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
有“思”有“想”的语言——金岳霖的语言哲学及其当代意义
发布时间:2018年05月31日 11:31   作者:刘梁剑   来源:《哲学动态》2018年第04期    点击:[]

【摘要】金岳霖在哲学运思中和语言相遇,语言成为金岳霖运思的一个重要方面。金岳霖在运思中展现了精湛的语言分析技艺。“思”“想”之分、意义与意味之别,这些分疏直接关联着金岳霖对归纳问题的思考,同时在世界哲学的背景下呈现出克服时代难题的努力。金岳霖的自然语言分析与传统术语化用启发我们:中国哲学的当下开展需要有“思”有“想”的语言。

中国哲学日益自觉,不满足于单纯依傍哲学(哲学除了要重论理之外,还要“学”以尽性以至于命;前者重“解”,后者重“悟”),而渴望从静字转化为动字(如陈少明强调“做中国哲学”)。在此背景之下,学习哲学家金岳霖如何“做哲学”不无意义。而金岳霖在知识论、形上学等领域的卓越贡献,离不开他的语言哲学。

一、为语言哲学一辨/辩

金岳霖在哲学运思中和语言相遇,语言成为金岳霖运思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有必要为金岳霖的语言哲学一“辨”,即分疏两个不同的层面。其一,以语言(文字)为对象,也就是对于语言(文字)的哲学思考;其二,以语言为进路思考哲学问题。现代汉语曾经严格区分了“底”与“的”,前者表示领属关系,后者表示修饰关系。比如,牟宗三区分“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与“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cs of morals)”,后者对道德作形上的解释,而前者以道德为进路展露本体,正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充分证成的形上学”。如果借用这个已经过时的“底”“的”之分,语言哲学的前一个层面属于“语言底哲学”,后一个层面属于“语言的哲学”。学界对于金岳霖的语言哲学,似乎较多关注“语言底哲学”而忽视其“语言的哲学”。从学习如何“做哲学”这一旨趣出发,我们有必要注目于金岳霖“语言的哲学”。金岳霖在运思中展现了精湛的语言分析技艺,他对语言及语词之间的细微差别极其敏感,并且在哲学沉思中给予了自觉的关注与深入的探讨。

金岳霖于《论道》序言自述其学:“民国十一年在伦敦念书,有两部书对于我的影响特别的大:一部是罗素底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一部是休谟底Treatise。罗素底那本书我那时虽然不见得看得懂,然而它使我想到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休谟底Treatise给我以洋洋乎大观的味道,尤其是他讨论因果的那几章,起先我总觉得他了不得,以后才发现他底毛病非常之多。”金岳霖沿着罗素的哲学进路,发展出长于辨名析理的独特运思风格。学成归国后,他也很快赢得“中国的摩尔”美誉。罗素的思路,正是“语言的哲学”的思路,即通过语言分析探讨哲学问题。

除了为语言哲学一“辨”之外,我们尚需为“语言的哲学”意义上的语言哲学一“辩”,说明哲学为什么需要分析考察语言。罗素的《数学原则》( 1903 )给出了一个解释:“愚以为,语法研究能够照亮哲学问题,哲学家通常对此估计不足。诚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个语法上的区分就对应着一种真正的哲学层面的差异,但毕竟,前者是后者的初步证明,而且往往是最有用的源头,帮助我们探索。……语法诚然不是我们的主人,但可以作我们的向导。”这里的“语法”,罗素称之为“哲学语法(philosophical grammar)”。陈嘉映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哲学旨在穷理,穷究根本的道理;根本道理与我们对道理的理解交织在一起;穷理必探入我们自己的理解方式,而我们的基本理解方式集中凝结在我们的语言之中。”如罗素所言,语言的区别可以引导我们发现哲学上重要的义理区分。

因此,哲学语法研究不是语法学家的工作,而是哲学家的责任。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予“哲学关心语言现象的角度,从原则上不同于语言学的角度”。哲学家的语言分析需要从哲学问题得到光照。金岳霖从罗素学得分析方法,从休谟则体会到“提许多的重大问题,作一种深刻的讨论”。金岳霖思考了很多重大的哲学问题,而归纳问题无疑构成了金岳霖哲学思考的聚焦点。《论道》与《知识论》虽有形制(一者短小精悍,一者鸿篇巨制)、领域(一者形上学,一者知识论)诸方面的区别,但两者都指向归纳问题。正是由于哲学问题的引导,金岳霖的语言分析和概念考察并没有如冯友兰或牟宗三所批评的那样流入“概念的游戏”或“纯技术”的虚无主义。

