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熙从小勤奋好学，精研经典，儒学造诣很深。在对待和处理三教关系的问题上，他首先确立了“崇儒重道”、以儒治国的基本方针，化民成俗，文教为先，使儒学在清朝社会特别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正统的主导地位。同时，对佛教、道教也适度尊崇，并特别推崇藏传佛教，使其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康熙积极提倡孔孟正学，特别是程朱理学，而对佛、道多批评和限制，形成了以儒为主、道佛辅助、治国安民的政教模式，为历代帝王处理三教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关键词】康熙；三教；以儒为主；道佛辅助；康乾盛世
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帝，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他8岁即位，16岁亲政。在执政的61个年头中，他除鳌拜、平三蕃、收台湾、拒沙俄、平定准噶尔叛乱，管理西藏，推动了“康乾盛世”的出现。而康熙盛世的生成，与其推行的政教模式密切相关。
一
康熙自五岁起，便随众臣上朝值班，并进书房读书，一直学到老而未曾辍止。康熙学习兴趣广泛，精通多门学问，更兼有文治武功，是历代帝王中罕见的。他自幼潜心诵读孔孟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经史著作无不研读：
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阼，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及读《大易》，观象玩占……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耳。1
他的两位老师熊赐履、李光地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很深。因此，康熙对程朱理学尤为提倡，“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2。他不好仙佛，认为孔孟之道、朱熹之学远较佛、道空寂之说更有利于治国，对于“崇儒重道”国策用力最多，历代君王无出其右，尊孔之隆更是史无前例，从而使康熙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儒的王朝。他明白：“自古帝王声教翔洽，风俗茂美，莫不由于崇儒重道，典学右文，用能发诗书之润泽，宣道德之阃奥，推厥渊源，皆本洙泗。”3
康熙的“崇儒”，首先体现为对孔子后裔的尊崇。康熙六年（1667），孔子第六十七代孙孔毓圻年仅十一岁，袭封衍圣公。康熙召见他时，特许从皇宫御道步入太和殿，开清朝先例，这是满朝文武官员所不及的。在当时，只有衍圣公可以在皇宫的御道上与皇帝并行。同年，康熙颁太学中和韶乐。康熙八年（1669），康熙排除权臣鳌拜的干扰，亲自率领礼部大臣到国子监视学，拜谒孔庙，在辟雍大殿举行临雍大典，表达了对孔学的尊崇。接着，他又恢复孔、颜、曾、子、孟后裔之俊秀者选送国子监读书的制度（即“圣裔监生例”），并亲自挑选了孔兴询等15名首批入监的孔门后裔。通过这些尊崇孔子后裔的举措，康熙有效争取和团结了汉人汉官。
康熙的“崇儒”，其次体现为对孔子的祭祀和对孔庙的扩建与维修。康熙八年起，他即在宫中特建传心殿，按时举行大典，专门祭祀孔子；出巡外地时，每遇孔庙和学府都要题写额联，利用一切机会作出尊孔姿态。康熙十四年（1675）冬十二月，康熙以册立皇太子事，遣宗人府丞马汝骥诣阙里祭告孔子。康熙二十年（1681）冬十二月，康熙以削平三藩事遣右副都御史宋文运诣阙里祭告孔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康熙亲自东巡曲阜，于十六日深夜给孔尚任下旨说：曲阜是“圣人之地，秉礼之乡”；朕来这里目的是“致祭先师，特敷文教，鼓舞儒学”，要举行隆重的祭孔大典；典礼后，要安排人宣讲明经书文义，这位宣讲者就是后来由衍圣公推举的孔尚任。十八日举行的祭孔大典，是清朝立国后第一次皇帝亲临的祭孔大典。到孔庙行祭礼时，康熙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并在宣读的祝文中称颂孔子曰：“仰惟先师，德侔元化，圣集大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永言光烈，罔不钦崇。”4 在诗礼堂为康熙讲儒家经典时，先由孔尚任讲《大学·圣经》首节；康熙听完，神情愉悦地对身边侍臣说：“经筵讲官不及也。”接着，孔尚任族兄孔尚鉝进讲《易经·系辞》首节，康熙听完，宣谕说：“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衍圣公及孔氏子孙当“世守家传，务期型仁讲义，履中蹈和，存忠恕以立心，敦孝弟以修行”。讲经结束后，康熙参观大成殿，又面谕衍圣公及孔氏子孙：“至圣之德与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广大，无可指称。朕向来研求经义，体思至道，欲加赞颂，莫能名言，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 5 嗣后，又令全国各地孔庙恭悬此四字匾额。借康熙此次曲阜祭孔之机，衍圣公孔毓圻请得展扩孔林墓地一千一百余亩，并重筑围墙，又请得由朝廷任命衍圣公属官百户。
