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江户时代海保元备的《周易校勘记举正》,依据所藏旧钞疏本并参考其他书对清朝阮元的《周易注疏校勘记》进行校勘。该书运用了对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校勘方法,校出了《周易注疏校勘记》中的诸多错误,无论在日本易学界,还是对中国易学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日本易学界、中国学界对宋本《周易注疏》的校勘。故而,《周易校勘记举正》在日本易学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意义。但由于海保元备当时掌握的资料有限,参考资料较少,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旧钞本”,又盲目地信从“旧钞本”,故而该书中出现了多处“妄改之处”的缺陷。尽管如此,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在易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也不能用今天我们所依据的丰富资料而全盘否定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在易学史上的贡献。
【关键词】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探究
海保元备（1798―1866年），又名海保渔村，字纯卿，讳元备，号渔村，名尚贤，别名纪之，南综（今千叶县）人，江户后期的儒学家、考证学家，是江户时期著名考证家大田锦城（1765―1825年）的弟子。海保元备毕生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曾经担任过江户幕府医学馆（跻寿馆）的儒学教授，一生著作颇多，主要有《周易古占法》《周易象义余录》《春秋传考》《孝经辨定》《周易汉注考》《周易应氏集解》《周易正义点勘》《大学郑氏义》《渔村文话》《周易校勘记举正》《左传正义点勘》等。其中《周易校勘记举正》在日本哲学界、易学界影响较大，对中日文化交流也起了促进作用。现在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周易校勘记举正》，本文根据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版本，对《周易校勘记举正》进行探究。
一、《周易校勘记举正》中“举正”的依据
“校勘”，顾名思义即通过校对、勘正，对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以及有关资料进行比较考证，力图确定原文的真相。国学界一般认为，校勘是透过版本校对并结合文字、训诂、音韵等方法对儒家经典的文本作出订正。清代盛行校勘学，亦出现了诸多校勘大师，阮元就是其中的代表。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一共二百四十五卷，其中包括《周易释文校勘记》《周易略例校勘记》《周易注疏校勘记》。香港大学吴伟明教授对阮元版的《周易注疏校勘记》进行过考证，认为阮元的《周易注疏校勘记》基本上是依据唐朝孔颖达《周易正义》的校勘本，而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是解释王弼、韩伯康注为主的疏，《周易正义》一度成为唐宋以来官方钦定的《易经》疏解本，亦是当时科举考试的指定参考书。然而，唐宋以来却流传有不同版本的《周易正义》，并且各版本的文字、内容有颇多出入。故而，历史上在经文的解释方面亦有颇多争议。
实际上，《周易注疏校勘记》是李锐撰写的。现在我国的国家图书馆藏有李锐分校的《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及誊清本。李锐撰写《周易注疏校勘记》是受了阮元的委托，力图恢复《周易正义》的原貌。阮元之所以委托李锐校勘《周易》，是因为李锐著有《周易虞氏略例》，对《易经》汉注有所研究，然而李锐是数学家，对于经学只是旁及，所以校勘经学并非其所长，故而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李锐校勘的《周易注疏校勘记》水平也是比较差的。李锐撰写的《周易注疏校勘记》经过了阮元的校对，就成了阮元版的《周易注疏校勘记》。据吴伟明考证：“阮元于1797年在杭州重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并且在编《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以它作为重要参考资料。阮元在《周易引据书目》中亦坦率承认其使用的宋单疏本文字来自《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因此《周易注疏校勘记》亦是注疏合刊。此外，阮元重用清初藏书家钱曾（1629―1701）所藏宋本，可是这个‘钱校本’并非善本。他又参考了明朝所刻的十行本，而此十行本为宋本写本，但有颇多错误。”[1]172可见，阮元采用的钱曾所藏的本称为“钱校本”。海保元备在《周易校勘记举正》中这样说明阮元版《周易注疏校勘记》中的“钱校本”：“及阅《周易》引据书目，又载有单疏本，标曰‘宋本一，今不复能识别，但称钱校本’。始读至此，以为所谓‘钱校本’者，必其以单疏相比校者矣。