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2020-10-03 10:10:49 作者：张 天 杰 来源：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51 卷第 2 期 2020 年 4 月
摘 要: 证人社是晚明浙中最为重要的王学讲会，然因为主持者刘宗周与陶奭龄的学术分歧而曾有过二次“别会”，也即崇祯四年的“白马别会”与崇祯十一年的“古小学别会”，学界则多有将之混淆误解。十多年间，两派弟子的讲学与论辩，既有分歧又有交融，使得浙中的王学讲会在明清之际繁荣一时，发展出蕺山、姚江两大心学学派。其中陶奭龄对讲会活动较为积极，而刘宗周及其弟子则因为学术多有发明而影响深远。黄宗羲后来对蕺山学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他关于“白马别会”的记载多半有误，就证人社讲会而言则参与极少，且并非刘门“左右师席者”。
关键词: 阳明学; 证人社; 浙中王学讲会; 刘宗周; 陶奭龄; 黄宗羲
明崇祯四年(1631) ，刘宗周 (念台，1578—1645)与陶奭龄(石梁，1571—1640)在浙中共举“证人社”，从而开启了一个晚明最为重要的王学讲会。然而因为学术取径的不同，导致二人的讲学主旨也有着较大的差异，第二年便出现了所谓的“白马别会”。据黄宗羲(梨洲，1610—1695)的《明儒学案》记载:
始虽与陶石梁同讲席，为证人之会，而学不同。石梁之门人皆学佛，后且流于因果。分会于白马山，羲尝听讲。石梁言一名臣转身为马，引其族姑证之。羲甚不然其言，退而与王业洵、王毓蓍推择一辈时名之士四十余人，执贽先生门下。此四十余人者，皆喜辟佛，然而无有根柢，于学问之事，亦浮慕而已，反资学佛者之口实。先生有忧之，两者交讥，故传先生之学者，未易一二也。［1］( P1514)
若以黄宗羲的这段话来看，陶奭龄的门人都学佛，故而提出“白马别会”，黄宗羲本人对此极不满意，于是就率领王业洵(士美) 、王毓蓍(玄趾，? — 1644)以及其他“时名之士”40余人另行拜师于刘宗周，这是其表面一层意思。再深一层则是强调刘门弟子虽在辟佛这点上与陶门不同，然在学问上则只是“浮慕而已”，因此传承蕺山之学的就只有一二人，言下之意则是唯其本人得了真传，且为刘门之带头大弟子，也即“左右师席者”。但若对照一下刘宗周本人当年的书信以及他人的相关记载，就会发现黄宗羲所说的两层意思都与事实相距甚远，特别是将证人社的二次“别会”混为一次，也即将“古小学别会”与“白马别会”混同，同时又扩大、简化了刘、陶二派的分歧，这就严重影响了对晚明浙中王学讲会发展的认识。
关于证人社的“别会”，学界虽有讨论，然大多依旧相信黄宗羲，故而多半仍将二次“别会”混淆,还以刘、陶二人学有不同而判定证人社已经“分裂”1。以至于无法解释，刘、陶为何在“白马别会”之后依旧保持着密切的交游，双方虽分两地讲学却互有过从? 刘宗周为何依旧会与姚江书院派学人进行书信论学? 还有蕺山、姚江二系，后来又是为何能在董玚(无休，1615—1692) 、黄宗羲以及邵廷采(念鲁，1648—1711)那里重新汇合?
问题解决的关键，其实在于将黄宗羲的记载暂且搁置，仔细梳理刘宗周写给其早期的几位重要弟子的书信，以及诸如祁彪佳的日记等一手文献，从而还原证人社二次“别会”之真相，还原晚明浙中王学讲会之中蕺山、姚江二系分合之真相。
一.“白马别会”之后的证人社大、小讲会
刘宗周的老师为许孚远(敬庵，1535—1604),而许孚远则师承于湛若水(甘泉，1466—1560)之弟子唐枢(一庵，1497—1574)。湛若水虽是王阳明的友人，然“论格物，条阳明之说四不可”［1］(P875),与王阳明多有论辩而终究不合。许孚远曾与周汝登有过论辩:“海门以无善无恶为宗，先生作《九谛》以难之。”［1］(P973)受到许孚远的影响，刘宗周对阳明后学之中王畿 (龙溪，1498—1583) 、周汝登 (海门，1547—1629) 一系援佛入儒的现象持批评态度。然而因为生长于浙中，故刘宗周对于阳明学的态度也有所转变，黄宗羲说: “盖先生于新建之学凡三变，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辨难不遗余力，而新建之旨复显。”［2］(P254)陶奭龄与其兄陶望龄(石篑，1562—1609) 一同受学于周汝登，周汝登则师承于王畿，故而陶奭龄可谓浙中王门的正宗嫡传2。刘宗周与陶奭龄二人之间交游颇多，陶奭龄可以算是刘宗周后期最为重要的友人。晚明时期越中能够讲学的学者，当时也已公推刘、陶二人为首。据《姚江书院志》记载，陶奭龄的友人沈国模(求如，1575—1655)求见周汝登的时候，周汝登就说: “吾老矣，郡城陶石梁、刘念台，今之学者也，其相与发明之。”［3］(P871)
崇祯四年之上巳日( 三月初三日) ，刘宗周与陶奭龄共举“证人社”于陶望龄祠( 石篑先生祠、文简公祠) ，前来听讲的缙绅有 200 多人。会后刘宗周又著有《证人会约》，包括《学檄》《会仪》《约言》《约诫》四个部分。关于“证人社”兴起的学术背景，刘宗周之子刘汋(伯绳，1613—1664) 说:
海内自邹南皋、冯少墟、高景逸三先生卒后，士大夫争以讲学为讳。此道不绝如线，惟先生岿然灵光，久而弥信。家居之暇，门人谋所以寿斯道者。先生于三月三日率同志大会于石篑先生祠，缙绅学士可二百馀人，同主事者为石梁先生。［4］( P101)
邹元标( 南皋，1551—1624 ) 、冯从吾 ( 少墟， 1557—1627) 讲学于首善书院，高攀龙讲学于东林书院，其中冯从吾也是许孚远的弟子。天启五年( 1625) ，七月诏毁首善书院，八月诏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故刘宗周发起证人社有着接续首善、东林一脉的意味。然关于“证人会”缘起还有另外一脉:
吾乡自阳明先生倡道龙山时，则有钱、王诸君子并起为之羽翼，嗣此流风不绝者百年。至海门、石篑两先生，复沿其绪论，为学者师。迨二先生殁，主盟无人，此道不绝如线，而陶先生有弟石梁子，于时称二难，士心属望之久矣。顷者，辞济阳之檄，息机林下，予偶过之，谋所以寿斯道者，石梁子不鄙余，而欣然许诺，因进余于先生之祠，商订旧闻，二三子从焉，于是有上巳之会。［5］( P497－498)
刘宗周又溯源于王阳明，以及钱德洪( 绪山，1496—1574) 、王畿等阳明弟子，而后则是周汝登、陶望龄曾在万历二十七年 ( 1599 ) 秋创立“证修社”［6］(P117)。刘宗周主动邀请陶奭龄一同主事，主要是因为陶奭龄与其兄陶望龄并称“二难”，在浙中颇有声望。刘宗周希望通过证人社讲会对阳明学加以修正，而陶奭龄则希望沿着王畿、周汝登的思路发展，故有着援佛入儒的色彩。
正是因为刘、陶二人的学术路径有着较大的差异，故而在讲会进行之时刘、陶二人以及双方弟子之间时常有诘难，特别是关于“证人”的工夫论分歧较大，刘宗周修正阳明学而“专揭慎独之旨”;陶奭龄则坚持阳明原旨而“专揭良知为指归”［5］(P552)。讲会进行到第三次，崇祯四年六月，陶奭龄曾提议“别会”，刘宗周回信说:
久不领教，深为抱歉。会中不得大教为指南，亦觉黯然无色。前承示，欲避城嚣 而另寻闲寂之地，以求同志。此于坐下甚有益，第恐朋友无相从者，不令此会便成虚 名乎? 吾辈论坐下工夫，即晤言一室亦足了当，而必切切于求友，非徒借友以自鞭， 亦与人同归于善耳。弟愚见，姑再举数会， 俟朋友中有兴起者，或可延数十年命脉。此时而随意去留，则无处非行教之地矣。七月敬候道驾之辱。［7］( P419)