康熙三十二年（1693）冬十月，以阙里孔庙重修功成，康熙遣皇三子胤祉诣阙里祭告，诏皇四子胤禛、皇八子胤祀陪祭。在《御制重修阙里孔子庙碑》文中，康熙赞扬孔子说：“至孔子虽不得位，而赞修删定，阐精义于六经，祖述宪章，会众理于一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正人心，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灿然丕著于宇宙，与天地无终极焉。诚哉！先贤所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并提出通过祭孔教育臣民学习儒家思想、敦崇德义、尊师重道的希望：“凡我臣民，瞻仰宫墙，倍增严翼，尚益思敦崇徳义，砥砺伦常，以不负朕尊师重道之意，岂不休欤！”[6]
康熙的“崇儒”，还体现为对儒家经典的重视研读。康熙身边有许多理学名臣，极力促使他学习汉文化，以圣人为榜样，以儒家学说为本，治理天下。“朕惟治天下之道，莫详于经治；天下之事，莫备于史。人主总揽万几，考证得失，则经以明道，史以佂事，二者相为表里，而后郅隆可期。”[7] 认识到经史对于治理天下的重要作用后，康熙遂加紧研习。“康熙初，孙芑瞻在丰为侍讲学士时尝言：圣祖勤学，前古所无，坐处环列书籍，尤好性理五经四书。所坐室中，颜曰‘敬天’，左曰‘以爱己之心爱人’，右曰‘以责人之心责己’。”[8]康熙六年（1667），康熙诏求直言。时辅臣鼇拜专政，熊赐履上疏几万言，其中讲道：
学校极其废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今庠序之教缺焉不讲，师道不立，经训不明。士子惟揣摩举业，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不知读书讲学、求圣贤理道之归。高明者或汎滥于百家，沉沦与二氏，斯道沦晦，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乞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特简儒臣使司成均，则道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考诸六经之文，监于历代之迹，实体诸身心，以为敷政出治之本。”[9]
康熙八年（1669）四月十九日，兵科给事中刘汝汉疏请“先行日讲，次举经筵，选择儒臣，分班进讲”[10]；康熙帝嘉其言，令礼部议行。根据《康熙起居注》，从康熙十年（1671）四月初十第一次开讲，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闰四月初六下令停讲，日讲共进行了15年，共讲896次，所讲书目为《四书》《五经》及《通鉴纲目》，所讲内容多依照朱熹的观点进讲。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上谕学士傅达礼等曰：“人主临御天下，建极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閲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然未惬。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康熙对日讲很认真，“学问之道，在于实心研索，使视为故事，讲毕即置之度外，是徒务虚名，于身心何益？朕于诸臣进讲后，每再三紬绎，即心有所得，尤必考正于人，务求道理明彻乃止。”[11]重在“实心研索”，绝不“视为故事”，更不“徒务虚名”，而是要有益于身心，这就是他所说的“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益”。[12]自从改隔日进讲为日日进讲，康熙虽避暑瀛台，未尝间断。经筵日讲是康熙亲政主事后力推的一项重大决策。经筵，原是顺治朝所定的年例，即是讲读清朝列位先帝“祖训”的盛会。康熙将“经筵大典”改为“经筵日讲”，选儒臣御前每日进讲儒家经史典籍，隔几个月还举行大典交流进讲，令满朝文武拱立竦听。经筵日讲须取《四书》《五经》及《通鉴》等治乱兴衰之典籍而“讲贯紬绎”，如在《日讲书经解义序》中，他说：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贵之具而已，固将副教养之责，使四海九州无一夫不获其所也。是故古之帝王奉若天道，建都树屏，以立其纲；设官置吏，以张其纪；经天纬地，以尽其才；亲亲尊贤，以弘其业；黎民阻饥，而为之教稼；五品不逊，而为之明伦；为礼乐，以导其中和；为兵刑，以息其争讼。事未然而预为之备，患已至而亟为之驱。[13]
另如在《日讲春秋解义序》中，他说：“朕惟《春秋》者，帝王经世之大法，史外传心之要典也。大义炳若日星，而褒贬笔削，微显婉章，非后世所能窥至。其立法谨严，宅心一本忠恕，因善恶是非而施予夺焉。”[14]康熙意在通过经筵日讲让内阁各部重臣自上而下学习汉儒经学，统一思想。