及徧检通篇，其专指引单疏者，仅一见乾彖内，余皆不复能识别；则又以为所谓单疏者，与宋注疏本，亦不甚相径庭矣。迨获旧抄单疏校之，则疑其异同纷然出于‘钱校本’之外者，何其伙也。意者所谓宋单疏本者，钱氏盖偶一寓目，而未经点校。”[2]1阮元同时参阅《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而形成《周易注疏校勘记》。从此，阮元版的《周易注疏校勘记》成了当时《周易正义》的流行版本，并流传到日本，在日本德川时代出现了“和刻本”。但是，日本许多儒者认真阅读《周易注疏校勘记》后认为，此版本错误非常多。关于此过程，有专家进行了考证：“阮元版的《周易注疏校勘记》虽然成为《周易正义》的流行版本，甚至在德川时代出现和刻本，可是它存在颇多问题，受到后儒诸多批评，甚至认为不一定比唐写本（唐写本残卷）、府刊本（南宋临安府刊）及越刊本（南宋越州茶监司刊）可靠。其主要问题是校勘时参考的版本不足及注本疏本不分。德川后期儒者海保渔村及清末学者孙诒让（1848―1908年）分别在《周易校勘记举正》及《周易正义校记》（收录在《十三经注疏校记》）对阮元的《周易注疏校勘记》加以校勘，订正其误。”[1]171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日本儒学家海保元备著《周易校勘记举正》，以求修正《周易注疏校勘记》之误。
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成书于1850年，依据所藏“旧钞疏本”并参考其他有关书籍，诸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等，校勘清朝阮元的《周易注疏校勘记》。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序》中有这样的记载：“阮氏元之作《十三经校勘记》也，称单行之疏……意者所谓宋单疏本者，钱氏盖偶一寓目，而未经点校。当阮氏校书时，则此种已属绝响，于是仅存其目于卷首。犹据《七经考文》所引，直标宋本，实未始目击而检寻之也。”[2]1其中所说的《七经考文》，是指《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由此可知，阮元写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时候，曾经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是由日本学者山井鼎（1690―1728年）主编的著作。山井鼎将日本足利学校所藏的经书古写本、宋版注疏善本进行整理，出版了《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中与《易经》相关的《周易注疏》有十三卷，其版本主要是南宋茶盐司刻本。而“‘足利本’是足利学印行的活字本。而‘宋本注疏’各经并不相同，《周易》、《尚书》、《礼记》实为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八行本；《毛诗》、《左传》则是南宋建安刘叔刚一经堂所刻十行本。海保校勘旧钞单疏本之时并未利用八行本，只是采览《校勘记》转引的‘宋本’异文”[3]153。海保元备认为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存在诸多错误，于是“今详加点勘，其可据以订今本之讹，补阮氏未道之遗者，盖有更仆不能罄者焉。而卢文弨、浦镗、孙志祖辈，以意私改之陋，亦皆灼然可辨。譬如揭日星以行，明莫不照，岂不亦愉快乎？盖无是本，则校勘记之作，吾知其不得已也；有是本矣，校勘记可复不作焉。遂条举其字句之大者，以示是本之卓然可据，名曰《周易校勘记举正》”[2]1–2。
总之，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之“举正”对象是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之误。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主要“根据所藏旧钞单疏本，参校他本，以补正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3]149。此“旧钞单疏本”，即“渔村在43岁时获得日本留存下来的《周易正义》旧钞本。这钞本应是宋版善本，甚至可能包含若干唐钞本的文本”[1]173。海保元备当时所依据的“旧钞单疏本”，正如海保元备自己所说：“其传录果出自唐时古本，与钞自北宋刊本，皆未可知也。”北京大学教授顾永新认为：“至于其他见存日系旧钞单疏本《周易正义》，不外乎出自唐写本系统或宋刊本系统二说。”[3]180也就是说，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所依据的“旧钞单疏本”具体情况无从考证，但不外乎是“唐写本”或者是“宋刊本”。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依据的“旧钞单疏本”，也可能是“宋刊本”，且其中“可能包含若干唐钞本的文本”，因为“是本全然存唐以来之本真，岂不可贵重乎？点勘既毕”[2]25。再者，海保元备尤其关注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中所引《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的文字，而“事实上，《考文补遗》所引‘古本’是足利学旧藏古钞本；‘足利本’是足利学印行的活字本”[3]153。因为《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本来就是日本学者所著，所以《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也成为海保元备校勘《周易注疏校勘记》的另一重要依据。另外，海保元备对阮元在《周易注疏校勘记》中所引用的浦镗、卢文弨、孙志祖的校勘成果，如卢文弨的《群书拾补》以及孙志祖的《读书脞录》等，也进行了特别关注。
