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
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思想渊源
发布时间:2018年06月06日 20:47   作者:任蜜林   来源:《现代哲学》2018年第2期    点击:[]

【摘要】据史书记载,董仲舒所治《春秋》是公羊学。《公羊传》应是一位姓公羊的经师在其以前传经学者的基础上综合成书的,其大概形成于战国末年。就孔子弟子来看,子夏与《春秋》的关系最为密切。子夏之后,孟子、荀子对于《春秋》重“义”的思想都有论述,而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最重视此种思想,因此,孟子、荀子思想对于公羊学也有着重要影响。此外,齐学对于公羊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形成。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子夏;孟子;荀子;齐学

据《史记》、《汉书》对于董仲舒的介绍,可知董仲舒“少治《春秋》”,并在汉景帝时被立为博士。《史记·儒林列传》说:“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汉书·五行志上》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据此可知,董仲舒所治的《春秋》是公羊学。那么公羊学具有什么思想特征?其思想又源自何处?其与孔子以来的儒学有何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公羊学,而且对于董仲舒思想的研究也有着重要意义。

一、《公羊传》与“公羊氏”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公羊学的著作有“《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外传》五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公羊颜氏记》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其中除了《公羊传》外,其余皆为西汉公羊学学者的著作,如《公羊杂记》当与公孙弘有关,《公羊董仲舒治狱》是董仲舒关于春秋决狱的著作,《公羊颜氏记》是董仲舒后学颜安乐的著作,等等。对于《公羊传》,班固在《艺文志》下解释说“公羊子,齐人”。《艺文志》是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而《七略》又是在汉成帝时刘向等人校书的基础上形成的。《汉书·艺文志》说:“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据此,可知经学著作部分由刘向整理。因此,以公羊子为《公羊传》的作者应是刘向的看法。颜师古于此注曰:“名高”。刘向并未说明公羊子的名字,说明其可能并不清楚公羊子的名字。因为《艺文志》对于知道确切作者的春秋学著作都作了说明,如在《左氏传》下说“左丘明,鲁太史。”《铎氏微》下说“楚太傅铎椒也。”《虞氏微传》下说“赵相虞卿。”刘向没有注明“公羊子”的说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出于尊敬,一种就是不知其名。考虑到《艺文志》中对于孔子后学的著作大多有明确的说明,如《子思》下说“名伋,孔子孙。”《曾子》下说“名参,孔子弟子。”《宓子》下说“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对于《孟子》、《荀子》,《艺文志》也作了明确的说明。因此,《艺文志》“公羊子”的说法应出于当时刘向他们并不知道其确切的名字。同样情况的还有《穀梁传》,《艺文志》也仅有“穀梁子”的说明。在《古今人表》中,班固把“公羊子”、“穀梁子”与“沈子”、“北宫子”、“鲁子”等放在一起,说明他根据的完全是《公羊传》、《穀梁传》中所记载的经师,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据现有资料来看,最早记载公羊高为《公羊传》作者的是谶纬。《春秋说题辞》说:“传我书者,公羊高也。”《春秋演孔图》说:“公羊全孔经。”对于公羊高,桓谭、王充都有论述。桓谭《新论·正经篇》:“《左氏传》遭战国寝藏。后百余年,鲁人穀梁赤作《春秋》,残略,多有遗文。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失本事矣。《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王充《论衡》说:“鲁国失礼,孔子作经,表以为戒也。公羊高不能实,董仲舒不能定”(《顺鼓》篇),“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案书》篇)。桓谭、王充生活在东汉初年,当时正是谶纬流行的时代,二人还对谶纬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因此,他们二人的说法可能受到谶纬的影响。

对于公羊学的传承,唐徐彦在《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引用东汉戴宏说:

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是也。

戴宏,《后汉书》无传,仅在《吴佑传》中有所提及:“佑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时济北戴宏父为县丞,宏年十六,从在丞舍。佑每行园,常闻讽诵之音,奇而厚之,亦与为友,卒成儒宗,知名东夏,官至酒泉太守。”据传中所说,吴佑与梁冀、李固、马融同时,他们都是东汉安帝到桓帝时代的人。李固于汉桓帝初年被梁冀所杀(147年),梁冀于汉桓帝延熹二年被诛(159年),马融卒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吴佑卒于梁冀当政末期或之后,其应该较马融略长。据此,则可知戴宏生活年代与马融略相当。

对于戴宏的学问,《后汉书》未有提及,仅说其“卒成儒宗”。至于其学术的具体内容,则不清楚。唐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说:“《公羊》、《左氏》论难纷然,贾逵、服虔共相教授,戴宏、何休亦有唇齿。”[①]贾逵、服虔都是东汉初年著名的《春秋左传》学者。据此,则知戴宏与何休一样,其所传《春秋》应为公羊学。这说明当时唐代的学者认为戴宏是传公羊学的。在东汉时期,官方认同的公羊学派是董仲舒一系的公羊学,当时的春秋博士为颜安乐、严彭祖两系的公羊学。而此二人皆为董仲舒的后学。从戴宏的公羊传承谱系中,可以知道,其在有意抬高胡毋生一系公羊学的地位,令其与董仲舒处于相等的位置。

东汉后期著名的公羊学者何休,所传的公羊学也是胡毋生一派,他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自序中说“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而对董仲舒却只字未提。据史书推断,戴宏的年岁应该比何休略长。戴宏的公羊寿与胡毋生“著于竹帛”的说法对何休也产生了影响。何休说:“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故有所失也。”(《春秋公羊传·隐公二年》注)戴宏的这一说法在晋代也有影响,如荀崧说:“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隽,断决明审,董仲舒之所善也。”(《晋书·荀崧传》)但何休、荀崧均未有公羊五世单传的说法。

戴宏的公羊学传承应该受到谶纬的影响。除了上面说的“公羊高”外,谶纬还有孔子传《春秋》于子夏的说法。《孝经钩命决》说:“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商即子夏,参即曾子。《春秋说题辞》说:“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可见,除了子夏传《春秋》的说法外,谶纬中还有孔子授《春秋》于子游的说法。按照谶纬的说法,子夏等人参与了《春秋》的制作,因此,孔子要把《春秋》传授于他。《春秋感精符》说:“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戴宏可能根据谶纬中关于子夏、公羊高传《春秋》的说法,炮制了一条单线相传的公羊学谱系。其说显然不可信,其中关于公羊家五世单传的说法更属无稽之谈。这一点前人已有辨明。崔述说:

刘歆所撰《七略》,始有《春秋公羊传》之名,与公羊氏之籍,戴宏序乃有公羊氏之世系及人名,何以前人不知,后人知之也。且合《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世家》与《十二诸侯年表》、《本纪》汉诸帝观之,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则子夏生于定公二年,下讫汉景帝之初,三百四十余年,自子夏至公羊寿,甫及五传,则公羊氏世世相去六十余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是故戴宏谓至汉景帝时著于竹帛,亦非也。(《春秋复始序证》卷一)

崔氏认为,公羊氏的世系和人名,司马迁、班固等人皆不知道,后来的戴宏何以知之?另外,从子夏到汉景帝初年有三百四十多年,子夏至公羊寿五代相传的时间与此是不能相合的。章太炎说:“公羊受于子夏之说,起于东汉之戴宏,西汉无是言也。董仲舒,传《公羊》者也。刘向谓其师友渊源,犹未及乎游、夏,是矣。……公羊氏五世姓名,于史无征。”[②]钱穆也认为戴宏的《公羊》传统不可信。他说:“今《公羊传》称公羊子与引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同类。汉初举其书,或言《春秋》,或言传,并不系诸《公羊》。则知造公羊一家数世之传统说者亦妄也。”[③]徐复观在崔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戴宏之说不足信,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根据《孔子世家》,孔子到孔安国有十三代。公羊寿应较孔安国早一代,因此,子夏传公羊寿只有五代的说法,在情理上是不可能的。二是现存《公羊传》中有“子沈子”、“鲁子”、“子司马子”、“子北宫子”、“子女子”、“高子”、“子公羊子”等经师的话。这便打破前面一线单传的妄说。他还说:“《汉书·儒林传》,乐于记述经学的传承。独于《公羊》无只字述及胡毋及董仲舒以前之传承。《公羊传》自武帝时起,为朝、野的显学;若在胡毋以前有传承可述,刘向、刘歆父子及班氏父子,岂有不知之理?”[④]他进而推断,戴宏所说的传承谱系,出于《公羊》、《左传》在东汉初年的互相争胜,《公羊》家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私自造出来,以见其直接出于孔子的嫡系单传。