冯友兰晚年认为,在金岳霖那里“哲学是概念的游戏”,而“真正的哲学是理智与直觉的统一”,是概念的逻辑体系和人类精神境界的统一。1952年,牟宗三也批评金岳霖,认为金岳霖“提倡纯技术观点的学风,着重抽象的分析方法,训练分析技术”,而“纯技术观点的哲学,没有立场,没有态度,在这点上说,正是虚无主义、怀疑主义,他不能有任何积极的肯定”。针对牟宗三的批评,殷海光写了《我所认识之“真正的自由人”》一文,对金岳霖先生予以同情的理解,指出牟宗三行文背后的独断论口气、对西方文化的拒斥态度。其中尤为关键的是,殷海光通过分疏“技术观点”与“纯技术观点”为金岳霖辩护:“‘纯技术观点’与‘技术观点’之间是有着距离的。前者必至采取conventionalism ;而后者则不必。这一‘纯’字是不可随意加上的。金先生既是‘实在论者’,当然不采取‘纯技术观点’。他不过在思想时运用思想技术以作解析工具而已。这一点是不应反对的。”殷海光对于“技术分析”与“纯技术分析”的分疏有深刻洞见。哲学的基本工作之一,正是辨名析理,以无形的思想之刀挫锐解纷,于无分别中见出分别,于大分别中见出统一,于同一问题进行多角度、立体的审视,“思一想”十字打开,寻视横向的关联,探究纵向的贯通。但同时,的确需要保持警省:避免辨名析理演变为“小言詹詹”的语言游戏。哲学问题得到光照正是避免此种演变的关键。

二、自然语言分析与“思”‘想”之分

辨名析理离不开语言分析,首先是自然语言分析。这项工作对于哲学的重要性,不妨借用陈嘉映的论述:“哲学是在概念层面上对世界的整体观照。这里所谓概念,首先是自然理解所依赖的概念,也就是自然语言中的概念。就此而言,自然语言分析不是哲学方法中的一种,它就是哲学方法,或至少是哲学的核心工作。”自然语言是语言共同体经历时性与共同性的自觉或不自觉努力不断打磨的成果,其中积淀着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它们代表了我们对世界的自然理解。这些“自然”理解,是我们对于世界最基本的、但同时又习焉不察的理解。这些自然理解与自然语言的关系如此紧密地相互渗透,以至于我们往往分不清究竟是自然语言引导了自然理解,还是自然理解塑造了自然语言。自然语言分析,一方面将自然语言变成反思的对象,同时透过自然语言将我们的自然理解变成反思的对象,从而让我们在自觉的层面更好理解,甚至改进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另一方面,则是用自然语言展开哲学思考,让我们的自觉思考与自然理解紧密结合,这样的思考更贴近哲学所从出的生活世界。前文提到的“的”“底”之别,在当时的白话文中是明确的。金岳霖也曾着意借助两者之别表达哲学思想。比如《论道》有一个命题:“可能底关联有可能的关联。”其英译为:There is possible relatedness in the relatedness of possibilities。其他如对“像,“相”之分“普遍”与“普通”之辨,金岳霖都有精彩的义理阐发。

当然,哲学家对于自然语言也不是一味迁就。金岳霖考察了哲学术语和日常用语的关系,认为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哲学家常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但有时又赋予它们不同于日常意义的新意义—金岳霖称之为“非常的意义”。但这样的“非常义”很难保持纯粹,因为既然是常用字,我们(包括哲学家与读者)在使用的时候难免会把它们的日常意义带进来。简言之,相对于自然语言或日常用语,哲学术语既有“从俗”的一面,又有“离俗”的可能性:“大致说来,对于用字法,我们有自由权,我们可以从俗也可以离俗,不过要表示清楚而已。”这里可能有罗素的影响。“从俗”而“离俗”的用字法,相当于熊十力所讲的“因用”而“变义”。另外,如果追问哲学术语何以在“从俗”与“离俗”之间,我们仍可引用陈嘉映的话作答:“哲学是对自然理解的反省,以自然理解的融会贯通为目标,因此哲学依赖于包含在意识中的自然理解,但哲学并不是常识的自然理解,哲学结论不是民意调查,相反,哲学总是反某些常识而动的。”在《论道》与《知识论》中,金岳霖将“能”“可能”“东西”“事体”等日常用语处理成专门的哲学术语。经过金岳霖的精妙运思,这些词获得了日常用法中所没有的新意与深意。不过,我们又似乎觉得这些新意与深意并非全然生造,而是的确可以从日常用法中合理引申出来的。金岳霖常常借助拆字法阐明思想的精微之处。比女比“看”“见”之别:“在视觉中底‘在中’有两不同的‘在’法”,‘旧常生活似乎是以看与见,来表示对象与内容底分别”。当然,最重要的分疏无疑是“思”与“想”之别。