二、《周易校勘记举正》的校勘方法
历史文献学家陈垣曾经对校勘方法进行过总结，他认为校勘常用的四种方法是：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阮元在《周易注疏校勘记》中主要采用的校勘方法是“对校法”，同时注重用疏校经注和注文前后互校，并且采用旁取他书引据，但有时也采用“本校法”与“他校法”。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多依据的是清朝藏书家钱曾所藏的宋本，但是这个“钱校本”并非善本，故而阮元又参考了明朝所刻的“十行本”，此“十行本”是宋本写本。阮元也知道“十行本”的宋本写本内容错误颇多，但是阮元认为：“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今重刻宋版。凡有明知宋版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4]也就是说，阮元明明知道宋本有诸多错误，但他只是在错字旁画了圈，没有轻易改动。可见，阮元多用“对校法”。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中的校勘方法分析如下：
（一）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采用了“对校法”
“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有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在《周易校勘记举正》中，海保元备“据旧抄单疏本，且参稽诸本，补正阮元校勘记”[2]1。可见，海保元备“举正”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之误的时候，主要对照“旧钞单疏本”校勘阮元的《周易注疏校勘记》。例如，海保元备在校勘“乾”卦时，其中有：“可与言几也，今本无言字，按古钞经注本，有经可与几也，作可与言几也者，单疏所据，盖与此同，可与言几也，可与存义也，相对为文，则有言字者是也，校勘记阙……可与言几也，言字校者旁补，与九三经正义，及古钞经注本合。”[2]2–8可以看出，此处是海保元备对照“旧抄单疏本”逐字逐句地对照，发现阮元的《周易注疏校勘记》中“可与言几也”漏掉了一个“言”字，故海保元备在《周易校勘记举正》中标注了“校勘记阙”。又如校勘“随”卦时有：“若以元亨利贞则天下随从，各本同。浦镗云：哲误若，按此与上文若不以大亨贞无咎云云，同其语例，若字不悟，浦镗说失之，释随时之义，毛本同，宋本无释字者脱也，三四俱无应者，各本脱三字，此与旧钞经注合。”[2]8此处的“此与旧钞经注合”，说明海保元备对照了“旧抄单疏本”。
然而，海保元备所说的“旧抄单疏本”到底是哪个版本？北京大学顾永新教授认为：“海保以旧钞单疏本来校阮氏《校勘记》，出文均用海保本，其所依据的注疏合刻的底本是何本呢？虽然海保并未在序跋中揭示出来，但我们通过量化分析，大致可以推断出实为毛本。”[3]156“海保以旧钞单疏本校勘《校勘记》，所据注疏合刻本实为毛本。”[3]175海保元备在《周易校勘记举正》提到“毛本”55次，其中有“毛本同”21次，例如：海保元备在校勘“坤”卦时指出：“故品类之物，毛本同……然犹未能离其阴类，毛本同，校勘记阴误阳。”[2]5海保在校勘“小畜”卦时指出：“无所可畜，毛本同。宋本所可二字误倒。”[2]6海保在校勘“随”卦时指出：“释随时之义，毛本同，宋本无释字者脱也。”[2]8其余都是指出“毛本”的错误等，例如海保元备在校勘“乾”卦时有：“犹豫迟疑，今本同，校勘记云：宋本迟作持，与注合，按是既倒用其语，则迟字不必从注作持，宋本盖以下文改耳。持疑犹豫，按此举王注全文，则持字不当作迟，毛本误……天上而极盛，宋本毛本并脱上字，毛本天误大……毛本脱‘犯’字。”[2]3–4海保在校勘“井”卦时有“毛本是误堤”[2]15，在校勘“巽”卦时有“毛本二误三”+等。虽然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中出现的“毛本”词汇如此之多，但由此可推断海保校勘《校勘记》所依据的“旧抄单疏本”即为“毛本”，笔者认为也不一定正确。海保元备在《周易校勘记举正》中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有不同之处，便直接指出，故而《周易校勘记举正》中海保元备采用了“对校法”是确定的。
（二）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采用了“他校法”