康熙十六年（1677）三月，康熙命儒臣喇沙里、陈廷敬等编撰刊刻《日讲四书解义》，并亲自写序；十二月，书成。康熙认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体现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思想，所以尤为推崇，在日讲诸书中首先刊刻《四书》。康熙十六年（1677）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
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盖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四子之书得五经之精义而为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圣，对与列国君、大夫及门弟子论政与学，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俱在《论语》一书。《学》《庸》皆孔子之传，而曾子、子思独得其宗。明、新、止至善，家、国、天下之所以齐、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万物之所以位育，九经达道之所以行也。至于孟子继往圣而开来，学辟邪说以正人心，性善仁义之旨，著明于天下，此圣贤训辞诏后，皆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15]
他认为儒家“四书五经”是万世道统之传，也是万世治统之所系，表明自己要用先圣之道来治天下，把道统附在自己的治统上，使自己的统治变得具有正当合法性，同时又能够满足汉人士大夫的理想追求，借以笼络汉族士人，冲淡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就为清朝内部持续了数十年的文化纷争，其实质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表明清王朝的治国方略已经完全确立。
在儒学中，康熙更尊崇程朱理学。他采纳熊赐履的建议，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廉、洛、关、闽之学不讲。康熙十二年（1673）十月，康熙御弘德殿，熊赐履进讲“子曰以不教民战”等章后，当面与熊赐履论学：“朕生来不好仙佛，所以向来尔讲辟异端，崇正学，朕一闻便信，更无摇惑。”熊赐履论曰：“帝王之道以尧、舜为极。孔孟之学，即尧、舜之道也。外此不特仙佛邪说在所必黜，即一切百家众技，支曲偏离之论，皆当摈斥勿录，庶几大中至正，万世无弊。”康熙说：“凡事必加以学问，方能经久，不然只是虚见，非实得也。”[16]康熙提倡尧舜之道，孔孟之学，辟异端，黜邪说，崇正学，就是“崇儒重道”的根本措施，使儒学在清朝社会特别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正统的主导地位。
康熙以儒治国，提出以“教化为先”“尚德缓刑”的主张，主要以孝悌为教化内容，强调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康熙深信儒家纲常名教，以为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伦和上下尊卑之序是一个社会赖以维系秩序的基本规范。他认识到：“孝者，治天下之本。”因要求士子“敦孝顺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17]。康熙十年（1671）二月，孔子命汉族大臣编纂《孝经衍义》，并作《御制孝经衍义序》，亲为鉴定云：
朕缅惟自昔圣王以孝治天下之义，而知其推之有本，操之有要也。夫孝者，百行之源，万善之极。《书》言“奉先思孝”，《诗》言“孝思维则”，明乎为天之经，地之义，人性所同然，振古而不易。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教人则乐而易从，以之化民成俗则德施溥而不匮。帝王奉此以宰世御物，躬行为天下先，其事始于寝门视膳之节，而推之于配帝飨亲觐光扬烈，诚万民而光四海，皆斯义也。[18]
并颁行全国，欲使满汉官民皆知“孝悌为仁之本”，并在生活中贯彻落实。康熙重视通过礼教落实孝悌忠信这些基本道德，他强调：“忠信慈惠，服官之良轨；孝弟齿让，生人之大经。法纪不可不明，礼教不可不肃。”[19]康熙九年（1670）十月，康熙进一步将顺治年间确立的“崇儒重道”国策具体化，提出了化民成俗，文教为先的十六条圣训：
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会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未也。……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借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20]