五月、六月的讲会，陶奭龄都未参加，故而刘宗周说“久不领教”，刘宗周还在信末又说“七月敬候道驾之辱”，果然七月初三的讲会，陶奭龄前往参加了。陶奭龄提出“别会”，一是因为郡城绍兴过于喧嚣，一是因为同志之友较少。初次讲会虽有 200 多人，然多半是郡城的诸生，而非志于圣学的儒者。刘宗周倡导“与人同归于善”，故不必在意喧嚣，也不必在意同志，建议再举数会以待朋友之中的兴起者。于是名义上为刘、陶共同主持的证人社讲会共计 11次，也即从三月到十二月之每月初三各举 1 次，外地学子韩位(参夫) 前来而举一次特别讲会，这 11 次之中陶奭龄还是有半数缺席，故崇祯四年的讲会实际以刘宗周为主盟。讲会的具体记录则在第二年八月，经刘、陶二人分别题辞后，以《证人社语录》的名义加以刊行［5］( P550－584) 。
到了崇祯五年三四月间，陶奭龄与其友人及弟子王朝式(金如，1612—1640)、秦弘祐(履思)、钱永锡(钦之) 等，另开讲会于城外的白马山房(白马岩居)，这就是前人所谓的“白马别会”，也即证人社的第一次“别会”:“诸生王朝式、秦弘祐、钱永锡等奉石梁先生为师模，纠同志数十人别会白马岩居，日求所谓本体而识认之。先生间尝过从。”［4］(P103)起先，刘宗周听说“别会”后，于该年四月八日曾有书信给陶奭龄，其中说:
侧闻郡城另起嘉会，日与求如、子虚诸君子相周旋，知道韵日远，新功日邃，此非真有一往为到家计者，不足以与之。…… 愿先生力以师道自任，为世人作津梁，吾越虽僻壤，而不出户牖可以风动天下，则自新建而后，衣钵相传以及于今日，为海内之所心仪者，固己久矣。［7］( P436－437)
虽然刘宗周不太赞同“别会”，但仍不时前往白马山房表示支持。这一阶段城内、城外的讲会，都没有留下如《证人社语录》类的文献，故而有必要参考一下证人社的发起人兼主要参与者之一的祁彪佳 ( 1602—1645) 的日记。
其实早在崇祯四年，祁彪佳及其兄弟、侄儿就积极参与证人社的讲会，《证人社语录》之中都有明确记载。崇祯四年的下半年祁彪佳外出为官，崇祯八年返乡后，他又开始参与证人社讲会。据其日记记载，从崇祯八年十二月到崇祯十一年，共提及 10 次讲会，然足以说明两处证人社讲会的具体情形了。其中有 8次在白马山房，2次在阳明祠。先看其在白马山房的活动，刘宗周未到、仅陶奭龄一人到的共 7次:
(崇祯八年十二月)初四日，……闻讲会仍在白马山，移舟去，诸友毕集。迟午，陶石梁方至。时沈厹如以“人须各知痛养”为言，王金如因申习知、真知之辨，石梁称说因果。有陈生者辟其说。厹如为言过去、现在、未来刻刻皆有，何疑于因果。
诸友共饭，石梁别予去，沈厹如、管霞标、史子虚同至九曲，诸友定七日静坐之期，予登舟归。［8］( P188)
(崇祯九年四月) 初四日，……归寓，陶石梁先生与诸友次第集座中，拈士君子立身功名，当以致君泽民为事，勿徒徙利禄起见。时得观刘念台先生《召对记注》，因共叹致君之难。王金如拈“遇主于巷”“纳 约自牗”义。［8］( P212)
(崇祯九年九月) 初四日，微雨。赵应侯与季超兄赴证人社会，予不及预。［8］( P230)
(崇祯九年十月) 初四日，与诸兄弟及郑九华将入城，…… 至寓，陶先生与诸友至，举圣贤各有受用处，令学人自为寻绎。［8］( P234－235)
(崇祯十年闰四月) 初四日，……赴白马山会，予询以学问须鞭辟向里，学人每苦于浮动如何? 石梁先生言入手如此，若论本体则动静如一也。［8］( P268)
(崇祯十年五月) 初四日，雨。季超兄与邹汝功入白马山听讲学，予以内子临盆不能预。阅《楞严经》。……午后，沈求如先生至，此君出自山中粹养之余，言言合法，其 于 指 点 尤 为 圆 透，听 之 娓 娓 忘倦。［8］( P272)
(崇祯十年七月) 初四日，与沈、管两先生及季超兄同舟入城，舟中，极荷两先生规勉，管霞老又畅言格君、信友之道。将抵城，夏孔林来晤。至白马山房，陶石梁先生已至，讲“三月不违仁”一章。予问难数语，大约言: “心无不在，所谓至者何处又添一仁? ”三先生为之首肯，散归。［8］( P281)
这 7 次之中，有 3 次祁彪佳到白马山房听讲，且多以陶奭龄为主讲; 另有 4 次祁彪佳本人并未到白马山房，然有 3 次约在讲会结束后白马诸友陶奭龄、沈国模、管宗圣( 霞标，1578—1641)等人到祁彪佳寓所，往往还会继续讲会，从沈、管两先生的规勉等语可知祁彪佳在白马诸友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分量。该讲会明显以阳明学为主旨，论及“人须各知痛养”“论本体则动静如一也”等问题，陶奭龄“称说因果”亦可见白马山会的特色。至于说到“士君子立身功名，当以致君泽民为事，勿徒徙利禄起见”，又可见他们并非袖手空谈者，多有经世致用之心，故而证人社成员也是诸如赈灾等地方事务的重要参与者3。白马诸友自然十分重视刘宗周，在其未参与之时，也会拜读其书信，或在讲会后前去拜访。还有一次白马山会，刘宗周与陶奭龄都在场的具体情形:
(崇祯十年三月) 初四日，……随至白马山房，刘念台、陶石梁两先生皆至。张芝亭举“廓然太空，物来顺应”之义，王金如问心学入门用功之要。两先生辨难良久，刘以渐，陶以顿，各有得力处。［8］( P258)
可见白马山房的讲会，偶有刘、陶二人共同主事，且相互辩难良久。在祁彪佳看来，刘宗周之学为渐修，陶奭龄之学为顿悟，各有各的得力之处，故而他也是两方都有所学习，而又以“悟入”为主，经常习静。
再说城中阳明祠( 王文成祠) 偶有举行的证人社讲会，祁彪佳日记之中记载有 2 次:
(崇祯十年闰四月) 初三日，……至王文成祠，诸绅至者陶石梁之外，有董黄庭、徐檀燕、倪鸿宝。主会者为王士美，举有用道学为说，石梁先生阐明致知之旨。［8］( P267)
(崇祯十一年十一月) 初三日，……出于阳明书院，听刘先生讲学。［8］( P357)
后一次，刘宗周在阳明祠讲学，然陶奭龄并未赴会; 前一次，陶奭龄有参加，然当时刘宗周在家却并未赴会，主持者为王业洵( 士美) ，认为道学当以经世致用为旨归，陶奭龄则阐明致知之旨，此致知似可理解为致良知，也即以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来探讨经世致用的问题。
崇祯五年五月，古小学之享堂落成，古小学也即尹焞( 1070—1142) 祠，也即后来的证人书院:
古小学者，祀宋儒尹和靖先生也。先是，天启间周海门盛标良知，游其门者率流于放逸，先生思表彰和靖以救正之。…… 享堂落成，迎和靖先生神位入祠，行释奠礼，乃大会生徒，发明伊洛主敬之旨。自此去石篑祠，递会于小学、阳明二祠。［4］( P102－103)
刘宗周重建古小学一事，当与“白马别会”有一定关联，表彰程门弟子尹焞，并“发明伊洛主敬之旨”，有区别于浙中王门的意思; 至于“自此去石篑祠，递会与小学、阳明二祠”则代表了刘宗周一方也默认了证人会因为宗旨不同而分化为两派的事实。此阶段还有部分零散的听讲记录被收录于《会录》之中，其中有“廿五条，甲 戌八 月 秦 弘 祐记”［5］( P512)，也即记于崇祯七年，这20多条中偶有刘、陶二人有问答的，除了秦弘祐，还有王朝式也有发问，这也可以补充祁彪佳的日记，从而证明在此期间，刘宗周与陶奭龄共同主事的讲会还有多场。
关于白马别会之后的证人社活动状况，刘汋曾说: “先生自解司空职归，遇会讲，多逊谢不赴。盖白马诸友以所见自封，不受先生裁成，而流俗之士又旅进旅退，无洁己请事者，遂 听诸生自相会聚矣。”［4］(P125)白马别会之后，特别是崇祯九年结束工部侍郎任返乡以来，刘宗周总感觉陶奭龄一系“不受裁成”，而其他的证人社员则“旅进旅退”，故而无论白马山房，还是阳明祠、古小学，各处的讲会“多逊谢不赴”。这一点也可以从崇祯十五年刘宗周的一通书信中看出来:
窃念学会一事，以陶先生主盟，固将偕同志诸君子共衍文成公良知一脉也。…… 今法堂草深，每月间会文成祠，少存饩羊， 而诸君皆裹足不至，公私起见乎? 异同起见乎? 贤否相形起意乎?