“他校法”，即以他书或其他材料校勘本书，注重以其他书与本书相关的种种引文作为校勘证据。海保元备在《周易校勘记举正》中说：“若以元亨利贞则天下随从。各本同[2]8。”说明海保元备参照了“各本”对《周易注疏校勘记》进行校勘，但此“多本”具体指哪些版本无从考证。海保元备在《周易校勘记举正》中多次提到“钱本”“宋本”“王注”等，也多次提到“各本”，即用“他书”或其他材料来校勘。海保元备高度关注了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所使用的“钱校本”，在《周易校勘记举正》中共22次提到“钱本”。他在校勘“乾”卦时指出：“天乃积诸阳气而成天，今本同，浦镗云：天下字凝衍，按正义之文，不厌賸复，今据此本，知原文本有天字，非厌也。欲使人法天之用，校勘记云：今本，钱本使人二字作以。今据此本，钱本非是。”[2]1海保元备考证“天乃积诸阳气而成天”中的最后一个字“天”不是重复，而是“原文本有天字”，并且“欲使人法天之用”中的“使人”二字在“钱本”中换作了“以”字，指出“今据此本，钱本非是”，只有关注了“钱本”，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又如海保元备在校勘“坤”卦时曰“故品类之物，毛本同，钱本作故品物之类，误”[2]5，在校勘“随”卦时说“今有不从，校勘记云：钱本今作令是也，按今字不，钱本非是”[2]8，在校勘“颐”卦时说“一者养此贤人，毛本同，校勘记云：钱本此作其。按钱本误”[2]10，在校勘“剥”卦时指出“天气盛大，毛本同，校勘记云：钱本宋本上有则字，按无则字，于文义为顺”[2]9。可见，在海保元备在《周易校勘记举正》中，多次核对了“钱本”。“宋本”两字在《周易校勘记举正》中出现了36次，如海保元备在校勘“比”卦时指出“宋本误外，校勘记阙”[2]6，又在校勘“大过”卦时指出“宋本者作也，误……宋本脱是字……宋本云误之……宋本使作得”[2]11–12等。“各本”之词在《周易校勘记举正》中出现了27次，如海保元备在校勘“否”卦时指出“各本厄讹己，校勘记阙……各本脱以字”[2]7，又在校勘“谦”卦时指出“言君子施下，各本施误于”[2]7，在校勘“习坎”卦时说“此释重险之义也，各本脱此字”[2]11，在校勘“晋”卦时指出“此就二体，各本此就二字误倒，俱不尽一日者，各本脱者字，上九处进之极，各本进作晋”等[2]12，说明海保元备关注了“各本”，而“各本”具体指什么版本，无从所知。在海保元备的《周易校勘记举正》中，频繁地出现“钱本”“宋本”“各本”等，说明海保元备校勘时关注了多种资料。
海保也用“所引之书校之”。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中引用了《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于是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也对其引用非常关注，对照校勘了《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中所引有关宋版单疏本的文字，正如海保元备在《周易校勘记举正》序中所说：“犹据《七经考文》所引……今详加点勘。”[2]1例如，海保元备校勘“困”卦时指出：“此就二五之爻，毛本此误比。校勘记云：此就二五之爻，钱本宋本闵监毛本同，考文补遗毛本此作比，误，按考文所引不误。”[2]14可见，海保在《周易校勘记举正》中对阮元版的《周易注疏校勘记》的引用也进行了校勘。
综上，海保元备善于利用“他书或其他材料来校勘本书”，也采用“与本书相关的种种引文作为校勘证据”。由此可以认为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使用了“他校法”。
（三）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采用了“理校法”
“理校法”是指校勘者在遇到无古本可依据，或者各个版本互异而各不相同而无所适从时，依据自己所藏各本文字和上下文意进行主观判断的一种校勘方法。突显作者的主观判断，是“理校法”的显著特点。海保元备在《周易校勘记举正》中有诸多主观推断，如他在校勘“復”卦时指出：“六十四卦卦分之，各本不重卦字，盖脱。”[2]91这里的“盖”即“大概如此”的意思，认为大概是漏掉了一个“脱”字，这是他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自己凭主观判断下的结论。诸如此类，在《周易校勘记举正》中还有很多，如海保元备校勘“困”卦时有：“校勘所据毛本，盖后人私改。”[2]14其中“盖后人私改”，很明显采用的是“理校法”。又如海保元备在校勘“大过”卦时指出：“不能使老夫得女妻，毛本同，校勘记所据作不能使女妻，云闽本同，宋本使作得，盖各本脱老夫得三字。”[2]11由此可见，海保元备在《周易校勘记举正》中采用了“理校法”。
三、《周易校勘记举正》的贡献与缺陷
（一）《周易校勘记举正》的贡献
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校正了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的诸多错误。例如：“今本物字重，校勘记阙……阮氏偶未之考也，仍有阳字，今本存误在，校勘记阙……今本脱‘元吉’二字，校勘记阙……今本脱‘于下’二字，校勘记阙……今本五误六，校勘记阙……今本曰误日，校勘记阙……”[2]1–5等。我国许多专家都肯定了海保元备对《周易注疏校勘记》的校勘。香港吴伟明教授说：“渔村（海保元备）指出《周易注疏校勘记》在版本校勘上有一致命弱点，就是没有真正看过宋版单疏本（北宋国子监刻），只参考过从日本逆输中国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中所引有关宋版单疏本的文字。”[1]172北京大学顾永新教授肯定了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对《周易注疏校勘记》诸多错误的校勘，他说：“《举正》的根本着眼点还在于辨明《校勘记》之失，所以对其阙如、失考之处多所留意。我们做过统计，明确注明‘《校勘记》阙’者有17处，未曾注明、实为补苴《校勘记》者有42处，知其用力甚勤。”[3]173可见，海保元备为校勘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之中的错误，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努力，其贡献也得到了我国易学界的肯定。