可以看出，圣训以儒家纲常名教为指导，范围很广，从人伦教化以至于耕桑作息，凡民情所习，从本末到公私，都包含在内。十六条的颁布，无异宣布了康熙政教一体的执政纲领，后来也成为清王朝的基本治国纲领。
为了运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康熙想法吸引汉族人才，开“博学鸿儒科”。如康熙十三年（1674），康熙在大兵进剿“三藩”之乱时，便谕示吏部：
顷以需人甚急，已将汉军堪用人员照该督抚所请，发往军前候用。其汉人中素有清操，及才能堪任烦剧者，不拘资格，著汉官大学士以下，三品堂官以上，据实保举，发往军前，与汉军官员一体并用。务期虚公举荐，有裨地方，以副朕广揽人才之意。[21]
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十二日，康熙谕吏部开“博学鸿儒科”“不拘资格”广揽人才：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未出仕者，著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22]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诏开博学鸿儒，各地荐举近200人，中试者50人，俱授为翰林，入史馆修明史，是为清初至隆至盛之己未特科，在清朝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显示了清廷奖掖儒学，格局已定，这不仅为尔后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做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深契遗民士人的文化关怀，为他们认同清廷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23]。其更深层的动机正如孟森所论：“盖一为消弭士人鼎革后避世之心，一为驱使士人为国家装点门面，乃士有冀幸于国家，不可以同年语也”；“纯为圣祖定天下之计”，“驾驭汉人之法”，“处汉人于师友之间，使忘其被征服之苦”。[24]
二
在佛教方面，康熙即位后，虽然多次表达了厌恶佛教及佛教徒的思想，但也充分认识到佛教有广泛的信众，满足了人们的精神信仰需求。因而，他对佛教又持保护态度，对顺治时期的名僧优礼有加，如他礼迎道忞入京城供养，并封其为“宏觉国师”。康熙本人“深通内典”，经常出巡，几乎每次都要参礼佛寺，接见僧人，与诸老宿相印证，所幸名刹，题写匾额、碑文。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第一次南巡时，在扬州为天宁寺题词“萧闲”，为平山寺题词“怡情”；在金山御书“江天一览”，并勅令发帑金重修寺庙。康熙二十八年（1869），康熙第二次南巡时，在苏州为圣恩寺题词“松风水月”，为灵岩寺题词“翠风”。此外，康熙还多次亲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到山西五台山、北京香山参礼佛寺，对大德高僧顶礼膜拜。他在位期间为寺庙写的匾额多达千余块，是历代皇帝无法比拟的。康熙还热情地为重修庙宇书写碑文，为一些佛教经典写序和跋。但在尊崇佛教的同时，他也对佛教加以限制。如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诏令僧录司严厉管束天下僧侣，不准他们私自设教聚会，违者严加论处。
对于藏传佛教，康熙则从维护国家统一的角度加以重视。他主要采用册封名号、赏赐钱财、维持上层僧侣的政治经济特权等措施抬高藏传佛教名僧的地位，使他们自觉地维护大清的一统江山。如青海阿噶旺罗布桑却拉丹，于清初入藏受戒，并就学于第五世拉萨大喇嘛等，后被认定为第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北京谒见，康熙为其于内蒙多伦诺尔建汇宗寺（东庙、黄寺），令传教于内外蒙古；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又赐其“灌顶普觉广慈大国师金印”。另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颁给金册、金印；这是对格鲁派又一大活佛系统权力、地位的正式予以明定。但是，对于那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分裂分子，康熙坚决给予打击。如在征服准噶尔叛乱以后，康熙令准噶尔部交出参与叛乱的伊拉古克三喇嘛，并“集诸王以下蒙古王、文武大臣、官员、刺嘛等于黄寺”[25]，将其凌迟处死，以儆效尤。此外，康熙还重视藏文佛教典籍的刊刻，曾命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监修，由二世章嘉活佛等人在元明两代蒙译佛经的基础上，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部分译成蒙文，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就。
