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
心统德智、心物并重——试论张君劢的新心学
发布时间:2018年03月03日 23:24   作者:刘增光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1期    点击:[]

【摘要】张君劢所主张的新义理学是以孟子和王阳明为基础,故称其为“新心学”是非常恰当的。其新心学打破了宋儒排他性的道统论,调和理学与心学二派,上溯孔孟,从而将孟子重新定位为中国观念论的创始者,由此以契接西方重视知识论的观念论哲学传统。而理智自主、精神自由也就成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儒家的方法”,这成为他调和朱陆、融通中西的窗口。在德智关系上,虽然张君劢主张德智并重、心物并重。但是他又主张德行优先,其哲学可称为“德性的理智主义”。张君劢对心物关系、德智关系的新看法,对于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强调“心理建设”,统合“可爱”与“可信”、传统与现代的努力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心学;张君劢;方法;道德

张君劢的新儒学是一种儒家哲学,正如他所常道的“义理学之复兴”、“儒家哲学之复兴”,他是以哲学的眼光看待儒学之发展;他试图契接宋明理学与西方的古希腊哲学和康德哲学,他对儒学的推阐和发展也正体现于此。贺麟曾说,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趋势即是陆王心学的复兴。[1]3但需要补充的是,此陆王心学之复兴,并非原原本本的、原教旨主义的陆王心学的复兴,而更多地包含了调和朱、陆的味道,张君劢即是其中一位。此为称其为“新心学”的第一个原因,王国维在评价清学的发展时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2]574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近代学人在中西融汇的背景中皆盛倡陆王心学,从近代新学的发展脉络中来做定位的话,科玄论争中张君劢与胡适之辩论恰似历史上的朱陆之辨,此为称其为“新心学”的第二个原因。

此外,就张君劢本人思想而论,他最推崇先秦的孔孟和宋明理学中的朱熹、王阳明。张君劢尊崇阳明学,这在其著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比较中日阳明学》与《王阳明——中国十六世纪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二书中。由阳明而上溯孟子,他最着力阐发的即是二人之心学。他说孟子是孔门后学中第一个以“思”为基础建立理论体系的人,又说王阳明是义理之学的登峰造极。因为二者最能凸显中国哲学中的将真与善连结在一起的“直觉理性”。以心学为基础,张君劢认为,中华民族之挺立其枢纽即在民族精神之自立、民族国家的建构。在《大学》八条目之框架下,个体之心与民族国家贯通而平衡,这就彰显了其“德性的理智主义”之现实关怀。此为其致思之出发点,亦是其致思之目的地。[1]学界以往关于张君劢哲学的研究很少专门针对其“心”论,本文即欲从这一角度对张君劢新心学的义理架构和致思旨趣,及其在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意义做一探讨。

一、重新定位孔孟:“孟子实开中国观念论之先河”

对孟子的重新定位,意味着对儒学的重新梳理,因为唐宋以降,孟子即是理解儒家道统的枢纽人物。就中国哲学之发展而言,张君劢指出,汉代之学为考据训诂之学,“两汉思想之中心,不外经学之版本,谓之为吾国思想停滞时代,自为允当。”[3]6此后即是佛老流行时代。“孔孟以后,儒家传统,赖有宋儒乃得重兴。《汉学师承记》之作者江藩氏称‘汉代于六经五典各信师承、守章句’,此言诚是。然新儒家之思想系统与其及于社会上之影响,如书院,如乡约,如政治,以三代为师法,有一种朝气,一种勇往直前之精神伏乎其中,非汉儒之注疏讲解所能与之等量齐观。”[4]20在他看来,汉唐之间的儒学并非真正的儒学,因为不是义理之学。同时,他看重义理之学之处并非在空谈心性,而其经世意义。[3]53正如他认为孔孟学说之所以被推崇,首先是因为“其学说能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所需。”[4]13与张君劢直指考据之学导致中国思想停滞不同,胡适所看重的恰恰是清代汉学中的考证精神,认为其中有科学方法。依张君劢之意,胡适非探本之论,因为思想之独立才是科学富强的源头。

故张君劢也同样批评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性,他指出:在程朱理学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后,“至明清两代,道统观念日趋于凝结固定”,其中“是己非人之主张,徒以促成理学之为刻板文章矣。”[4]23思想的凝固类于专制帝王口吻。这正是清代理学衰落的原因。若反观明代心学,则是思想自由的时代。就此而言,他对程朱理学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敏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道统论中包含的排他和专制成分,而这阻碍了思想的自由与创新,而阳明学则能保持思想的自由活力,故他曾言“阳明学说可谓宋代学说发展之登峰造极”。[3]10、1易言之,阳明学为义理学、中国哲学发展的顶峰。他非常重视道统这一观念,“道”应是生生不息的,活泼泼的。道统的自觉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自觉。[5]88以此为标准,汉代经学、清代考证学对于义理、哲学的忽视恰恰是丧失了民族的自觉。阳明学则可以说是促进民族自觉自立的最好资源。

就承载道之经典文本而言,张君劢亦认可朱子所言“四书,六经之阶梯”[4]25。他也正是以“理”字作为四书之贯穿,认为《中庸》所言“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即是明覆载生殖之理,天地之间有一定法则之支配。这是自孔孟以降的中国人即持有的“有物必有则的信念”。[4]1关于《大学》,他说:“吾今大声疾呼以告国人曰,立国之基础,在于道德。《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中略)先正其心。此心、身、家、国四者为社会组织之基础,犹之几何学之点、线、面、积也。”[4]28既然说以道德为立国之基,则《大学》即可说是立国治国之纲领。因此,张君劢之政治思想也有本于宋明理学。但张君劢对《大学》的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