其二，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促进了日本易学界、中国学界对宋本《周易注疏》的校勘工作。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的出版，不仅引起了日本易学界的重视，促进了日本对宋本《周易注疏》校勘的关注，而且促进了我国学界对《十三经注疏·周易注疏》的关注和重视，也促进了我国学界对《周易注疏》的校勘工作。即使在现代，《周易校勘记举正》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教授吴伟明、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顾永新等专家都对其进行了关注和研究。2018年北京大学于天宝点校整理《宋本周易注疏》出版，该书以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八行本为底本，经注部分以清影宋钞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宋本等为校本，疏文部分以单疏本为校本。可见，海保元备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我国校勘学的发展。
其三，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在日本易学史与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香港大学吴伟明、北京大学顾永新都对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在易学界的贡献地位和意义给予了肯定。吴伟明认为：“跟清朝乾嘉学者不同，采用校勘学研究《易经》的德川学者不多，海保渔村（1798―1866）的《周易校勘记举正》（1850）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170吴伟明认为透过《周易校勘记举正》，可以分析海保元备如何利用校勘学去订正清代大儒阮元主编的《周易注疏校勘记》，从而可以认识日本德川校勘学的特色以及日本易学的发展。“《周易校勘记举正》在日本易学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独特意义，不容忽视。”[1]172海保元备的《周易校勘记举正》受到了日本、中国易学界的关注，不仅促进了日本江户时代易学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现代易学的发展。总之，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无论对日本和中国易学界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日本易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二）《周易校勘记举正》存在的缺陷
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的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依据的参考资料有限。“当海保之世，不仅宋刻单疏本未始出于人间，即便十行本乃至明刻本亦不易得，海保实无条件和可能广校众本。”[3]179虽然海保元备认为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只参考过从日本逆输中国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中所引有关宋版单疏本的文字，并且认为阮元“没有真正宋版单疏本”，而《周易校勘记举正》所依据的是“旧钞单疏本，参校他本”，且对阮元使用参校的日本学者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进行了特别关注，但毕竟海保元备当时获得的资料很有限，他过分看重、依赖“旧钞单疏本”，故而《周易校勘记举正》难免出现一些错误，存在某种缺陷。海保元备曾经感叹：“嗟夫！是本在天壤间，《周易正义》十四卷，始无一疑滞矣；《正义》十四卷，无一疑滞，而王注始可得而读焉；王注可读，而后两汉先儒之义诂，亦得以溯洄从之矣。岂不更伟乎？闻又有应永间抄本、永禄间抄本，若得比校以从一是，抑亦善之善者矣。跂予望之。”[2]2可见，海保元备对当时所依据的“旧钞单疏本”评价非常高，认为“始无一疑滞矣”，但还是感觉到了资料的匮乏，听说又有“永间抄本、永禄间抄本”，却一时无法获得。顾永新也认为，《举正》“由于所据底本及所用参校本所限，校勘结论颇有可商榷之处”[3]151。顾永新教授依据《周易正义》宋刻单疏本1、《周易注疏》八行本2、《周易兼义》十行本3、《十三经注疏·周易兼义》毛本4、《十三经注疏·周易兼义》阮本5，结合中日两国校勘学家的成果，又对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进行了“举正”，指出了《周易校勘记举正》中存在的问题：“海保本（乃至日系钞本）多有不同于早期刻本乃至整个刻本系统的异文，而且在全部异文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明海保所获旧钞本的性质和渊源。对待这种类型的异文，海保表现出的态度往往是盲目信从旧钞本，轻易质疑刻本，抱残守缺，有失公允。”[3]162