在道教方面，康熙继续执行世祖的道教政策。康熙二十年（1681），他命第54代天师张继宗袭封正一嗣教大真人，后又授其光禄大夫品级。康熙三十三年（1694），他令张继宗进香五岳，祈雨治河；康熙四十二年（1703），又授张继宗为光禄大夫品秩，并追赠第52代天师张应京、第53代天师张洪任为光禄大夫。[26]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一派第55代天师张锡麟袭职，康熙召其于畅春园，宠赐有加。
康熙二年（1662），王常月亲率弟子詹守春、邵守善等南下，在南京、杭州、湖州和武当山等地开坛授戒；一时之间，南方道士纷至拜门，许多原属正一派的名山也相继改易门庭，成为全真龙门派的丛林。沉寂了四百年的全真龙门派，重新呈现复兴之势。康熙十九年（1680）九月九日，王常月以衣钵授弟子谭守诚，留颂而逝，徒众将他安葬在白云观西偏殿。康熙知道后，敕赠“抱一高士”之号，并降旨筑飨堂、塑法像，每年忌日遣官至祭[27]。
对于道教，康熙接受了宋徽宗因崇道而父子成为金人阶下囚的教训，深知“一切僧道，不可过于优崇，致令妄为”[28]。因警告道教徒只宜清静修身，不得妄求封号和胡作非为；京师庵观更不许设教聚会、男女混杂，也不准搭设高台、演剧敛钱、酬神赛会，否则定将治罪；旗人如犯邪病，要请道士医治时，须事先报知本旗都统、副都统，再由他们用印文报知户部，违者道士交刑部正法、受医者治罪。
三
在三教关系的问题上，康熙“始终禀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对宗教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但又以神道设教。他又从执政驭民的实际需要出发，着眼于经世立政，一方面劝喻王公大臣和上层知识分子远离宗教，以免消极误国。另一方面对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则在允许的大前提下加以适当约束，并有意识地利用宗教对社会稳定的维护作用和对人们精神的慰藉作用。”[29]因此，他积极提倡孔孟正学，而对佛、道二氏颇多批评，从伦理道德的高度对道佛进行剖析，认为如果道佛违背纲常伦理，将会使国家失去根基。他说：
圣人之道，其质日用饮食，其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行而著，习而察，是天下之大同也。……而至佛则不然，离俗以为高，矫情以绝物，悖先王之教而创为苦空之说，举天下之好异者莫有能尚之者也。世之人争骛其说之异，而并及其形质之怪且诞者，亦群然尊奉之，是非大惑欤？[30]
《易》曰：有君臣、父子、上下，然后礼有所措。今释道之教，弃绝五伦，根本既失，其余言论更何着落?《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人并列而为三才。今释道之教，生生之理已绝，是使三才且有时而穷，此皆其大体错谬，不待辨而自明者也。[31]
纲常伦理是礼教的根本，而佛教弃绝伦理纲常，弃绝生生之理，失此基础，便流于虚空寂灭。“圣人立言，必浑沦切实，后人求其说而过之，每蹈虚寂之弊。如释老之书，朕向亦曾浏览，深知其虚幻，无益于政治。”[32]康熙认为，儒家思想圆融而切实，但佛道流于虚幻，无益于治国。“释者之道，湛然虚静，脱离六根。明心见性，无善无恶，岂达性命?……虽了彻乎三生，亦奚裨于国政?”[33]而道教“长生久视，语益倘恍。况神仙之杳渺，气历劫而难聚。纵白日兮飞升，于世道乎奚补?”[34]因此，决不能以佛老治理国家
康熙十二年（1673）十月初九日，熊赐履进讲《论语》“子曰其言之不怍”章后，康熙召其至御前论曰：“朕十岁时，一喇嘛来朝，提起西方佛法，朕即面辟其谬，彼竟语塞。盖朕生来便厌闻此种也。”赐履覆对曰：“二氏之书，臣虽未尽读，亦曾穷究，其指大都荒唐幻妄，不可容于尧舜之世。愚氓惑于福果，固无足怪，可笑从来英君达士，亦多崇信其说，毕竟是道理不明，聪明误用，直于愚民无知等耳。皇上亶聪作哲，允接二帝三王之正统，诚万世斯文之幸也。”康熙谕曰：“朕观朱文公家礼、丧礼不作佛事。今民间一有丧事，便延集僧道，超度炼化，岂是正理？”赐履对曰：“总因习俗相沿，莫知其非。近见民间丧家，一面修斋诵经，一面演剧歌舞，甚至孝子痛饮，举家若狂，令人不忍见闻。诸如火葬焚化、跳神禳赛之类，伤财败俗，不可婵述。皇上既以尧、舜为法，一切陋习，力行禁革，转移风教，嘉与维新，化民成俗，未必不由此也。”[35]康熙和熊赐履都认同尧舜之道方是正道，佛、道二氏的教义，并非正理，并对民间崇道迷佛，伤财败俗表示批判，强调应该以儒家礼仪，化民成俗。
因此，康熙认为不用儒家而用佛道来治国，必然是国破人亡，并列举了一系列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说：“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无益有损。梁武酷好佛教，舍身于寺，废宗庙之血食，以面为牲，后竟饿死台城。宋徽好道，父子皆为金虏，此可鉴也。”[36]康熙以秦始皇、汉武帝、唐宪宗等为例，这些帝王求长生不老，或是劳民伤财而终不可得，或是服食道士的丹药中毒身亡，都不得正果，所以“禅徒空世界，仙每误炉丹。何似诗书蕴，常图根本安。”[37]佛禅惟空，道仙丹炉，误人误国，只有儒家经典才蕴含着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在《南台普济寺碑》中，康熙说：“佛氏之教，息心净业，以独善其身。而文殊所愿，在饶益众生，布施以广仁义，持戒以守信，忍辱以为谦，精进以施敬，禅定以守静，智慧以通理，其慈惠之心有独者。”[38]在这里康熙以儒为主，通过儒佛会通，归本于儒家之“正学”。在确立儒家正学的基础上，康熙也认为佛道不是理学家说的妖魔鬼怪，不要完全否定：
