光及新方法，做出了不同的探索。这些探索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王弼玄学的意义，无疑都有非常大的贡献。
但回到问题本身来看，各种探索仍然有可进一步深入的地方。如在探索王弼思想的资源问题上，有汤用彤承陈寅恪、章太炎等人之思，提醒注意玄学兴起的社会、人生、学术背景，从而从历史渊源上，把握玄学与儒学的关联。实际上，后来学者如余英时、余敦康、王葆玹、王晓毅、林丽真、瓦格纳等，对玄学的研究，都自觉将汉至魏的社会历史中政治、人生、学术等因素考虑进去，为理解王弼何以站在本体论的角度注解经典的原因，提出了很多有建树的看法。但必须注意的是，学者们的探讨多侧重在王弼玄学对汉儒的批判上，而关于对汉儒吸收的分析稍弱。汤用彤例外，他主王弼的每一种思想，其实都与汉儒所面对的问题及做出过的努力有关，因而“儒道会通”在王弼那里，有时更突出地是表现为借道弘儒。可是，对于王弼何以能“儒道会通”的原因，汤用彤自觉多从学理上的分析，也即是说，他多侧重对王弼与汉儒学术关系的分析，并从这种分析中理解王弼如何弘儒的努力。问题在于，汉儒对儒家思想的坚持，如果是通过经典解释而体现的话，那么，经典中的普遍性意义，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就有一个变迁的问题。在变迁中，每个阶段所呈现出的面貌不可能完全一样。汉儒的经典解释对王弼来说，固然是个不可忽略的思想资源，但却不是唯一的思想资源。单从儒家思想的传承上说，王弼经典解释中所表现的对儒家思想的认同、挖掘、发扬，是否还有其他的思想资源，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是在近年各种简帛的出土及大量相关研究的涌现之后。笔者认为，这可能宜对此进行大胆、仔细的探讨。但由于能力所限，笔者只在个别论文中尝试在学理比较的层次上进行。讨论并不涉及相关的文字训诂及史料考证。
另外，如果王弼的玄学不能单纯理解为以道释儒，或更极端地说，扬道抑儒的话，那么，王弼玄学中的儒道关系，仍是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对此，研究王弼思想及玄学的学者，有过各种探索。在这些探索中，基本认为王弼实主“儒道互通”，只是其中的儒是道家化的儒。也就是说，大部分学者多注重王弼思想所体现出的儒道之别，及王弼用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重塑。在这种意义上，王弼确实属于新道家。但创立现代玄学研究的汤用彤对此有稍为不同的看法。尽管他也强调王弼思想确实是在批判汉儒中标新立异的，但他认为，王弼对汉儒的批判同时包含着王弼对汉儒所持的儒家理想的坚持，因而，经过王弼改造后的经典解释才能最体现儒家的圣人理想。由于汤用彤对此问题的分析着墨不算多，王弼玄学中的儒道关系是否可如此看待，没有一个定论。笔者试图吸纳两种不同的看法，结合前面所提到的从更广泛的历史资源上考虑，提出王弼在解经目的上坚持儒家思想，而解经方法上企图改造儒家原先固有的方法，因而，只是部分地弘扬了儒家思想的观点。
王弼对儒家思想的坚持及改造，是否如儒士所愿，这是王弼思想被后人评价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围绕王弼思想而作的评论很多，这也足以表明王弼对于当时及后来中国学术发展史的重要性，仔细分析，其中来自儒家的评论，几乎偏于贬斥，甚至痛斥。显然这与王弼的初衷不相符。对此，研究王弼思想的学者大都进行了分析。如牟宗三、余敦康、王晓毅、林丽真等对此均有独到看法。其中牟宗三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从王弼理论的形式与内容是否一致的问题入手，分析了王弼玄学在某种意义上，对儒家思想的改造，所起的作用不是弘扬，而相反是改变。并且这种改变对儒家来说，是种伤害。但必须看到的是，尽管儒士对王弼玄学有诸种诽议，但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上，王弼玄学却是不能绕开的一个里程碑。因而，仔细分析王弼从理论上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继承，仍然必须深入探讨。笔者企图尝试从两个方面继续这种探讨：一是分析王弼从方法上对汉儒的批判，带来儒家思想体现的新气象，二是从目的上分析王弼所用的方法对儒家思想的重塑，可能带来儒家思想体现的何种矛盾，甚至导致儒家思想走入何种困境。
将王弼玄学的作用问题，更加广泛地放在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人生的关系上进行讨论，从切身的角度看，就将涉及王弼玄学之被研究或现代对魏晋玄学研究的目的的进一步探求。或者更广泛地说，“玄远之学”能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问题。笔者在下面将继续通过对汤用彤玄学研究的介绍和评论，对问题作出尝试性的探讨。
三、追问汤用彤未竟的心愿