异同之见，自古而然，……愿诸君子深绍前哲惓惓之心，来月之三，齐赴文成祠， 再订初盟，胡越一家，幸甚。［7］( P371－372)
在刘宗周看来，证人社其实以陶奭龄为“主盟”，以传承王阳明“良知一脉”为主，每月诸生还会 “间会”于王阳明( 文成) 祠，然因“异同之见”而多有“裹足不至”，故希望证人社诸生放下成见，“再订初盟，胡越一家”。
还有必要补充刘宗周晚年的重要弟子董玚，为沈国模、王朝式二人写的传记之中的相关记载:
崇祯辛未，郡中祁中丞彪佳、王文学毓 蓍兄弟、山阴征士王朝式、诸生秦承佑等， 启请刘子与陶石梁先生讲学于陶文简祠。已集阳明书院，间集白马岩居，名证人 社。［3］( P871－872)
辛未，刘子家居，征士与祁中丞彪佳， 文学王毓蓍、秦弘佑等启请，于上巳主学会，名证人，月之日如之。已复请四日为证人小会，与及门最亲近者，细商订。越中讲会之盛，自此始。［3］( P892)
证人社讲会的发起者，刘汋所编年谱只是说“门人谋所以寿斯道者”［4］(P101)，并非明确列出发起者姓名。然董玚的记载则非常明确，作为浙中士绅领袖、官至巡按的祁彪佳，因其地位与影响，故当之无愧为证人社的主要发起人，此外则是倾向于刘宗周的王毓蓍与倾向于陶奭龄的王朝式、秦弘祐等人。据上文所引的祁彪佳日记，以及这两条文献，则证人会又分为两种: 一是每年上巳日( 三月初三) 开始，然后每月的初三日举行的证人会，起先在陶文简祠，后在阳明书院( 阳明祠、文成祠) 或古小学; 另一是每月的初四日举行的证人小会，地点则主要在白马山房，偶尔也会到祁彪佳寓所等处。应该说无论是初三日的证人会，还是初四日举行的证人小会，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再补充刘、陶之关系问题。崇祯八年，刘宗周北上，陶奭龄前往送之，并说:“愿先生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使天下实受其福。”［3］( P43－44) 崇祯九年，刘宗周还曾上公揭，推举“当世第一流人物”陶奭龄为官［7］( P295) 。可见刘、陶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游关系。刘宗周也经常与陶奭龄及其友人、弟子们一起讲学论辩，也多有书信往来。另外还有三件事情，可以看出刘宗周与陶奭龄一系的白马诸友依旧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其一，为《人谱》的编撰。崇祯七年，秦弘祐仿袁黄《功过册》而著《迁改格》， 陶奭龄为此书作序后又呈与刘宗周，刘宗周看到书中“广利济”一条有善恶双行等弊病，认为“此害道之书也”，于是开始著《人谱》［4］( P106) 。其二，3次赈灾。刘宗周在写信给府县官员的同时，派遣证人社成员主持赈灾活动，一是崇祯八年五月，山阴、萧山、诸暨被灾，“遣诸生如天乐等乡赈饥”; 一是崇祯十年三月嵊县被灾，“命王朝式、秦弘祐、钱永锡”“入嵊综赈事”［4］(P107，119);另有崇祯十三、十四年绍兴的赈灾，则是托付祁彪佳率领诸生前去料理［7］( P472) 。其三，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变故，秦弘祐、钱永锡等前去告知刘宗周，还讨论了勤王等事 ［4］( P149) 。
崇祯五年的“白马别会”之后，证人社的变化有两点。其一，城外的白马山房的讲会，与城中的阳明祠、古小学一样，分别为证人社之分会，或可说只有活动大会、小会之差别，时间则有每月初三或初四之分。其二，刘宗周偶过城外的白马山房，大多时间则在城中的阳明祠与古小学讲学; 陶奭龄也偶到城中的阳明祠，大多时间则在城外白马山房讲学。然而刘宗周与陶奭龄以及白马诸友虽有学术分歧，交游关系则始终都是和谐的，故若说证人社成员“别会”之后有所分化则尚可，说“分裂”则是不恰当的。当然，在“别会”之后，刘宗周的积极性并不高，无论城内城外的讲会都参与得越来越少，这也是一个事实，其原因当是白马诸友的援佛入儒，故而才会引发第二次的“别会”。
二.“古小学别会”以及刘宗周对证人社友的规劝
刘宗周一直认为救正阳明学之弊病，必须在讲学之中慢慢进行，故而强调对于学术分歧不能看得太重。然而，忠实于刘宗周的那些弟子则纷纷对陶奭龄一系的异端之说表示不满。比如积极参加崇祯四年的 11次讲会的刘宗周母族远房外侄章明德( 晋侯) ，后来还参与白马山会，他便对陶奭龄弟子的近禅之异说持力辟的态度: “白马山房之会，陶石梁弟子多异说，明德辟之力。”［9］(P445)也就是说，倾向于刘宗周的证人社友，也常赴白马山会，出于对陶氏主盟的讲会的不认同，方才提出再次“别会”。
崇祯十一年十二月，“时王业洵偕毓蓍十七生及门，先生固辞不受”［4］(P125)。刘门弟子十多人正式提出“及门”，即另辟讲学之地、并重新执弟子之礼，此事件可以看作证人社第二次“别会”的标志。然而刘宗周并未答应弟子们的请求，于是崇祯十二年正月，诸弟子又一次请求“及门”，刘宗周有书信回复说: “今而后，愿诸君子允仆累请，终削门生之籍， 姑与以不肖之诲，听其徐而自艾焉。苟其寸心终可以自遣，不难复出，而请事于诸君子，则侍教尚有日矣。”［7］(P451) 一方面，刘宗周不愿以师道自任，另一方面则希望刘、陶二派依旧保持良好的关系。直到崇祯十三年正月，古小学的修复完成之后，刘宗周方才同意开启新一阶段的讲学活动，故而证人社的第二次别会，若仿“白马别会”例，以讲学场所计则可称之为“古小学别会”:
天启甲子，宗周因具言之前抚台王公， 遂下檄山阴令马公鼎新之，且首捐俸锾，为各属倡。无何，逆珰贤乱政，诏毁天下书 院，禁师徒之讲学者，用是工未半而告寝。迨今上御极四年辛未，郡诸生复具状上台，时太守黄公欣然任之，为设处公费，诸大夫后先在事，咸有同心。暨前学台刘公、今令君汪公、会稽周公厚厥终，次第建各堂庑如旧制。距今岁庚辰，通计前后十七载而告成事。盖几几乎其艰哉! 于是吾侪士大夫暨二三子衿，岁时有聚讲其地者，而风规已不逮西淙时远甚。［10］( P147)
“古小学”之重修上文已有提及，天启年间刘宗周就倡议重修，因为魏忠贤乱政“诏毁天下书院”而作罢，崇祯四年再次倡议后正式开始重修，第二年则享堂落成，直到十三年方才全部完工。这也就是证人书院，“古 小 学 尹 先 生 祠 后 之 堂 为 证 人 书院”［3］(P872),此后便为刘宗周一系蕺山学派活动的重要场地。刘宗周除了作《重修古小学记》，还陆续编撰了《古小学集记》与《古小学通记》等书教示学者,于是有了较为稳定的一个讲学阶段。此时讲会的记录在《会录》之中也有部分保存，主要是祝渊与董玚二人的记录［5］( P523－544) 。
为了避免证人社“分裂”，刘宗周除了写信劝说，他还在该年正月三日讲会之后，作了《会讲申言》一文，其中说:
春正月之会，聆诸友日新之说，不觉戚戚。……昔海门先生开讲郡中，其后有一二败类者，或言清而行浊，或口是而心非， 致为陶文简公厉声举发，其人遂自窜去，而学会亦从此告罢，至今以为口实，令人不敢 举“道学”二字。前车之覆，亦可戒也。不肖敢终勗诸君子以久要之谊，姑从今日始， 各各取新者机。先正有言，此日闲过一可惜。念及此，宁不凛凛!［5］( P499－501)