可以看出,戴宏的看法是不可信的。在《公羊传》中,记有“子沈子”、“鲁子”、“子司马子”、“子北宫子”、“子女子”、“高子”、“子公羊子”等经师的言语。其中引用“鲁子”最多,有六次。其次是“子沈子”三次。其余皆一次。而从引用次数来看,与其他经师相比,公羊子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且在《穀梁传》中也引用了“沈子”,这说明“沈子”在当时是一位具有较大影响的经师。因此,公羊子在《公羊传》中的地位远没有“鲁子”和“子沈子”重要。之所以称作《公羊传》,徐复观认为“或汉初所传的,是出于子公羊子后学之手,这只能算是偶然的称呼。”[⑤]徐氏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然《春秋左传》、《虞氏微传》、《铎氏微》等名称皆与作者有一定关系。据此,则知戴宏的说法虽有臆造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把《公羊传》“著于竹帛”的一定是一位姓公羊的经师。

对于公羊这一姓氏,前人多有怀疑。如罗泌、罗璧、康有为等人就曾对其真实性提出了怀疑,朱彝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批评。[⑥]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罗璧《识遗》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托。案邹为邾娄,披为勃鞮,木为弥牟,殖为舌职,记载音讹,经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记其先师,子孙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声。璧之所言,殊为好异。”《四库》之说甚切。《礼记·杂记下》说:“凿巾以饭,公羊贾为之也。”这说明“公羊”这一姓氏是确实存在的。

二、春秋公羊学的传承与成书

既然戴宏所说的传承谱系不可信,那么春秋公羊学的传承本来应该如何呢?对于《春秋学》的传承,司马迁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这对《春秋》形成以后的传承有个大概的脉络。孔子作《春秋》后,先是左丘明根据《春秋》写成《左氏春秋》。后又有《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荀子、孟子、公孙固、韩非子等人都据《春秋》著书。到了汉代,张苍、董仲舒也受到了《春秋》的影响。这里仅提到了《左氏春秋》,对于《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则没有提及。

章太炎认为,《公羊传》、《穀梁传》本诸《铎氏微》。[⑦]他说:“《铎氏微》者,《左氏春秋》之节本也。……即《穀梁》亦似曾见《铎氏微》者。有三事可为《穀梁》袭《左氏》之证。一者《左氏经》‘公矢鱼于棠’,《穀梁》作‘公观鱼于棠’;二者《左氏经》‘齐人来归卫俘’,《穀梁》作‘齐人来归卫宝’;三者《左氏经》‘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穀梁》作‘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太原’。此三条不合《左氏经》而合于《左氏传》,知其非贸然以声音训诂易之也。若不见《左氏书》,不致雷同如此。若尽见《左氏》书,又不致有其余之不同。其所见者,盖《铎氏微》也。……《公羊》在《穀梁》后,故于此三条得据于《穀梁》。”[⑧]对于“微”,章氏解释为具体而微,即抄撮的意思。然据《荀子》,“微”乃是《春秋》的一个重要特征。荀子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杨倞注曰:微,谓褒贬沮劝,微而显,志而晦之类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劝学》)“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杨注:“微,谓儒之微旨。一字为褒贬,微其文、隐其义之类是也。)”(《儒效》)根据杨注,可知“微”有微言大义的意思。三传之中,《公羊传》最重微言大义。董仲舒以“微其辞”作为“所见世”写作手法就体现了这一点。因此,《铎氏微》不仅仅是抄撮,而且是书写《春秋》的一种方式。《汉书·艺文志》记载的“《虞氏微传》”可能就是虞卿对于这种写法的解释。这样看来,《公羊传》、《穀梁传》的形成可能与《铎氏微》有着密切关系。