近现代西方势力的入侵，不仅改变了古老中国政治、经济的存在方式，中国传统的教育、学问方式也遭到挑战。
中国传统学术从来不是书斋中“独善其身”的事。这养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士人）学习、学问与家、国、天下事不分的习惯。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知识分子也将做学问，变成是理解生活世界、融入生活世界、作为生活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而中国传统的学问方式，在面对外来文化（宗教）时，是否仍然有效，成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纠结的和需不断探索的问题。
汤用彤是一位对现代中国学术有重要贡献的学者。他的学术贡献都与近现代中国学术能否用新方法对中国传统（包括中国宗教）思想做新解释有关。至今，他示范的学术规范，仍影响着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影响着道教史料的整理研究，更重要的是，他的魏晋玄学研究仍然对中国学者如何理解儒家、道家的哲学，有深刻的作用。
一般来讲，汤用彤玄学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独特地将魏晋玄学视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更在于他通过玄学研究，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及思想中内在的哲学特性。而这种特性，被汤用彤看作是古今、中外思想在冲突的交流中，能最终融汇的重要途径。汤用彤的玄学研究不仅是一种纯学问探讨，更是他思想的重要表达方式，也如他在魏晋玄学研究中一再强调的那样，玄学（玄思）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他试图通过对这种思想文化特性的哲学（概念和方法）和思想史探讨，于学术及现实两个不同层面，解决“身”“心”、“体”“用”问题。
实际上，汤用彤在后来对玄学研究有意无意的犹豫和放弃，及回到史学的实证研究上的回避。可说是汤用彤的一种人生与学术的无奈选择。
纵观汤用彤玄学研究的历程，我们看到：但求从驭心之本求驭身之用的玄学，是否真如汤用彤所愿，不仅在玄学研究的曲折历史中，而且在汤用彤实际的人生中，尤其是在汤用彤后来的学术走向与选择中，都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正视这样一个问题，也是直面中国思想及社会发展史上，玄学（以及哲学）的位置及作用问题。如果将中国文化的精神理解为主要被儒家传统所塑造的话，那么，从儒家经典所表达的基本精神，就是经世致用，但魏晋玄学中对儒家精神的解释，尤其是其体用理论，则隐含着玄远之寄托与现实之经验的重重矛盾。同样，从玄学及魏晋人士，还有汤用彤的学术与人生中，可以看到偏重玄远之心的“哲学”，“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专期神理之妙用”（或无为而有为之用，汤用彤语），在客观上不能作为处理经验现实的具体思想工具。而且，在今天世俗化的现代社会，玄学或者哲学，如何正视自身的功能，为促进精神生活提供资源，仍然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而，汤用彤从事魏晋玄学研究所寄托的经世致用情怀（文化坚守者的情怀）与其学术风格（他所褒扬的学术方式）的矛盾关系问题，依然是其玄学研究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命运及留下的“玄学”（一种被汤用彤寄望融合新旧学术的独特学术方式）问题。或说，能否借助汤用彤玄学研究留下的问题，再深入展开分析玄学作为一种具有哲学品格的解释工具对儒学（中国学术的核心）发展造成的魅力与困惑问题，分析玄学作为一种无为而有为的治世论策与政治的矛盾关系问题，及分析玄学作为一种企求驭心以驭身（汤用彤语）的人生态度对现实人生的复杂和矛盾作用等问题。
四、论集论文相关说明
本论集共分三个部分，十一篇论文。
第一部分：“王弼玄学论集”含四篇论文，是关于王弼与儒家思想关系的分析。一是讨论汉儒对儒家思想发展所起的作用及带来的问题，及王弼通过对三种经典的注解，对前面士人（汉儒及清谈士人）留下问题的解决努力。二是讨论王弼在解决儒家圣人问题上，玄思方式的特点。三是透过王弼对《论语》的注释，揭示王弼的努力给儒学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四是分析王弼玄思带给儒家经典解释的魅力及困惑。
第二部分：“汤用彤玄学研究论集”共五篇论文，讨论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一是总论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的贡献及可能带来的问题。二是从近现代中国学术的转折上，分析汤用彤的文化保守情怀与其作为学问家之间的矛盾。三是从汤用彤最早论文看其如何透过朱子及阳明，对儒家思想理解及作玄学解释的侧重。四是首重分析汤用彤对儒家思想的玄解，是从精神层面上体现的。五是同样分析汤用彤最早的论文中，如何透过身心关系问题的玄思理解，体现其学问、人生与现实产生矛盾的可能。