刘宗周再次出来正式讲学，还是因为王业洵等人的“久要之谊”，故正月初三便开始讲会，这次讲会的主题为《大学》之中的“日新之说”，正好契合 “别会”之后“各各取新者机”的意思。他还论及周汝登当年的讲会，与会者之中有“或言清而行浊，或口是而心非”的败类，虽被陶望龄举发而“窜去”，但还是影响了学会，使得学会“告罢”。之所以提及此“前车之覆”，是因为希望现在证人社的成员能够将学与行统一，同时也希望避免“分裂”之危机。
再说崇祯十一年末刘门弟子提出“别会”之后，刘宗周因为一开始就强调救正浙中阳明后学的流弊，必须在讲学之中化解，所以为了证人社成员们的情绪，他便分别向双方弟子，也即刘门的王业洵与胡岳、朱昌祚、张应鳌等人，陶门的王朝式与秦弘祐等人分别去信，劝说他们放弃儒、佛异同之见，主张通 过讲学慢慢辨析得失。
先来看给胡岳、朱昌祚、张应鳌等人的信是如何说的。胡岳(嵩高，生卒不详) ，除了此信之外刘宗周还有《书胡嵩高知行谱》;张应鳌(奠夫，1591—约 1681) 则是刘宗周晚年的重要弟子，康熙年间还曾主持重举的证人书院; 朱昌祚( 绵之) 也是刘宗周的早期弟子，刘宗周最早的讲学地点之一，就在“朱氏之解吟轩”［9］(P445)。胡岳等三人参与“古小学别会”的记载仅见刘宗周的《答胡嵩高朱绵之张奠夫诸生》一信，刘汋与黄宗羲论及“别会”时都未提及他 们。刘宗周在信中说:
比辱手敦，纚纚数千言，具见卫道苦心。于今之世，殆亦空谷之足音。而况以不佞汶汶寡昧者当之，又不啻大声之呼，而疾雷之破耳也。［7］( P347)
这几位弟子的书信当是集思广益的结果，故而长达数千言，刘宗周的回复也比较长。首先对弟子们的“卫道苦心”表示了感谢，“大声之呼”如“疾雷之破耳”，这应当是指对陶奭龄等喜好儒、释混杂的学者批判之迅猛。接下来刘宗周便重点谈论儒、释之辨，具体包括两大问题:
夫道一也，而释氏二之; 教本分也，而托于释氏者混之。则其为世道之病，信有如足下所言者。…… 今之言佛氏之学者，皆其有意于圣人之道者也。不幸当圣远言 湮之日，又无老师大儒以为之依归，遂不觉 惑于二氏，而禅尤其甚者耳，则亦圣人所谓 贤知之过也。［7］( P347－348)
第一个问题，刘宗周认为谈佛者，其实都有意于孔、孟圣人之道。“今之言佛氏之学者，皆其有意于圣人之道者也”，这一句可谓刘宗周儒、释之辨的出发点。虽说谈学者将佛学与圣人之道混杂是种弊病，然儒者还当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在刘宗周看来，一是因为圣人远去、经典湮灭，一是因为如今没有老师、大儒出来讲学，不知不觉而“惑于二氏”，惑于禅学者尤多，然亦只是“贤知之过”。此信中接着说:
今之言佛氏之学者，大都盛言阳明子,止因良知之说于性觉为近，故不得不服膺其说，以广其教门，而衲子之徒亦浸假而良知矣。……今之言佛氏之学者，招之以孔、孟而不得，招之以程、朱而又不得，请即以阳明子招之。佛氏言宗也，而吾以阳明之宗宗之; 佛氏喜顿也，而吾以阳明之顿顿之; 佛氏喜言功德也，而吾以阳明之德德之，亦曰良知而已矣。孟子曰: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学者而不知有良知之说则 已，使知有良知之说，而稍稍求之，久之而 或有见焉。则虽口不离佛氏之说，足不离 佛氏之堂，而心已醒而为吾儒之心，从前种种迷惑一朝而破，又何患其不为吾儒之徒乎? 此仆之所以诵言阳明子而不容已也。［7］( P348－349)
第二个问题则是强调王阳明“良知之说”，对于招引那些谈佛者进入孔、孟圣人之道有着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刘宗周认为正是因为谈佛者大多喜欢谈王阳明的良知之说，因为在“性觉”的问题上二者比较接近，甚至那些和尚也会假借良知之说来传教,这也就是晚明的“三教合一”现象之由来。直接将谈佛者招引到孔、孟或程、朱很难，故而用阳明学来招引，所谓阳明之宗、顿、功德等等，都是在说阳明学与佛学更加接近，使得学佛者知道有良知之说，再慢慢招引，也就不怕其不能成为“吾儒之徒”了。对于阳明之学，此信也评价极高:
夫道者，天下之达道，而言道之书，亦天下之公言也。孔、孟言之而不足，则程、朱言之;程、朱言之而不足，则阳明子言之; 阳明子言之而不足，则后之人又有言之者。但不许为佛氏之徒所借言，而苟其借之而足以为反正之机，则吾亦安得不因其借者而借之，以一伸吾道之是乎? 孟子曰: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仆亦 曰: “阳明子之道不著，佛、老 之 道 不息。”［7］(P350)
另一方面，王阳明本是接续孔孟、程朱之后的儒门大家，王阳明之学说也是“天下之达道”，若谈佛者假借之后则有了“反正之机”，刘宗周甚至说“阳明子之道不著，佛、老之道不息”，则是将阳明学看作由佛、老而入儒学的必然途径了。故而在书信的结尾，刘宗周还说:
愿足下偃旗息鼓，反其分别异同之见， 而告自邑焉，于以尊所闻而行所知，日进于高明广大之地，则天下之士必有闻风而兴起者，吾道之明且行，庶有日乎?［7］( P350－351)
也就是希望胡岳、朱昌祚、张应鳌等人，不要过于坚持“别会”，对于谈佛者与谈阳明学者“援佛入儒”的现象不必过于苛求，因为他们也是为了圣人之道。
再来看刘汋与黄宗羲都提及的主持“别会”的刘门重要弟子王业洵。据上文的祁彪佳日记，他还曾主持过阳明祠的证人社讲会。王业洵本是王阳明家族之后裔，曾删定《传习录》之中记闻失实者并加以重刻，故而对阳明学也是持修正态度，因而也会诚心师从于刘宗周。刘宗周《答王生士美》，对其“别会”之心情加以劝慰:
前者辱诸君子非分之推，自是诸君子秉彝之好，独恨不佞非其人，终不敢违其本 心之明而自处苟且，以欺诸君子，转负诸君 子惓惓之意。昌黎子尝著《师说》以明道， 收兴起八代之权，正所谓明道先乎吾，而后俨然称于天下曰师，天下争归命焉，其不然者，唾面而往耳。仆自视何如人? 憴憴救过之不遑，而足下遂欲以古人望我，不已过乎?［7］(P351－352)
对于王业洵等人求“及门”的“非分之推”，刘宗周表示自己“非其人”，有负于诸位君子的“惓惓之意”。在他看来，先要“明道”而后方可称之为师，而其“自视”则救正自己的过失尚且来不及，又岂敢让弟子们以古之贤人来看待，所以认为王业洵等人如此推尊则是有点过分了。这些当然都是刘宗周的自谦之词，亦可见其品格。接着，刘宗周讲到了问题的实质，也即陶奭龄之学的“借途于释氏”，于是作了一番辨析，正好可以补充给胡岳等人信中的相关论述:
吾乡陶石梁子，雅为吾党推重，特其入门不免借途于释氏，一时从游之士多以禅起家，卒难骤返于正，亦其弊也。仆与石梁持论，每有异同，或至水穷山尽之日，将有废然而返者，未可知也。夫以阳明先生之明睿，而回环出入于二氏者二十年，及已觉其非，而犹恨旧习之缠绕，卒难摆脱，且又若干年，况后之君子乎? 吾辈于此姑且从容商订，时取其有益于坐下者，而韦弦配之，且徐用涵育熏陶之法，以听其自化，安知无阳明先生其人出焉。计不出此，而骤主分别之见，至以异端摈同侪，不亦绝人已甚乎?［7］(P351)
刘宗周认为先当接受陶奭龄等越中讲学之人多喜好阳明之学、难免借途于禅佛这一事实，然后通过讲学论辩将儒释之异同渐次发明，“从容商订”，“徐用涵育熏陶之法”，从而使得人心渐醒而归于正学。并且举了王阳明本人“出入二氏”的例子来说明对于普通士人不能“以异端摈同侪”，不可“绝人”太过。最后，刘宗周又在信中就儒释之辨，当如何自处作了说明:
昔横渠先生著《订顽》《砭愚》二箴，程子见之，以为起争端，遂改《东西铭》，古人于文字称名，且斤斤顾忌若此，则诸君子之所以自处可知矣。盖己之取途不可不正,而待人不可不宽; 己之儒、释不可不辨，而人之儒、释可姑置之不问。诸君子之行履果能纯乎儒而绝乎释，又何患学释者之不去乎释而从吾儒乎? 仆且翘首望之矣。第恐儒、释之辨，终于言说而已，则仆又如诸君子何哉? 今而后，务期旷然大同，归于无我，即有异同之见，不妨互相规证，庶几学术会归于一耳。［7］( P351－352)
此处刘宗周以张载(横渠，1020—1077) 就文章“称名”之“斤斤顾忌”来举例说明，君子之自处必当 谨慎，也即“己之取途不可不正，而待人不可不宽”。就为学的儒、释之辨而言，“己之儒、释不可不辨，而人之儒、释可姑置之不问”。进一步则说，如果自己的学行果然“纯乎儒而绝乎释”，又何必担忧那些学释者“不去乎释而从吾儒”? 换言之，真正值得担忧的其实是仅仅将儒、释之辨停留于言说论辩之见，并未真有修身实行。故而刘宗周特别强调为学应当“旷然大同，归于无我”，不要有所偏见，因为有异同之见，则正好可以相互规证，以修身之实践来检验则也能“会归于一”。与前一信相比，此信更强调学者面对学术分歧，应当如何自处的问题。
关于王业洵其人在刘宗周门下的重要性，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也认为他是“左右师席者”，也正因为其“别会”中的作用而成为“证人之功臣”:
余姚王先生业洵，字士美，阳明先生之宗也。梨洲黄氏尝言: “子刘子开讲，石梁之徒三及吾门，欲摇其说。左右师席者，士美、玄趾与予三数人。”则士美亦证人之功臣也。［9］( P445)
此处全祖望引述了黄宗羲的话，说当时陶奭龄的某些弟子曾经三次前往刘门“欲摇其说”。而刘门之“功臣”，除了王业洵还有王毓蓍与黄宗羲等人，若据刘宗周该年末的书信，则有上文提及的胡岳、朱昌祚、张应鳌，而没有黄宗羲。“石梁之徒”指谁? 若据刘宗周此时的书信，则当指秦弘祐与王朝式，追随陶奭龄的学者之中就属秦弘祐论学书信的往返较多。至于所谓“欲摇其说”，其实只是学术论辩，根本不可能动摇刘宗周之学说。
崇祯十一年底，刘宗周在与秦弘祐的书信中正好论及了“王士美诸兄”，也即王业洵等人想要“别会”之事:吾辈只是埋头向切身处痛切鞭策，莫管异同不异同。即偶见以为异为同也，亦足以相证而相劘，无往非受益之地。如是者，日有就而月有将，久之而意见尽融，藩篱尽化，行到水穷山尽，点点滴滴，消归当下，何处是异? 何处是同? 近来朋友中稍稍有作异同见者，弟深病其务外好名，每为切切言之，亦有闻之而知警策者矣。兄幸无虑焉。
王士美诸兄，初发心向道，政当嘉与而奖借之，亦不必先虑其异同而阻之也。目下机括，正此学绝续之关，愿诸君子仔细培养，如育婴儿，作多方照顾想，方是也。［7］( P352－353)
与给王业洵的信相似，刘宗周此处也强调了作为士人，关键只是“向切身处痛切鞭策”，而不必苛求于学术之异同; 更进一层，即便偶然见有异同，若用来“相证而相劘”也还自身受益，等到磨合完成则意见、藩篱都融化尽，也就分辨不出异与同了。此外，刘宗周还认为近来朋友当中分辨异同之见者，往往有着“务外好名”之心，这才是应当切切批评的。至于王业洵等人的“别会”，因为他们也是“发心向道”，故而也不必去考虑他们的异同之论而加以阻拦。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于圣人之学本身的“仔细培养”与“多方照顾”。
最后再来看王朝式。据上文可知，此人一直是证人社讲会中的活跃人物，早年曾拜师周汝登，后来又盘桓于陶奭龄、沈国模与刘宗周之间。早在崇祯三年十二月，刘宗周就与王朝式有四通书信。崇祯十一年末的“别会”，也有长信与王朝式，去信表明自己的态度:
仆生也晚，不及事前辈老师大儒，幸私淑诸人焉。于吾乡得陶先生，学有渊源，养深自得，不难尊为坛坫，与二三子共绎所闻。每一与讲席，辄开吾积痼，退而惘然失所据也。一时间者兴起，新建微传，庶几有托。其他若求如之斩截、霞标之笃实、子虚之明快，仆皆自视欿然，以为不可及，因而往还论道，十余年如一日，不问其为儒与禅也。［7］( P346)
刘宗周对于能够在浙中士人之中，找到陶奭龄这般“学有渊源，养深自得”的学者表示非常幸运，并认为其能传承阳明之学，故而能够通过讲会化开积痼颇有所得。至于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 子虚，1582—1659) 等人则各有优长，所谓“求如之斩截、霞标之笃实、子虚之明快”，都有“不可及”之处，故不必苛求“为儒与禅”。至于王朝式本人则评价更高:
至仆之于足下，私心期望，更有不同于泛泛者。足下志愿之大，骨力之坚，血性之热，往往度越后进，由其所至，成就正未可量，不敢遽问其为儒与禅也，其余诸子可知矣。［7］( P347)
王朝式其人“志愿之大，骨力之坚，血性之热”，故成就“正未可量”，所以相与论道，也不必急于问 其“为儒与禅”。接着还说:
然而世眼悠悠，不能无疑矣，曰:“诸君子言禅言、行禅行、律禅律、游禅游，何以道学为哉? 且子而与其从学佛之士，宁若从吾流俗士? ”仆闻之，笑而不答。诸君子自信愈坚，其教亦愈行，而其为世眼悠悠愈甚。噫嘻! 今而后将永拒人于流俗之外,不得一闻圣人之道者，是亦诸君子之过也。［7］( P346－347)
至于如王业洵、胡岳等刘门弟子指责陶奭龄一系“言禅言、行禅行、律禅律、游禅游”，刘宗周说自己其实并不以为然，故“笑而不答”。因为在他看来，指责别人为禅学则“拒人于流俗之外，不得一闻圣人之道者”，拒人太深反而是过。所以刘宗周自从讲学以来对于秦弘祐、王朝式等喜好禅学的学者从不拒绝。可惜之后不久王朝式便去世了，刘宗周撰有《祭王生金如》一文，回顾其人之为学且依旧赞叹有加。
崇祯十一年末的这次“古小学别会”，使得刘宗周一系以古小学为基地的讲会进一步完善，此后刘宗周的影响便越来越大，两浙士人纷纷而来。然而刘宗周基于晚明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故而在分别给刘门的王业洵与胡岳、朱昌祚、张应鳌或陶门的秦弘祐、王朝式的书信中，始终都在强调若想要使得儒释分辨，则先要接受儒释混杂的事实，为了更好地接引学者，也就必须以阳明学为过渡，同时不苛求“为儒与禅”，慢慢救正阳明学之弊病，再接引到孔、孟正学上来。
三.黄宗羲并非刘门之“左右师席者”
刘宗周写给刘、陶双方弟子的书信其实已经说明，崇祯十一年的“古小学别会”，王业洵是刘门的实际主事者，其次则是胡岳、朱昌祚、张应鳌等人。刘宗周的四通书信都未提及黄宗羲，故黄宗羲在当时的刘门并非“左右师席者”。然而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等相关的记载，以及黄宗羲的后人黄炳垕为其编撰的年谱都极为杂乱，但都凸显了黄宗羲作为主事者的重大作用，再加之黄宗羲影响较大，以至于此事往往被后人误解，故而有必要对此作一辨析。
先看刘汋《蕺山刘子年谱》崇祯十一年十二月的记载:
时王业洵偕毓蓍十七生及门，先生固辞不受。［4］( P125)
显然刘汋认为主事者便是王业洵，协同者是王毓蓍，共有 17 人前去力请刘宗周“及门”，也即正式行拜师之礼，单列证人讲席之门户。刘汋并未提及黄宗羲，在黄宗羲本人的三处记载中，都突出了黄宗羲本人，其一为《明儒学案》的记载详见上文所引,另两处则为《刘伯绳先生墓志铭》与《思旧录》，引述 如下:
当子刘子讲学之时，吾越之承风接响者，以想象为本体，权谋为作用，子刘子之言，格于浸淫之僻说而不相下，先生忧之，曰: “此禅门种草，宁可移植于吾室乎? ”于是推择王业洵、王毓蓍及予等十数人者，进之为弟子。［11］( P313)