其二，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存在多处“妄改之处”。顾永新经过认真考证，总结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存在多处“妄改之处”：“有涉经文、传文而妄改者……有涉注文而妄改者……有涉《正义》而妄改者……有据《释文》或本而妄改者……有不明字义而妄改者……有不解文义而妄改者……有不通文例而妄改者……海保先入为主，盲目信从旧钞本，对于与通行刻本系统不同的异文不免曲笔回护。”[3]177–179因为海保元备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旧钞本”，又盲目地信从“旧钞本”，故而出现“妄改之处”在所难免。海保元备也说：“卢文弨、浦镗、孙志祖辈，以意私改之陋，亦皆灼然可辨。”[2]12海保元备校勘《周易注疏校勘记》中清儒“以意私改之陋”，目的是纠正其错误，其主观愿望是很好的，但海保元备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轻易否定了清儒的校勘成果，也难免会出现纰漏，重新犯“以意私改之陋”的错误。顾永新据此认为海保元备“知其对于旧钞本的评价甚高，无以复加。不仅《校勘记》可不复作，其他清儒的校勘成果类皆一笔抹杀。”[3]151海保元备在《周易校勘记举正》中“皆一笔抹杀”清儒的校勘成果倒也未必，但可以肯定的是海保元备在校勘《周易注疏校勘记》错误的过程中，自己也难免出现了“妄改之处”的弊端。
这里值得谈一谈，对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存在缺陷的认识。尽管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存在着诸多错误，但其在易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不能用今天我们所依据的丰富资料而全盘否定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在易学史上的贡献。况且，海保元备所依据的“旧钞单疏本”具体是日本存有的哪个版本，现在还无从明确断定，其成书年代也不详。故而，我们评价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的缺陷，也不一定十分准确，只能是：“海保所获旧钞单疏本传世与否不可考……至于其他见存日系旧钞单疏本《周易正义》，不外乎出自唐写本系统或宋刊本系统二说。近藤守重《正斋书籍考》著录大永、永禄写本，认为源出北宋以前的古本。长泽规矩也先生将静嘉堂文库所藏元龟天正钞本与阮元《校勘记》对校，认定其底本是李唐传钞本系统。户田丰三郎先生通过对广大本及传世刻本的研究，认为‘我邦旧钞本的基础是北宋刊本还是李唐传钞本，能够下定论的资料目前尚不完备’。近年来野间文史先生又对广大本进行了全面研究，断为宋版以前的李唐钞本系统。而另一方，早在二十世纪前叶，狩野直喜先生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富冈桃华氏旧藏单疏钞本，指出‘顾当时刊本之舶载我国者不止一种，即使此书亦出于刊本可知与’。”[3]181即使在今天，校勘者依然会受所据资料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限制，对任何著作的校勘也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对校法”“他校法”往往受校勘者所掌握资料的限制，难以对所校勘著作的有关资料进行完全的归纳，而“理校法”又是风险很大的校勘方法，是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根据上下文意对所校勘文献进行主观判断的方法，犯错率更高。故而，任何校勘成果也会随着有关资料的不断被发现而逐步完善。校勘学被认为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石，对儒家经典著作的校勘，是经学以至中国古典学术的主要内容。海保元备对校勘学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参考文献】
[1]吴伟明．从海保渔村的《周易校勘记举正》看德川校勘学的特色[M]//国际汉学研究通
讯．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M]．东京：东京大学馆藏版，2011.
[3] 顾永新．海保渔村《周易校勘记举正》举正[J]．饶宗颐国学院院刊，2016(3):149–186.
[4] 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