第三部分包含两篇论文，为本论集的附录。其中一篇是分析汉学家耿宁先生对王弼玄学的评论。强调耿宁先生将王弼玄学的玄思作用，置放在儒学发展的历程中考察，特别指出宋儒与之有关系。另外一篇是将玄思的魅力与困惑问题，带至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分析。透过蔡元培、傅斯年、王国维、欧阳竟无四位学人对“哲学”的理解及问题，提出玄思的问题仍然值得关注。
本文集的十一篇论文，大部分曾修改发表，每篇论文后均有注明。
（2019年2月于康乐园）
后 记
本论集的前五篇论文，是在十几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面对儒学——对王弼玄学的一种理解》基础上整理和发表过的。其中，《论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一文，是在博士论文最后一章《现代回声——论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基础上修改。该文构思、写成及后来的部分发表，都得汤一介先生关注及批评、推荐。在此深深感谢！
进入中国哲学领域讨论问题，是无意促成的事情。但一路走来，得到很多前辈和师友的关照和厚爱。
首先感谢我的博士导师冯达文教授。他的耐心、宽厚、鼓励，帮我渡过了无数的难关。
感谢帮助我进入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李锦全、袁伟时等老师。
特别感谢杜维明先生。两次在哈佛大学的学习及多年跟随先生的研讨，使我终身受益。
感谢饶宗颐、汤一介、庞朴、瓦格纳（Wagner）、林丽真、金观涛、刘笑敢、张志扬、刘小枫、张志林等先生耐心细听、善意批评作者对王弼问题研究的构想。
感谢黄俊杰先生，在他主持的若干次学术会议上，我论文中的部分论文得到听取同行意见的机会。
特别感谢张永义、张丰乾两位友人，给我写作及修改博士论文时的各种帮助。
感谢饶宗颐先生提供他研究王弼的论文。
感谢汤一介先生提供北京大学2002年前他指导学生研究王弼的论文资料。
感谢蔡振丰、郑世根两先生，提供他们研究王弼的论文。
感谢陈鼓应先生提供台湾学者研究王弼的资料。
感谢好友陈昭瑛、陈静、景蜀慧、颜世安诸教授等为研究王弼论文写作提供的资料。
感谢香港道教学院利丽娥小姐及同事，为作者博士文写作所提供的种种帮助。
感谢余树苹、许雪涛、马永康、陶乃韩、何子建、刘贻群等学人，帮助作者搜集与王弼玄学研究论题相关的资料。
感谢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为本论集写作提供的访问学者机会。
感谢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及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项目，对作者“汤用彤问题研究”的资助。
感谢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对作者玄学问题研究的关注和支持。
感谢美国波士顿大学、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东方研究中心、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等机构，为作者讨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与“哲学”问题，所提供的学术访问条件。
感谢赵建永先生馈赠研究汤用彤的成果！感谢高瑞泉、景海峰、郑宗义、陈玮芬、干春松诸先生对作者关于汤用彤问题研究的关注！
感谢张清江、王信然、孙忠厚为本书稿的校订所做的工作！
感谢其他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师友，感谢广州、北京、上海等地，还有其他地方的同行好友，与他们的交流，帮助作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哲学或“玄学”。
感谢陈少明长期以来在哲学问题上与我进行的讨论。
感恩庞朴、刘述先、陈方正诸位先生！
再特别感谢汤一介先生！是您的鼓励，让我在完成博士论文后继续做独特的汤用彤研究。感谢乐黛云先生！
也希望借这小小的成果，敬献给天堂中的父母！感谢您们！
也将此成果，敬献书生意气的张华夏老师！您的榜样和您的信任，让我有力量在学术路上前行！
感谢本文集编辑魏雪平先生！
李兰芬
2019年2月于中大康乐园
2020年5月第三次修订
2019年2月于中大康乐园
2020年5月第三次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