从司马迁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春秋》的诸种解释著作中,《春秋左传》形成最早,其余著作都是在《左传》的基础上产生的。《汉书·艺文志》也指出了这一点,并认为《春秋公羊传》等经历了一个“口说”的阶段: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据此,则知孔子所作《春秋》亦有所本,即本于古代的史官。左丘明还参与了孔子制作《春秋》过程。当时孔子就是以口授的形式把《春秋》传给各个弟子的。左丘明害怕孔子弟子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改变《春秋》经义,因此作传以释经。而《公羊》、《穀梁》、《邹》、《夹》等传则是末世口说流行的产物,当时并未形成文本。可见《春秋》诸传都经历一个口说到著书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左传》最先形成,《公羊》、《穀梁》等传则形成较晚。刘歆也说:“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汉书·楚元王传》)刘歆说此话的目的是为了让《春秋左氏传》立于学官,他所批评的“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指的就是《公羊》、《穀梁》等书。

对于《公羊传》何时“著于竹帛”?历代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根据戴宏的传承谱系推测,其应作于汉景帝时期。段熙仲说:“按《公羊传》之著于竹帛在景帝时之说,其证则哀三年经‘季孙师、叔孙州仇帅师城开阳’,《左氏春秋》开阳作启阳,《公羊》作开,正为景帝讳之也。又哀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舍,《传》陈乞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原诸大夫之化我也。’讳恒之字曰常,为汉文帝讳,亦其一证也。”“然《汉书·叔孙通传》云: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何如?’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则反,罪死无赦。’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同然一辞,与公羊家说合,知先秦时虽未著竹帛,然口授所传,亦无二致也。又《外戚传》记景帝诛大行奏‘母以子贵’及立皇后事。按《景纪》六年秋九月皇后薄氏废,七年春正月废太子荣,当此之时,大行奏疏已引《公羊传》文(大行非博士,无与于口授),则《公羊》之著于竹帛,不在孝景六年后矣。”[⑨]章太炎则认为其成书于战国末期。他说:

秦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此本《公羊》之文“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汉高祖崩,群臣议谥,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诸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拨乱世,反诸正”亦《公羊》文也。是知《公羊》行于秦汉之际。其人上不及子夏,下不至汉,殆周秦间人也。孟子述孔子之言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公羊》亦云。此乃《公羊》之袭《孟子》,非《孟子》之采《公羊》也。[⑩]

可以看出,章、段二人所据的证据有些重合,然得出的结论却不同。段熙仲的避违说法其实不能作为成书的根据,因为成书之后也可以因僻违而改变文字。而秦二世和汉景帝的两件引用《公羊传》的事情,恰恰说明其成书应该在此之前。因此,章太炎的说法比较合理。

根据史书记载,董仲舒“少治《春秋》”,而且所治为《公羊春秋》。这样董仲舒至少在惠帝、文帝之时就已经开始研究《公羊春秋》,这说明《公羊春秋》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在当时《榖梁春秋》和《春秋左传》都已经开始出现。对于《榖梁春秋》,陆贾《新语》已经两次引用。陆贾本人与穀梁学的浮丘伯有着密切交流。浮丘伯乃荀子弟子。同时与董仲舒同时的瑕丘江公也治《穀梁春秋》,其是申公弟子。申公则是浮丘伯的弟子。这样看来,汉初的穀梁学都源自荀子。《春秋左传》在汉初同样也产生了影响。《汉书·儒林传》:“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贾谊曾学于吴公,吴公是李斯的弟子,李斯则是荀子的弟子。因此,《春秋左传》的传承也与荀子有着密切关系。孔颖达《春秋序》引刘向《别录》说:“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11]陆德明《经典释文》也有类似的说法,在张苍之后,其还添加了张苍传贾谊等人的谱系。贾谊生活在文帝时,其出生应在秦末汉初。这说明《春秋左传》至少在汉初就已经流传了。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公羊子”“穀梁子”与孟子弟子“万章”放在一起,说明其年岁较孟子略晚。根据董仲舒“少治《春秋》”、胡毋生传《春秋》的情况以及上述史料,可以推断《公羊传》的成书当在战国末期。