金岳霖说,思想包括“思”与“想”。“思”指思议“想”指想象。两者之别,首先可以从内容与对象这两个不同的角度说。“想像底内容是像,即前此所说的意像;思议底内容是意念或概念。想像底对象是具体的个体的特殊的东西,思议底对象是普遍的抽象的对象。”,此外“思”“想’,和语言文字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思”(思议)不受某种语言文字的支配,它至少是可以独立于任何一种特定的语言文字的,即使它总是寄托于某一种语言文泉“想”(想象)的内容是意象,而意象的“意味”则离不开语言文字的“意味”。

金岳霖对“思”“想”的分别,直接关联着他所关心的核心哲学问题。金岳霖依据两者之别,论衡休谟哲学:休谟之所以没有解决归纳问题,原因在于他只承认“想”不承认“思”。休谟的观念(idea)相当于意象。“意念是抽象的,想像底内容是意像而意像不是抽象的”,“(休谟)和别人底哲学一样非有抽象的意念不可,但是他把抽象的意念视为类似具体的意像,所以所谓抽象根本说不通”。归纳问题所指向的,乃是近代知识论的重要问题:人可以知道什么。金岳霖借助“思”与“想”的区分对此作出了出色回应。与“思”“想”之分相匹配,金岳霖还在《论道》中发现了“无量”的妙用,试图用“无量”跨越理论(逻辑)与事实的鸿沟,用“无量”在先天与先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无量的特点在于可思不可想,我们所能思的无量不能以想象方式去得到相当于无量的意象。此外,金岳霖《知识论》中重新界定了“客观”,认为类观意义上的客观在承认人的限度的同时担保了知识的实在“数,(刚性)“理”基础,后者既来自本然世界的刚性,又来自类之于个体的超越《论道》则在赋予“几”“势”等术语以新的意义后,指出“几”不可测,但“数”可先知;“理”有固然,但在性“势”无必至。这些表述的意义在于:归纳原则虽然成立,但归纳之结果并非必然。

三、“意义”与“意味”之别

金岳霖在讨论“思”“想”和语言文字的关系时,已经提到“意味”。“意义”与“意味”的分别,也是金岳霖所作的一个重要区分。简言乙“思”“想”的分别,在语言文字上表现为“意义”与“意味”的分别。

金岳霖考察了“字”,认为“字”不仅有意义。“字不只有意义而已,它还有我们在这里叫做蕴藏的种种等等。就字说,字有蕴藏,就用字者说,我们也许要说,我们有情感上的寄托。”蕴藏或情感上的寄托可以笼统地称为“意味”。在知识论的视域中,金岳霖主要考察“意义”及语言作为收容和应付所予的工具。在本体论的视域中,金岳霖特别强调了“意味”。情感上的寄托又有种种,与哲学相关的要数“字底哲意的情感,’:“中国人对于道德仁义礼义廉耻,英国人对于Lord, God大都有各自相应的情感。……(这些字)因为宗教、因为历史、因为先圣遗说深种于人心,人们对于它们总有景仰之心。这种情感隐微地或强烈地动于中,其结果或者是怡然自得,或者是推己及人以世道人心为己任。”