先生与陶石梁讲学。石梁之弟子，授受皆禅，且流而为因果。先生以意非心之所发，则无不起而争之。余于是邀一时知名之士数十余人，执贽先生门下。而此数十余人者，又皆文章之士，阔远于学，故能知先生之学者鲜矣。［2］( P338－339)
《明儒学案》与《刘伯绳先生墓志铭》的记载，还是突出了王业洵、王毓蓍两人在“别会”之中的重要作用。不过黄宗羲与刘汋的记载多有歧义。其一，《明儒学案》的记载与刘汋《年谱》的差别有二: 一是当时执贽刘门的人数不同，刘记为 17 人，黄记为 40 余人; 二是为首的弟子，除去二王，黄宗羲还再三提及他本人，对陶奭龄因果之说不满的是他，退而与二王商议的也是他，还说一起拜入刘门的 40 余人，虽辟佛但“无有根柢”，方才引发两派的“交讥”。其二，黄宗羲给刘汋写的墓志铭写作较早，其中写到共有“十数余人”前去力请，则与刘汋的记载接近; 对与刘、陶证人社讲学之时有部分学者的禅门倾向表示担忧的“先生”当是指刘汋，而非刘宗周或黄宗羲，推择王业洵、王毓蓍等人为代表提出刘门单列师门的似也是指刘汋。这些突出刘汋在刘门作用的说法，即使有溢美之词的一面，也当有一定的根据。其三，《思旧录》除了未提王业洵之外，则与《明儒学案》大致相同，执贽刘门弟子的作“数十余人”，略含糊; 对于批评刘门弟子皆为“文章之士”，则是将学问“无有根柢”说得明晰一些了，应当也符合实际情况。
还有黄炳垕的《黄宗羲年谱》有两条记录，则又有矛盾与错误，故有必要作一些纠正:
郡中刘念台先生与石梁陶氏奭龄讲学。石梁之弟子授受皆禅，且流入因果。先生独以慎独为宗旨，至是讲学蕺山。公邀吴越知名之士六十余人，共侍讲席，力摧 石粱之说，恶言不入于耳。［12］( P22)
子刘子讲学之时，圆澄、圆悟两家子孙，欲以其说窜入。子刘子每临席而叹。公于是至郡城，邀一时知名士王士美业洵、王元趾毓蓍等十余人，进于函丈。［12］( P27)
前一条中问题之一是时间: 一是将刘、陶的“证人社”讲学时间系在崇祯二年，有误; 另一是将“别为讲会”的时间也没有说明，看似也系于崇祯二年， 则更有误了。问题之二，说黄宗羲“邀吴越知名之 士六十余人”则是在《明儒学案》所说的“四十余人” 之上无端又有增加。后一条的记载则又与前一条矛盾，其中将“别为讲会”系年在崇祯十二年，有误，当是崇祯十一年十二月; 至于“邀一时知名士王士美业洵、王元趾毓蓍等十余人”则又是回到了《刘伯绳 先生墓志铭》的立场; 另外将陶奭龄师弟子的近于禅佛更加坐实，并指明是“园澄、园悟两家子孙”。对比而言，则后一条相对较为正确。
另外，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的记载也有问题:
越中承海门周氏之绪馀，援儒入释，石梁陶氏奭龄为之魁，传其学者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王朝式辈，鼓动狂澜，翁然从之，姚江之绪至是大坏。忠介忧之，未有以为计也。公之及门年尚少，奋然起曰: 是何言与? 乃约吴越中高材生六十余人，共侍讲席，力摧其说，恶言不及于耳。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诸公，皆以名德重，而四友御侮之助，莫如公者。［9］( P215)
此处有两个错误: 一是人数写作了“六十余人”，并且更加突出黄宗羲的影响力，说其重要性还超越了祁彪佳与章正宸( 格庵，?—1646) ; 二是说刘宗周(忠介) 本人对陶奭龄等人表示忧虑而无以为计。还有姚名达的记载:
诸生王业洵( 士美) 、王毓蓍( 玄祉) 、张应鳌( 奠夫) 、朱昌祚( 绵之) 、胡岳( 嵩高) 、黄宗羲( 太冲) 等十七人独不信禅，上书先生，纚纚总数千言，请别为讲会，以辟邪说。先生固辞不受。［4］( P418)
姚名达先生认为主事者为王业洵、王毓蓍、张应鳌、朱昌祚( 绵之) 、胡岳、黄宗羲，前面的 5人都有刘汋年谱与刘宗周的书信可据。至于将黄宗羲列在6人之末，当是依旧仅见于黄宗羲一系的上述文献,故而不太确定的权宜之计。
综合来看，刘汋的记载，以及黄宗羲的《刘伯绳先生墓志铭》与黄炳垕所作年谱的后一条记载，应该都是比较可信的。再结合该年刘宗周分别答复秦弘祐、王业洵与胡岳、朱昌祚、张应鳌等人的书信，也就可以得出结论: 崇祯十一年的“古小学别会”，其中起到最大作用的当是王业洵，其次则是王毓蓍以及胡岳、朱昌祚、张应鳌三人，约有 17 人。
至于黄宗羲本人，刘宗周却并未有与其有论学书信被保存下来，而事实上《刘子全书》则是黄宗羲亲自编刊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刘宗周原本就没有写信给黄宗羲，而这也可以从反面证明，黄宗羲其实并非刘宗周的重要弟子。还有祁彪佳的日记或证人社的会录等文献之中，也都未见黄宗羲的名字，亦可以证明其参与讲会极少。故虽说黄宗羲后来对蕺山学作出过重要贡献，然就晚明的证人社而言，则他的相关记载多半有误。其一，黄宗羲参与证人社的活动极少，故而并未留下痕迹。其二，黄宗羲很有可能未曾参与崇祯十一年的“别会”; 或者即便参与了也不是起主要作用者，也即全祖望所引述黄宗羲的话“左右师席者，士美、玄趾与予三数人”［9］( P445) 以 及《明儒学案》所说的“白马别会”等多处记载都是错误的。若推测其少有参与的原因，则当有三。一是因为黄宗羲以为沈国模等人多有袒护逆党: “吾邑有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为密云悟幅巾弟子，皆以学鸣，每至越中讲席，其议论多袒党逆之人。先生正色以格之，谓当事曰: 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 苟有相啮者，请以螳臂当之矣。”［2］(P341－342) 此处说沈国模等人在讲会之时有袒护魏忠贤逆党的言论，而刘宗周则出来为黄宗羲之父黄尊素( 白安) 辩护，此事文献不足，故很难证明沈国模等人是否真的道德有亏，然黄宗羲的态度则是明确的4。二是因为黄宗羲家住余姚黄竹浦，离绍兴城较远。三是此时的黄宗羲还在从事举业之学，对刘宗周的蕺山学尚缺乏兴趣。黄宗羲自己也说: “余学于子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 有 得，聊 备 蕺 山 门 人 之 一 数耳。”［11］(P4－5)“小子矍矍，梦奠之后，始从遗书得其宗旨，而同门之友，多归忠节。”［11］(P78) 刘宗周去世几十年之后，刘门高第大多亡故，黄宗羲为了更有力地证明其独得蕺山学之正传，才会有将他本人说成刘门“左右师席者”等错误的发生。
四.姚江书院与浙中王学讲会之合
就在证人社第二次“别会”后不久，崇祯十二年九月，陶奭龄的友人与弟子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史孝复( 字子复，? —1644) “四先生”以及王朝式、秦弘祐等人创“义学”于余姚半霖:聘君谓: 龙山久不聚，宜以义学为始基，如古小学意。会城南五里许，曰双雁里半霖间，有沈氏宅，山拱溪环，求售。聘君语宗圣、孝咸曰: 可矣。于是刘子、陶先生、祁中丞及证人诸子如朝式、承佑、祁骏佳、王谷、钱永锡、邢锡贞、陈树勣力赞之，而同 邑施忠介邦曜与苏方伯万杰及子元璞、郑文学锡元洎诸子协成之，事在是年之九月。忠介弁其端，聘君为之序曰: “古之重其事者必重其地，然欲使其地不朽，必先其事不朽。欲使其事不朽，必先其人不朽。儒宗、儒行久已废缺，使姚江一灯，炳然千古，岂特斯世斯民之幸，亦 前此诸圣诸儒之幸。”［3］(P872)