三、子夏与《春秋》的关系

戴宏的说法虽然不可信,但其把公羊学传统追溯至子夏却非无稽之谈。在孔子弟子中,子夏与子游同属文学科。相比德行、政事、言语三科,文学科无疑最有可能传承孔子的经学。扬雄说:“子游、子夏得其书矣,未得其所以书也;宰我、子贡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颜渊、闵子骞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法言·君子》)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子夏与孔子谈《诗》的情况。孔子去世以后,子夏一派的势力最为兴盛,“子夏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史记·儒林列传》)司马迁还说:“文侯受子夏经艺”(《史记·魏世家》),“文侯受经子夏”(《六国年表》)。后汉徐防说:“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后汉书·徐防传》)因此,子夏与经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诗》学,除了《论语》中的记载外,汉初的《韩诗外传》也记载了很多子夏与孔子讨论《诗》的情况。毛《诗》也把其学追溯至子夏。对于《易》学,《说苑·敬慎》也记载了子夏与孔子讨论《周易》损益二卦的事情。对于《尚书》学,《孔丛子·论书》也有记载:“子夏问《书》大义。子曰: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大禹》、《皋陶谟》、《益稷》见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勋焉;于《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秦誓》可以观议,《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通斯亡者,则《书》之大义举矣。”对于礼、乐,《礼记》也记载了很多子夏关于礼、乐的论述。

我们现在重点来看子夏与《春秋》的关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

是与兽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

司马迁说韩非“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可知韩非关于“子夏说《春秋》”的说法是可信的。司马迁还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这说明在孔门受《春秋》的弟子中,子夏最具代表性。

董仲舒对子夏与《春秋》的关系也有论述。《春秋繁露·俞序》说:

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抢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

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

根据《春秋繁露》的编排,从《楚庄王》第一到《俞序》第十七是董仲舒关于《春秋》之义的发明。苏舆说:“此篇说《春秋》大旨,盖亦自序之类。”[12]徐复观说:“《俞序》即是‘总序’之意;《俞序》第十七,乃是仲舒发明《春秋》之义的这一方面的总序。”[13]可见《俞序》代表了董仲舒关于《春秋》之义的总的看法。董仲舒在此两引“子夏”,可以看出其对子夏的重视,也说明子夏与《春秋》的密切关系。

在《俞序》中,除了引用子夏外,董仲舒还引用了子贡、闵子、公肩子、世子、池子等人关于《春秋》的看法: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其为切而至于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

故世子曰:“功及子孙,光辉百世,圣人之德,莫美于恕。”故予先言《春秋》详己而异人,《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

故子池言鲁庄筑台,丹楹刻桷,晋厉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寿终。

子贡、闵子骞、曾子、子石皆孔子弟子。子石,名公孙龙。此与名家公孙龙同名而非一人。公肩子,苏舆注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公坚定,字子中’,《索隐》引《家语》,《通典》引《史记》,并作公肩。盖复姓,当即此人。……《说苑·建本篇》‘公扈子曰:有国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公扈,疑即公肩之误。”[14]其实《史记》“公坚”本就作“公肩”,盖“坚”、“肩”可互通。世子,即世硕,《汉书·艺文志》“《世子》二十一篇”下班固注曰:“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然据王充《论衡》:“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性情,与世子相出入”推断,世子亦可能为孔子弟子。子池不详。因此,董仲舒所述之人可能皆为孔子弟子,他们之间并无先后师承关系。而且仅凭董仲舒所引的这些话,无从断定他们与春秋公羊学有着何种关系。因此,综合各种因素,还是子夏与《春秋》的关系最为可靠。