中国思想最基本的词语之一无疑是“道”。《论道》言之更详:“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哲学中的“道”不仅是“概念”,同时是“境界”,后者不是哲学的要义。作为概念的“道”需要理解,即以理解之;而作为境界的“道”需要体味,即以身味之,感觉它作所栖居的喻体,即道路的形状、温度、舒服度、情感激发等。《论道》开头讲了两句关于“道”的话:“道是式一能”;“道有‘有’,曰式曰能”。金岳霖认为“这两句话是命题与否,颇不敢说。我觉得说这两句话的时候,我们不容易马上就开始说解析的话”。“命题”“解析的话”所对应的是思想的理解样式;在理解样式不宜用的地方,思想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金岳霖如此细细品味“道,’:“从情感方面说,我觉得印度思想中的‘如如’(引用张申府先生底名词)最‘本然’,最没有天人底界限。我们既可以随所之而无不如如,在情感方面当然最舒服。中国思想中的‘道’似乎不同。我觉得它有由是而之焉的情形。

有‘是’有‘由’,就不十分如如。可是‘道’不必太直,不必太窄,它底界限不必十分分明;在它那里徘徊徘徊,还是可以怡然自得。希腊底logos似乎非常之尊严;或者因为它尊严,我们愈觉得它底温度有点使我们在知识方面紧张:我们在这一方面紧张,在情感方面难免有点不舒服。”借助想象,我们置身于“道”,触摸、感受它的温度;沉浸于“道”,反省它带给身体的感受。“道”是活泼泼的、可感、有味的。

“意义”与“意味”的区分,意味深长,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中国哲学的“做”法。青年学者贡华南论及哲学概念“哲学概念既含有意义,也含有意味。意义即概念所表达的义理系统,意味则指出概念对人的影响与作用。意义以逻辑自洽为准绳,以准确、清晰、明白等确定性为宗旨,此即王国维所谓‘可信’;意味则需要回到每个存在者自身,以动人血脉为好,此即王国维所谓‘可爱’。……理想的哲学既要有意义,也要有意味,也即可爱与可信之一统。”意义与意味的区分无疑来自金岳霖。这里的独特之处在于,将王国维所讲的“可信”与“可爱”之矛盾的时代问题联系到哲学概念与哲学语词。那么,何以能有联系?“可爱”与“可信”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理智和情感不相协调这样一个基本的现代性困境。金岳霖及他的学生冯契有见于此,自觉追求理智与情感的统一。这样的哲学立场如果贯彻到哲学运思实践,哲学运思的语言工具需要理智与情感的统一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冯契曾说:“哲学不能是冷冰冰的概念结构,它要给人理想、信念,激发人们的热情,鼓舞人们为之而奋斗。”从语言的角度看,这是说哲学语言要能够激发情感与行动。如果我们接受休谟等哲学家关于理性不直接生发行动的看法,那么,能够生发行动的语言自然应该带有情感。哲学运思者需要“赋予哲学概念以意义与意味”,哲学说理词应有“意”有“味”、有“思”有“想”,或者说,需要“思一想”的十字打开。这里,我们将金岳霖所分析的对象语言“思想”,转换为我们用来说理的元语言“思一想”了。

当然,金岳霖对“道”的品味,更多地指向本体之域,或者用他的话说是“元学”之域。他曾区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认为研究知识论需要冷静超然,而研究元学“不仅在研究底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金岳霖划界的方式自然有其问题,冯契已经从一个角度指出,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不能离开整个的人。而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说,在元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哲学概念也需要给予人理智上的了解与情感上的满足。

四、有“思”有‘想”的语言和中国哲学的当下开展

金岳霖的语言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当代开展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当前受金岳霖影响而自觉以“做哲学”为业的哲学研究者,其中一例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贡华南。2015年,贡华南出版了《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该书是以味觉思想来面对当代的思想实验,全书以“忙”(以及由此而来的累、怕、烦)刻画当代精神状态,进而始于“忙”而终于“闲”,以“人闲万物闲”为理想的生活样态。就语言分析而言,该书明显受到金岳霖的影响,同时亦有所推进。

上文提到,哲学运思者需要赋予哲学概念以“意义”与“意味”,哲学说理词应有“义”有“味”、有“思”有“想”。那么,有“味”的说理词如何可能?贡华南认为:“所谓‘赋予哲学概念以意义与意味’指存在者根据真实的生活世界而拓展哲学概念之意义域,根据其对生活世界的真实感受而生成新的意味。”贡华南进而以“痛痒”代替抽象的“感受”:“治病是哲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时代病理应成为我们哲学的出发点和据以展开哲学之思的道路。每个时代的水不一,每个时代的风各异,每个时代饮水吸风者皆有自己的痛痒—此即时代病。在哲学层面上触及自己的痛痒—拣择问题、化解问题,这是哲学家的天职。反思自己的痛痒,理论上化解自己的痛痒,这是我近年一直努力尝试的思考方式。”这里给予我们的启发在于:有“味”的说理词如何可能?首先需要反思自己在吸“风”饮“水”的过程中所感知的时代痛痒。