人生于世，最要者惟行善。圣人经书所遗，如许言语，惟欲人之善。神佛之教，亦惟以善引人，后世之学，每每各向一偏，故尔彼此如仇敌也。有自谓道学，入神佛寺庙而不拜，自以为得真传正道，此皆学未至而心有偏。以正理度之，神佛者皆古之至人，我等礼之、敬之，乃理之当然。[39]
儒释道三家都是教人向善，而且神佛是古代的至人，如同孔孟一样，所以康熙对佛道的态度是“礼之”“敬之”，且是敬而不溺，以更好地发挥他们“劝善惩恶”“因俗宜民”的社会功用。因此，有现代学者说：“康熙对佛道的态度既不像理学家主张禁止，也没有对佛道崇信，让佛道上升到国家层面，而是对佛道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既发挥他的积极作用，又不至于妨碍国家的正常运行。康熙对佛道的态度也不是一贯的，而是针对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方法，使佛道在自己的范围内发展。”[40]
康熙允许佛、道教存在发展，但严格控制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具体措施一是控制僧、道出家的人数，加强“度牒”制度，对于没有度牒的僧道，以及男女聚会，应该严行禁止。通过控制度牒的发放，来控制了僧道的人数，不使他们过分膨胀。二是限制创建增修寺院。如康熙五十年（1711），他下诏说：
近见直隶各省，创建寺庙者甚多。建造寺庙则占据百姓田庐，既成之后，愚民又为僧道日用凑集银钱，购买贫人田地给与，以致民田渐少。且游民充为僧道，窝藏逃亡罪犯，行事不法者甚多。实扰乱地方，大无益于民生者也。著各省督抚及地方官，除原有寺庙外，其创建增修，永行禁止。[41]
在为封建寺院写的碑文和序、跋中，他虽谈佛经，但总是与儒家治国平天下、仁义道德、劝善惩恶之道紧密联系。由此可见他把佛教纳入儒教的良苦用心。
通过以上阐述可以看出，康熙本人勤奋好学，精研经典，儒学造诣很深。在对待和处理三教关系的问题上，他首先确立了“崇儒重道”、以儒治国的基本方针，化民成俗，文教为先，使儒学在清朝社会特别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正统的主导地位。其次，他对佛教、道教也适度尊崇，他还特别推崇藏传佛教，使其自觉维护国家统一。第三，康熙积极提倡孔孟正学，特别是程朱理学，而对佛、道多加批评和限制，从而形成了以儒为主、道佛辅助、治国安民的政教模式，为历代帝王处理三教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七， 《清实录》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228页下栏。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4年，第80页。
[3]《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639页下栏，第640页上栏。
[4]《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七，《清实录》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231页下栏。
[5]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张潮辑《昭代丛书》乙集卷十八，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414页下栏。
[6]孔毓圻撰：《幸鲁盛典》卷一，康熙红萼轩刊本，第6页。
[7]《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184页下栏。
[8]余金：《熙朝新语》卷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第1页。
[9]赵尔巽撰：《清史稿•熊赐履传》卷二六二，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第9892页。
[10]《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十九，《清实录》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394页上栏。
[11]《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200页下栏。
[12]王士禛撰：《池北偶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3页。
[13]《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186页上栏。
[14]《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633页。