四、《公羊传》与孟子、荀子以及齐学的关系

子夏之后,儒家与《春秋》关系密切的有孟子、荀子。司马迁说:“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韩非子关于《春秋》之说,已如前说。公孙固,《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公孙固一篇”,班固注曰:“十八章。齐闵王失国,间(问)之,固因为陈古今成败也。”至于其与《春秋》之间的关系,则不得而知。

在《孟子》中,我们能看到其对《春秋》的一些论述。如: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尽心下》)

三传之中,唯《公羊》最重“义”。故孟子此说对《公羊》影响甚大。刘师培曾作《〈公羊〉〈孟子〉相通考》,认为“《孟子》之义多近于《公羊》”。他说:“公羊得子夏至传,孟子得子思之传。近儒包孟开谓《中庸》多《公羊》之义,则子思亦通公羊学矣。子思之学传于孟子,故《公羊》之微言多散见于《孟子》之中。”[15]并举七例以证之,其中虽多傅会之言,然“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见于《公羊》则无疑问。《公羊》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尔。”蒋庆也从七个方面论证了《孟子》与《公羊》相通,如孟子传《公羊》当新王之微言、张三世之微言、尊王大义等。[16]此外,《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也见诸《孟子》:“天下恶乎定?……定于一。”(《梁惠王上》)前人多认为孟子为齐学,而《公羊》亦齐学,故二者相通。章太炎说:“公羊齐人,以孟子有‘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言,故盛称齐桓,亦或过于偏护。”[17]刘师培说:“孟子之义多近于《公羊》。……孟子之学,齐学也。孟子游齐最久,故所得之学亦以齐学为最优。”[18]

对于《荀子》与《公羊传》的关系,前人也有论述。汪中《荀卿子通论》谓“《大略篇》‘《春秋》贤穆公’、‘善胥命’,则谓《公羊春秋》之学。”[19]“《春秋》贤穆公”,《荀子大略》原文是“《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此见于《公羊传·文公十二年》:“秦伯使遂来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穆公也。何贤乎穆公?以为能变也。”此义不见于《左传》、《穀梁传》,为《公羊》义无疑。“善胥命”,指《大略》“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此见于《公羊传》对《春秋经》桓公三年“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的解释:“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结言而退。”其实这条并非《公羊传》特有之义,《穀梁传》也说:“胥之为言,犹相也。相命而信谕,谨言而退,以是为近古也。”惠栋《七经古谊》曾引《荀子》周公东征西征之文,以证《公羊》之说。刘师培作《〈公羊〉〈荀子〉相通考》说:“吾观西汉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之学,然《春秋繁露》一书多美荀卿,则卿必为《公羊》先师。且东汉何邵公专治公羊学,所作《解诂》亦多用荀子之文,……则《公羊》佚礼多散见于《荀子》书中,昭然无疑。故邵公多引《荀子》以释《公羊》也。”[20]并举十五例以证荀子多述《公羊》之义。杨向奎据刘师培之说,也认为“《荀子》和《公羊》本属于一派,所以,思想体系有相通之处。……《公羊》和荀子属于一个学派,他们都是儒家,而接近法家。”[21]蒋庆亦举七例以证《荀子》传《公羊》之义。[22]除了传《公羊》外,荀子还传《左传》和《穀梁传》,刘师培同时还作有《〈左传〉〈荀子〉相通考》、《〈穀梁〉〈荀子〉相通考》,这说明《荀子》是兼取三传的。然《荀子》对于《春秋》性质的断定,更与《公羊传》接近。荀子说:

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劝学》)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儒效》)

对于“微”,前面已引杨倞的注释,意为“微旨”。“约而不速”,杨注:“文义隐约,褒贬难明,不能使人速晓其意也。”可见,《荀子》对于《春秋》“微”“约”的看法与《公羊》重义最为接近。