在此,我们也不难看出贡华南对“风水”一词的巧妙转义。“风水”一词古已有之,但贡华南给予它新的用法。金岳霖著《论道》,注重传统术语的继与成,即化用与现代意蕴的生成。他赋予“无极”“太极”“几”“数”“理”“势”“情”“性”“体,“用”等诸多传统哲学术语以新的哲学意蕴。比如,金岳霖把“几”定义为“能之即出即入”,并且明确指出:“几”字从前大概没有这种用法,但这种用法有它合理性的一面,因为“几”字带点未来而即将要来、未去而即将要去的味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金岳霖在《论道》中所转化的“几”等术语在传统哲学术语中居于中心地位,而贡华南所用的“风水”等则居于边缘地位。更明显的例子是全书着力论述的“忙”“闲”等词。贡华南指出:“古人也忙、也累、也烦、也怕、也在盗,可是忙、累、烦、怕却并非古典时代的核心问题,这些范畴也没能成为古典时代的核心范畴。……今天,随着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产品的极大丰富、个性意识的普遍觉醒,生活方式、存在方式、思想方式、精神境域都由忙得到规定,忙、累、烦、怕、盗成为我们自身的内在气质、内在生命与命运。……这些范畴据此由边缘到中心、由默会到显明,理应成为我们时代的关键词。唤醒、批判、转化这些精神境域,并寻求可能的解脱之道,此乃当代中国哲学的使命。”我们在这里看到对于中国古代语词转化的另一种情形,即不是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转化中国古代思想中心词,如“道”“理”“性”“几”等,而是边缘翻为中心。“忙”“累”“闲”等,不仅古已有之,有意思的是它们在今天还是自然语言中活生生的词。贡华南着力锤炼“忙”“累”“闲”等关键词,努力使它们成为对当代生活世界具有解释力和感染力的说理词。这一点对于中国哲学话语创新来说无疑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

从现代汉语哲学术语的现状来看,大量术语是在翻译西方近代哲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这些术语的含义首先来自西方近代哲学。一个与之相应的现象是:如果我们需要澄清一个术语的含义,常常会去找它所对应的外语词,然后梳理这个外语词在西方语境中的用法,仿佛这样一来我们就理解了相应的汉语术语的含义;而根本不必—很多时候也是不可能的—梳理这个汉语术语在汉语思想中的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尚未形成,这个术语暂时还是“机械输入”的产物,尚未扎根于源远流长的汉语思想传统。我们不妨将这种情况称之为现代汉语哲学术语的“无根性”困境。金岳霖的语言哲学启发我们,走出困境的途径或许有二:其一,是否可能从自然语言中提炼出有“思”有“想”的基本说理词。自然语言考察对于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哲学家需要一副好耳朵,能够听出“用字法”之间的细微差别。其二,某些传统哲学语汇是否可能重新成为我们理解世界、解释世界的概念工具,从而成为活生生的哲学语言。活的哲学语言或说理词不仅得有“意义”,而且要有“意味”。思想基本词的“意味”的丧失从一个方面表征着思想的无根性。从语言的角度看,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乃是将翻译而来的现代汉语哲学术语用作概念工具,并拿它们解释中国传统哲学话语。我们是否可能扭转这样的局面?一方面,经过必要的创造性消化,翻译而来的现代汉语哲学术语能够吸纳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另一方面,经过必要的创造性阐发,中国传统哲学话语、经过创造性消化之后的现代汉语哲学术语能够获得解释世界的能力。从对中国(传统或现代)哲学的对象式考察转变为中国式的哲学研究,这将是“中国哲学”成为哲学运思的关键之一。中国哲学的当下开展需要有“思”有“想”的语言。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上海儒学

上一条:从“讲哲学”看中国哲学——冯友兰的思想遗产 下一条:日本近代用“儒学”嫁接的“国体论”

关闭

Copyright © 201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中国哲学史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