[15]《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185页。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4年，第125页。
[17]《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八，《清实录》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116页上栏。
[18]《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634页下栏 635页上栏。
[19]《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604页上栏。
[20]《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十四，《清实录》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461页。
[21]《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12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66页下栏。
[22]《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12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87页。
[23]孔定芳：《论康熙“博学鸿儒科”之旨在笼络明遗民》，《唐都学刊》，2006年第3期。
[24]孟森：《明清史论著集训》（下册），台北：世界书局，1965年，第498、423页。
[25]《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清实录》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981页下栏。
[26]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3页。
[27]小柳司氣太编：《白云观志》卷四《昆阳王真人道行碑》，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藏版，1934年，第163页。
[28]徐珂：《清稗类钞》第四册“宗教类”，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年，第1956页。
[29]杨思远：《经世立政,尊孔崇儒——康熙大帝的宗教政策》，《石家庄法商职业学院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3期。
[30]《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198页上栏。
[31]《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二十七，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230页。
[32]《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二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230页。
[33]《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561页上栏。
[34]《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562页下栏。
[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4年，第127页。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4年，第24页。
[37]《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609页下栏。
[38]《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一集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208页上栏。
[39]唐汉注译：《康熙教子庭训格言》第五章，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142页。
[40]季勇：《康熙的宗教政策与信仰》，2012年07月09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41]《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2年，第152页下栏 153页上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