除了上面所说之外,《公羊传》与齐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汉书·儒林传》说:“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这与孟子有一定关系,因为前面说过孟子本来就属于齐学。在汉代的五种《春秋》之传中,有《邹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有“《邹氏传》十一卷。”沈钦韩曰:“齐有三邹子,莫知为谁。”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三邹子”分别指邹忌、邹衍、邹奭。邹忌为政客,无著作传世。邹衍著作宏富,有《终始》、《大圣》十多万言。《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其学说主要有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在当时影响颇大。邹奭著作,据《汉书·艺文志》亦有“《邹奭子》十二篇。”邹奭思想受到邹衍的影响,“邹奭者,齐诸邹子,亦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孟荀列传》)《史记集解》曰:“刘向《别录》:邹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邹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可见,《邹氏春秋》最有可能出自邹衍、邹奭,二人有前后影响关系,因此,不管出自何人,都与邹衍的思想有关。二人皆齐人,因此,《邹氏春秋》也应为齐学。《公羊春秋》还受到《邹氏春秋》的影响。钱穆说:“凡汉儒治《公羊春秋》,言通三统,改制质文诸说,其实源自阴阳,与邹衍说合。今所谓《春秋邹氏传》,虽不知于三邹子中当何属,又不知其所论者何若,要之或亦与《公羊》家言相近,渊源同自邹衍。”[23]王葆玹也指出,《邹氏春秋》应是邹奭的作品,并记载着邹衍的学说,这正是《公羊春秋》的思想渊源。并推断公羊敢参考邹衍的学说和邹奭的著作,才撰写出《公羊传》这部带有阴阳家色彩的儒学作品。[24]王氏的说法有些夸大,因为《公羊传》中并没有阴阳五行思想。徐复观说:“《公羊传》中,不仅绝无五行观念;……全书没有出现一个‘阴阳’的名词。即是阴阳的思想还未曾介入。”[25]但邹衍的思想无疑对汉代的公羊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点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就能看出。《汉书》中说他“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五行志》)。在《春秋繁露》中专门论述阴阳五行的就有十多篇,其余散见于各篇的阴阳五行思想更是多不胜数。此外,如钱穆所说董仲舒的三统说、改制说等都与邹衍有着密切的关系。

《史记·儒林列传》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汉书·儒林传》则说:“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从《史记》后面“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来看,“齐鲁”之“鲁”当为衍文。班固所见到的《史记》可能没有“鲁”字。这说明当时《春秋》有两个系统,一是源于齐国的胡毋生系统,一是出自赵国的董仲舒系统。胡毋生年岁较董仲舒略长,《汉书·儒林传》说他“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二人所传皆为《公羊春秋》,然有所不同。因此后来公孙弘才在瑕丘江公与董仲舒辩论之后,采纳了董仲舒的公羊学。如果董仲舒的公羊学与胡毋生相同,则公孙弘就没必要采纳董仲舒的公羊学了。可见董仲舒的公羊学除了受到齐学的影响外,应该还受到赵国学术的影响。赵国属于三晋之学,以法家为主。荀子乃赵人,故其思想杂有法家思想,与鲁之儒学有异。董仲舒对于荀子颇有赞美之词,刘向说:“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从思想内容来看,董仲舒在德刑并重、人性论等方面与荀子有着一定的关系。

综上可知,公羊学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其既有儒学内部不同学派的内容,也受到法家和阴阳家的影响,这些思想因素共同造就了董仲舒春秋学的形成。

【注释】

[①]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11年,第189页。

[②]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页。

[③]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9—100页。

[④]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

[⑤]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201页。

[⑥]参见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3—54页。

[⑦]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199页。

[⑧]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18—19页。

[⑨]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10页。

[⑩]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17—18页。

[11]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2011年,第6页。

[1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8页。

[1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191页。

[1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160页。

[15]《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 刘师培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75页。

[16]蒋庆:《公羊学引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65—69页。

[17]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200页。

[18]《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 刘师培卷》,第577页。

[19]汪中:《荀卿子通论》,见《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2页。

[20]《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 刘师培卷》,第597页。

[21]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页。

[22]蒋庆:《公羊学引论》,第70—72页。

[2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509页。

[24]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38页。

[2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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