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发展中，儒学可谓其主流。儒家学派与思想自孔子开创以来，历经2500年的连续传承、传播、发展，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大奇观。关于中国儒学的历史，就其古代时期而言，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儒学、汉唐儒学、宋明儒学。就其近代以来的发展，亦可分为三期，即近代儒学、现代儒学、当代儒学。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儒学”，是广义的，它不能以某个学派范围之，也不可仅仅以哲学之形态囿限之，儒学乃是一综合性的思想文化体系。此外，就“儒者”而言，有传道之儒，有治经之儒，有德行之儒，有游艺之儒，其人格的体现也是多方面的。
孔子以后，其门人弟子的思想文化活动非常活跃，其著名者有子夏、子游、曾子、子张、子思等，此后传承不断。先秦儒学思想以孔子、孟子、荀子为最重要，可谓是“子学时代”的代表，他们的思想奠定了儒学的核心价值与世界观。汉代的儒学，进入了儒学的“经学时代”，确立了《五经》作为中华文明圣典的地位、对五经的阐明与注释为经学的宗旨，其经学名儒以董仲舒、郑玄为代表。至唐代，经学的发展达到高峰，同时也出现了韩愈这样批判佛教、开启宋儒风气的人物。北宋以后儒学进入“理学时代”，濂学、洛学、关学、闽学为两宋道学的主流，以朱子为总结大成者。宋代理学积极回应佛道的思想文化挑战，并适应了唐宋以来中国社会及制度变迁的需要，使古典儒学在理论上得到了新的升华。其中，朱子对《四书》的集结、诠释，尤其是其“格物穷理”说，典型地代表了宋代儒学的新发展。南宋的陆象山则开心学一派，与朱子对立，朱陆之争成了贯穿此后元明清儒学思想内部的主导性对立。尤其是，明代王阳明挑战朱子学，发扬陆象山，阳明心学成为明代最有影响的儒学学派。
本册为中国儒者翰墨的收藏图录，始自明代，正是宋明理学的发展期。明代前期国家正式提倡朱子的理学，引来了朱子学的复兴。薛瑄是明代前期北方理学的大家，注重于把朱子思想付诸于躬行实践。同时南方有吴与弼，为南方朱学大家，而他的弟子陈献章却走上了另一条发展的路向。本册收有薛、陈的翰墨。
陈献章字公甫，广东新会白沙里人，学者称其为白沙先生。陈白沙之学内心的体验比较细致入微，他的静观的倾向和对自然境界的追求，都与朱子理学的严肃主义取向不同。他的书法收放有度，素负盛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文成而后大。”文成即王阳明。明清学者都认为，明代思想由理学转为心学，是始于陈献章，而成于王阳明。陈白沙开启了王阳明的心学道路，而王阳明的心学成为明代中后期的儒学主流。
王阳明的思想是对朱子的格物穷理思想的反动。他被贬在贵州龙场时悟道，其关键即解决了对于“格物”的困惑。王阳明的问题意识始终是从朱子学的格物思想出发的，他自己所建立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针对朱熹的格物理论。他自己说在龙场三年，“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于是针对朱熹讲的格物，他提出心外无物，主张格心而不是格外物；针对朱熹讲的“穷理”，他提出心外无理，主张穷心之理；总之是要人求之内心。
与王阳明同时的学者也提出了对心学思想的批评，其中罗钦顺对心学的批评，具有代表性。罗钦顺是朱子学思想家，曾两次致书王阳明，与之辩论格物和致知的问题，对王阳明陈述了自己的明确的反对意见。他批评把“格物”解释为“格心”的作法，认为这样的结果必导致“局于内而遗其外”。他的批评是王阳明当时遇到的来自外界最大的挑战，因此本册收录的王阳明的答罗钦顺书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在这封回书中，王阳明以其格物新论的立场，全面回答了罗钦顺提出的质疑。此后，虽然仍有质疑和批判者，心学在明代中后期大为流行。王阳明后学罗洪先，号念庵，为学强调静坐，功夫更加向里，他在嘉靖中曾中状元，所以应他人之请写字的事是常有的。