陶奭龄、刘宗周以及证人社主要成员之一的祁彪佳，都表示支持。后来，刘宗周提出，因为“古小学”尹焞祠后之堂为证人书院，故建议“义学”也名为“姚江书院”［3］(P872)。余姚的“义学”即“姚江书院”，其主要成员就是白马诸友，效仿的是“古小学”，而其目的则是传承浙中的阳明之学。与“古小学”以及“证人书院”的主要成员是刘宗周及其弟子形成的蕺山学派一样，作为证人社的分支，沈国模等人后被学者称为姚江书院派。
此时，刘宗周与陶奭龄以及姚江书院“四先生”依旧有着不错的交游。崇祯十三年正月，陶奭龄卒，刘宗周带领弟子前去吊唁，并作有祭文。其中说:
先生尤以贞素之风，一洗自来空谈之弊。故服习既久，人人归其陶铸。社学、岩居递传胜事。……昔人递启宗门，先生益 排玄钥。直令学者求诸一尘不驻之地，何 物可容其纠缚? 横说竖说，不出“良知”遗铎，凡以还人觉性而止，亦何谬于前洙泗、后濂洛?呜呼! 已矣。抚流光于十载，聆晤言以非迈。婉玉色与金声，亦风光而月 洒。［10］( P320)
刘宗周说陶奭龄“风光而月洒”，无愧一代斯文。对于陶奭龄的讲学，也较为肯定，不过也指出“直令学者求诸一尘不驻之地”，暗示其中带有禅学意味。同时又指出陶奭龄讲学“不出良知遗铎”“还人觉性而止”，这一主旨“何谬于前洙泗、后濂洛”，肯定陶奭龄学宗王阳明，然合于孔子、孟子或周敦 颐、二程等儒家先贤，尚在儒学的范围之内。刘宗周后来还为陶奭龄的文集所作序，其中说: “或疑先生学近禅，先生固不讳禅也，先生之于禅，正如渊明之于酒，托兴在此而取喻在彼，凡以自得其所为止者耳。”［10］( P61) 可见其在儒释之辨上保持着宽容的态度。“四先生”之中与刘宗周论学较多的是史孝复，崇祯十五年，刘宗周与史孝复有《商疑十则》，此后还有书信论及“心意”“格致”等问题［5］( P340) 。刘宗周与史孝咸、管宗圣等人也有书信论学，如在与管宗圣的书信中刘宗周说: “儒释之辨,各各取证于心,不害其为大同小异，况足下之教，则全以儒宗诠佛乘，并求所为小异处不可得矣。”［7］( P353) 管宗圣 60 岁时，刘宗周还撰有祝寿文。可见，刘宗周对于儒释之辨有着一如既往的宽容。
至于沈国模在姚江书院的讲学活动，董玚说: “至于指点当下，原本‘传习’之旨，亦符合‘证人’之疏，要期人以必为圣人。”［3］(P873)这虽然是董玚的看法，但也基本符合事实。
进入清朝之后，姚江书院派与蕺山学派的关系更为密切。姚江书院接续沈国模的主讲韩孔当(仁甫，1599—1671)与刘门弟子多有交往,“乐寻证人旧侣”，曾将所撰的《姚江书院纪事》等书出示董玚,并请“商定院规”［3］(P900)。之后最重要的主讲就是韩孔当的弟子邵廷采，他与黄宗羲、董玚等刘门弟子关系更加密切。康熙六年( 1667) ，黄宗羲、董玚、张应鳌 等 重 举 证 人 书 院 讲 会，邵 廷 采 就 有 参与［3］( P1007) 。康熙十三年，邵廷采拜谒董玚，“始谒先生，诏以‘既宗蕺山之人，不可不知蕺山之学’，后数年负笈，喜读《全书》”［3］( P194) ，通过董玚而进一步接受了蕺山学。后来邵廷采还请董玚作《姚江书院志略》，董玚完成了《六子传》等多篇小传并编定全书,梳理姚江书院的历史。邵廷采也撰写了《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刘门弟子传序》《请建蕺山书院启》等多篇表彰刘门的文章; 也曾撰有《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与《王门弟子所知传》等表彰王门的文章，对蕺山学与阳明学都非常推崇。他说:明儒虽众，必推王、刘为一代程、朱。王近明道，刘近晦庵，而功勋节义过之。朱、王 之学，得 刘而流弊始清，精 微乃见。［3］( P344)
王、刘道同也，弟子岂各分门户哉? 然而致知、诚意，因时指授，取其笃信，不必定宗一家也。［3］( P66)
在他看来，门户之见不必存，对于王、刘也并无特别偏好，从他的《后蒙说》等论学文章来看，确实有着兼采二家的特点。邵廷采还说:
启、祯之际，与蕺山刘子分席而讲。悦 禅者皆从陶，然蕺山称其门人，多求自得。石梁作“迁改格”，教人为善去恶，蕺山更作《人谱》曰: “道不远人。论本体有善无恶，工夫直有恶无善耳。”于是以念过为 事，其同异如此。［3］( P68－69)
初读《传习录》无所得，既读刘宗周《人谱 》，曰: 吾 知 王 氏 学 所 始 事矣。［13］( P13 111)
由此可知，在邵廷采看来，刘宗周与陶奭龄，虽有同有异，然差别并不是太大，至于《人谱》看作进入阳明学的入门指引，也表明在修身实践上，不必在意刘宗周的蕺山学与阳明学之间的学术分歧。
最后还要说到黄宗羲，他与姚江书院派学者虽有矛盾，但也一直有所往来。康熙二十八年，黄宗羲亲自讲学于姚江书院: “己巳元夕，会讲于姚江书院，康明府实来。”［11］(P72)此次会讲规模盛大，余姚知县康如琏( 康熙九年进士) 也前来参加。姚名达先生认为黄宗羲会讲于姚江书院与邵廷采请董玚作《姚江书院志略》，这两件事情是“黄、邵对姚江一派加以修正，渐与证人一派混合为一之表征”，他还指出: “传其道者，惟黄宗羲最正，邵廷采则其再传嫡派也。”［4］(P489、212) 在他看来，邵廷采也是蕺山学脉的正宗嫡派，而且从邵廷采开始姚江书院派已归入蕺山学派，二者已经合二为一了5。邵廷采的学术重心确实与黄宗羲及其弟子相似，转向经世致用以及晚明史传等文献之学。事实上，刘、陶身后，浙中少有穷究性理之学者。
五.结语
因为晚明浙中“证人社”的讲会活动，形成了两大学派: 刘宗周及其弟子形成了蕺山学派，亦可叫作“古小学－证人书院派”; 陶奭龄及其友人、弟子形成了姚江书院派，或称“白马山房－姚江书院派”，其实也即浙中王门王畿、周汝登的嫡派。十多年间，两派弟子分别在绍兴的城内、城外以及余姚的姚江书院讲学不辍，两派师弟子的讲学与论辩，既有分歧又有交融，从而使得浙中的王学讲会在明清之际繁荣一时，吸引了两浙一带的众多士人前来受学。证人社活动期间，陶奭龄及其姚江书院派对于讲会表现得更为积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学术上的发明较多，故刘宗周及其蕺山学派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梁启超说: “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唯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14］(P347)当然也有学者肯定姚江一派，如萧一山就将其与孙奇逢、李颙并称: “而其时承姚江余绪，为之收拾残局者，尚有孙奇逢、李颙及姚江书院一派，如沈国模、史孝成、管宗圣、王朝式、韩孔当、邵曾可、邵廷采等。”［15］(P993) 本文对于证人社的二次“别会”及其背后的诸多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考辨，主要涉及下列七个方面。
第一，关于证人社的发起，祁彪佳因其地位与影响当之无愧被推为主要发起人，此外分别有刘门的重要弟子王毓蓍与陶门弟子王朝式、秦弘祐等人。