刘宗周为明末大儒，他的学术也可看作对阳明学的修正。他对阳明的态度是“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辨难不遗余力”，即早年不喜阳明之学，而崇尚朱子学；中年信从阳明学说，至晚年由批评阳明学派的良知说而提出其“以慎独诚意为宗”的思想。刘宗周在心体上突出“意”，在功夫上以“诚意”为最根本、最重要的功夫。他又认为，意也就是《中庸》中所说的“独”，而诚意也就是《中庸》中所说的“慎独”，以“诚意”为中心，将“慎独”与“诚意”合而为一。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入京，明室南渡，浙江失守后，刘宗周看到明朝灭亡已无可挽回，绝食二十日而死，坚持了理学的崇高气节。本册所收其崇祯二年底京师被清兵围困时与人书札，表明其与京师共存亡的决心，亦可为之佐证。
明末社会遭遇全面危机，巨变随之而来，当此忧患之世，大儒辈出。如本册所收有遗墨的刘宗周、方以智、黄宗羲、吕留良、朱舜水，他们或为名臣，或为名士，在鼎革之际，或逃迹山寺，或谢门不出，气节昭然。他们或修正王学、或秉承朱学，或综合各家，皆气象宏大，学术成就亦甚大。朱舜水明亡后东渡日本，将学术传扬于海外，更留下中日交流的一段佳话。清初陆陇其以坚持朱子学名世，讲究践履；李因笃讲学陕西，为关中大儒。这些都是“理学之儒”中声名卓著者。
降至清中叶，儒学风气为之一变，理学沉寂，汉学兴起，“汉学之儒”以朴学见长，在乾嘉蔚为一时风气。汉学之儒重视训诂考据，文字音韵，强调对古典文本的知识型研究，与理学的义理型研究不同。本册所收的钱大昕、焦循等皆当时名家。此种学问风气一直影响到道咸时期，如本册所收的阮元、俞樾等皆为此时的名儒。阮元以名臣而重经学，成为乾嘉的总结；俞樾继之以经学研究，颇有影响，章太炎是他晚年的学生；稍后的王先谦继承阮元《皇清经解》，成就《皇清经解续编》，在史学、诸子学方面亦成就斐然。他们的遗墨也都是很珍贵的。
光绪甲午战争以后，儒学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学输入，外强侵逼，中华危急。这一时代的大儒或以“国学”为旗帜，守护国故以开新；或以“哲学”为主张，致力沟通中西思想；或以兴办大学而名家，奉献教育。“国学大儒”先如章太炎，后如马一浮，此时固有学术尚未以西式学科为分类，故以“国学”统括本有学术，而本有学术则以儒家经学为主。“哲学大儒”先有康有为、梁启超，后如梁漱溟、张君劢，致力将儒家哲学的资源运用于谋求中国的近代化，并使儒学获得新的形态。“教育大儒”如严复、蔡元培、马君武、钱穆，主办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作育人才无数。这些近代以来的文化名人，今天我们观其遗墨，不能不心仪他们在文化上的丰功。
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及其价值受到了追求富强进步的先进的中国人的全面批判，儒学经历了最为严厉的历史文化考验，但同时也开启了儒家思想文化新的发展的生机。战后东亚地区发展的历史，中国大陆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显示出儒学经受住了现代化和西方文化的冲击，经过创造的转化之后，儒学在现代焕发了生机，迎来了新的发展的前景，未来必将随中华文化之复兴而复兴.
儒学是富有世界影响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三国时代已传入韩半岛，《论语》传入日本约在公元5世纪，此后源自中国大陆的儒学发展源源不断传入东亚其他地区，成为东亚儒学的根源和主干；再加上各地区儒者的自觉努力，终于使得东亚地区在近世成为“儒教文化圈”，儒家文化成了东亚世界的共同文化。在全球文明对话的今天，儒家文化应成为东亚文明的共有认同，得到新的发扬。
吾友杨儒宾教授，潜心收藏几二十年。其收藏之理念乃在专注于历史上儒者的翰墨遗存，举凡书札、手稿、对联等，皆用心收集，极具特色。这些儒者翰墨的收藏颇可显现出收藏者的儒家文化理念，故我以为此部分收藏实可谓之“儒藏”。而其中最为珍贵者，当属“中国儒者翰墨”。今儒宾教授将所有收藏悉捐献给新竹清华大学，吾人对此壮举十分佩服。为使读者对这些翰墨进行欣赏之时，知晓这些翰墨作者在儒学史上的地位，而想见其为人为学，兴起儒学复兴之愿，故不揣浅陋，将中国儒学的发展大略，表出如上，以为导论，亦代表北京清华为之祝贺也。
陈来
2012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