第二，崇祯五年三四月间，陶门师友坚持“白马别会”，于是证人会分成了两个: 一是延续前一年在每月的初三日举行的证人会，地点在城内的阳明书院或古小学，以刘宗周为主事; 另一是每月的初四日举行的证人小会，地点则主要在城外的白马山房，以陶奭龄为主事。
第三，两个讲会进行之时，刘宗周与陶奭龄也会相互往来，特别是刘宗周，起先到白马山房参会较多，后来则对于两个讲会的积极性都不高了，其原因则是陶奭龄以及白马诸友的讲学，总带着王畿、周汝登以来浙中王学援佛入儒的特点，故而才会引发第二次的“别会”。
第四，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刘门高弟发起第二次的“古小学别会”，捍卫刘门师席作用最大的是王业洵，于是被全祖望看作“刘氏功臣”; 其次是王毓蓍以及胡岳、朱昌祚、张应鳌，共约有 17 人向刘宗周提出“及门”。刘宗周推辞再三，直到崇祯十三年古小学(证人书院) 全部落成，方才开启新一轮的讲会。第五，刘宗周对于陶门弟子之中广泛存在的喜好阳明学，又假借佛、禅的情况，刘宗周表示理解，甚至说“阳明子之道不著，佛、老之道不息”，也即通过阳明学将喜好佛、老的学者引导到圣人之道上来。他还说: “盖己之取途不可不正，而待人不可不宽; 己之儒、释 不可不辨，而人之儒、释可姑置之不问。”［7］(P351)停留于言说论辩之见，并未真有修身实行。儒、释之辨当分为对己与对人，对己其实也以就切身之处加以鞭策为主。
第六，从文献考证来看，黄宗羲参与证人社讲会极少，故并非刘门之“左右师席者”，至于崇祯十一年的“别会”，他很有可能未曾参与，或是即便参与了也不是起主要作用者。原因是黄宗羲家距离绍兴城较远，且还在从事举业之学。
第七，刘宗周与陶奭龄以及白马诸友始终存在学术分歧，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游，相互之间则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还有后来蕺山、姚江两派学者之间也依旧有着良好的交游，刘宗周与董玚对姚江书院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黄宗羲在姚江书院的讲学则代表了二派的重新汇合，邵廷采则是总结、和会二派学术的关键人物，受黄宗羲的影响更大。故而证人社虽有分化，然不可算作“分裂”，证人社作为晚明浙中的王学讲会的代表，当是有分又有合的状态。
注释: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 17ZDA013) 。
作者简介: 张天杰(1975－) ，男，浙江桐乡人，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宋明理学、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1.如衷尔钜在论及陶奭龄时就说证人社已然“分裂”，参见衷尔钜: 《蕺山学派哲学思想》，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第347－350 页; 再如何俊、尹晓宁也强调蕺山学派的“分裂”导致其衰落，参见何俊、尹晓宁: 《刘宗周与蕺山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221 页。关于“白马别会”较早的研究主要有: 孙中曾: 《证人会、白马别会及刘宗周思想之发展》，载钟彩钧主编《刘蕺山学术思想论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 457－522页; 钱茂伟: 《姚江书院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4－35、80－94页。笔者另有《刘宗周、陶奭龄与晚明浙中王学的分合———兼谈蕺山学派与姚江书院派之关系》，《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4期。
2.《明儒学案》将周汝登列为罗汝芳的弟子而归入“泰州学案”，事实上周汝登真正传承的是王畿之学，参见彭国翔: 《周海门学派归属辨》，《浙江社会科学》，2002 年，第4期。
3.证人社成员作为公众知识分子，担当社会的研究，参见吴震: 《“证人社”与明季江南士绅的思想动向》，《中华文史论丛》，2008 年，第1期。
4.吴震先生对黄宗羲的态度有较为清晰的梳理，参见吴震: 《“证人社”与明季江南士绅的思想动向》，《中华文史论丛》，2008 年，第 1 期。
5.还有李纪祥将邵廷采视为蕺山学派分化之一支，参见李纪祥: 《清初浙东刘门的分化及刘学的解释权之争》，《第三届华学研究会论文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92 年，第 703－728 页。
参考文献:
［1］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沈善洪，吴光.黄宗羲全集:第1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3］陈雪军，张如安．邵廷采全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4］吴光．刘宗周全集:第 6 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5］吴光．刘宗周全集:第 2 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6］张梦新，张卫中.周汝登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7］吴光．刘宗周全集: 第 3 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8］张天杰．祁彪佳日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9］朱铸禹．全祖望全集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0］吴光．刘宗周全集:第 4 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11］沈善洪，吴光．黄宗羲全集:第 10 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12］沈善洪，吴光．黄宗羲全集:第 12 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13］赵尔巽．清史稿: 卷 480［M］．北京: 中华书局，1977
［14］汤志钧，汤仁泽．梁启超全集: 第 12 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15］萧一山．清代通史: 卷上［M］．北京: 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