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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学术的整体中推进中国的人文学
发布时间:2018年08月20日 18:46   作者:彭国翔   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4期    点击:[]

当今世界不同思想文化传统日益共生共成,越发“你中有无、我中有你”。在这种情况下,将中国哲学引入西方哲学,既有助于西方哲学传统在当代的自我反省和更新,对于检讨人类普遍经验以及重构哲学之所以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不可或缺的。


采访:王硕,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讲师。

 

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4


王硕:哲学与宗教之外,您对历史研究也有浓厚的兴趣。2013年和2015年分别在台湾和大陆出版的《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就是学术思想史和历史文献学的成果。可否请您结合自身的经验,谈谈历史、哲学和宗教等不同学科和取径之间的关系?

 

 

彭国翔:我在史学方面的尝试,一方面源于我自小就有的兴趣,另一方面也与我大学时代的阅读经验有关。对我有很大影响的,除了唐君毅、牟宗三这一继承和发展了熊十力思想的哲学线索之外,还有从钱穆到余英时先生这样一条史学的线索。当然,这并不是偶然的。

 

钱穆和余英时两位先生都可以做极为精细的考证工作,如钱先生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余英时先生的《方以智晚节考》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更是在深入细致考辨文献的基础上进入到了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不过,钱、余两先生不同于单纯以考证见长的学者之处,在于他们都不是只能从事“见木不见林”的局部和细节工作,而是能够在坚实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全局性和思想性的课题做出精确和恰当的分析与判断。以余先生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方以智晚节考》到21世纪初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其中一贯的特点,就是善于从文献的字里行间进入到研究对象及其所在的精神与思想世界。所以他们两位虽然是史学名家,但其研究往往不只是“论事”,同时也包含相当“说理”的内容。我甚至认为余先生是中国史学领域中最擅长谈思想的一位。他们虽然对“形而上学”保持距离,但并不反对哲学。余先生甚至熟悉西方哲学的很多方面。这就与一些因无法进行深入的观念思考而对哲学产生偏见甚至拒斥的文史工作者区别开来。因为我毕竟有哲学思考的兴趣,后来又接受了哲学的训练,所以钱穆到余英时先生这种重视思想的史学取径,始终让我感觉亲切。并且,这种取径与北大中国哲学注重将辨名析理的观念思索建立在坚实的文献考辨基础之上这一特点恰好彼此吻合。我继承了北大中国哲学从冯友兰、张岱年到陈来先生这一中国哲学的传统,却仍能一直从钱穆到余英时先生这样一条史学的谱系中汲取养分,尤其2000年以来不断得到余先生的指点,原因固然与我自己治学的取向和特点有关,但恐怕也是这两个传统或学术谱系原本具有内在的亲和性使然。所以,在我所发表的文字中,也有一些属于极为专业和尖端的历史文献考辨性质,《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中收录的专题论文,大都属于这一类。不过,这些文字除了它们在学术思想史和历史文献学上独立的价值和意义,都应该在我整体的研究工作中才能得其定位。

 

当然,最初受到这些不同学术传统和谱系的影响,是不知不觉的,后来则慢慢变成了我的高度自觉,这就涉及你所问的我对于哲学、历史和宗教这几门人文学基本学科之间关系的看法这一问题了。我在《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前言中,不仅谈到了格外影响我学术成长的一些前辈及其各自代表的学术传统,也表达了我对人文学中不同学科之间关系的看法。

 

我多年以来一直认为,人文学术中的不同学科,如文、史、哲、宗教、艺术等,是观察与思考人文世界的不同角度,彼此之间非但并无高下短长,更要相互配合,方可掌握人文世界的整全。任何一个学科有所“见”的同时也都有所“蔽”。恰如一个手电筒,在照亮一个局部的同时,不免无视其余而在周围留下阴影。各学科只有彼此配合,各条光束相互汇聚,方能形成“无影灯”,使得人文世界的整体尽可能得到完全的照明。在这个意义上,我很欣赏明儒周海门所谓的“教本相通不相违,语可相济难相非”。现代学术早已如庄子所谓“道术为天下裂”,分工日益细密。在没有专业和擅长的情况下以“通人”自居,妄谈打破学科界限,只能流于掩盖浮泛与空疏的遮羞布。但学者的训练不限一门,掌握一门以上的研究方法,恰如武学高手可以精通一门以上的武艺,虽然能“至”与否有赖于个人主客观的诸多条件,但却应当是“心向往之”的目标。当然,兼通多门武艺,须以先通一门武艺为前提。同时,兼通一门以上的武艺,也不意味着不同武艺由于可以集于习武者一身而泯灭了各自练法的不同。这就是我对于人文学不同科目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我自己在哲学、史学和宗教学这三个领域进行研究工作时的方法论自觉。

 

王硕:您曾在“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译丛”的“总序”中表示了对于“思想史”作为一种研究取径的肯定。不过,当下中国学界在对以往中国哲学研究成果进行检讨时,有些学者恰恰认为其史学意味过浓而哲学味道不足。对此您怎么看?

 

彭国翔:我对“思想史”的肯定,与我对“思想史”的理解直接相关。“思想史”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其界定在学界并非没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但也常常莫衷一是。对于“思想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我强调的是“思想”和“历史”的兼顾、“汉学”与“宋学”的兼顾,或者说既“说事”又“讲理”。我常说,一个好的“思想史”研究应该是哲学专业的认可其中有“思想”而历史专业的承认其中有“史”。一个思想史研究,如果哲学专业的认为观念不清、论证薄弱,而历史专业的认为史料贫瘠,证据不足,那就显然不是一个好的思想史研究。根据这一理解,思想史就并不能只是“史”,还要有“思想”。

 

另一方面,所谓“法无定法”,不同学科的取径和视角,彼此之间并无高下,只有是否适用于研究对象。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无条件应用于所有研究对象和领域的方法。运用哪一种方法,哲学史的、思想史的、社会史的还是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取决于研究对象自身的性质和特点。

 

至于你说的认为“中国哲学”领域中史学意味过浓而哲学味道不足的看法,本身就需要分析。首先,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有“诠释”与“建构”这两个虽然相关但又不同的向度。前者主要是哲学史的研究,后者主要是哲学观念的建构;前者侧重“理解”别人,后者侧重“抒发”自我。如果从事的工作属于哲学史的研究,本来应当尽可能去理解历史上那些哲学家的思想并尽可能予以准确和客观的诠释,而不是把研究者自己的想法注入到研究对象的文本之中。哲学建构固然侧重自我思想的抒发,但如果自己的思想不是真正植根于哲学史广袤的沃土,没有真正消化吸收前辈时贤的思想成果,所谓自己的思想,究竟能有多少没有被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思考过,甚至思考得更为深入和完善,就是一个问题了。假如自己提出的思想观念早已被古今中外其他学者思考并提出过,只是自己不知道,那么,“拾人牙慧”而不自知的思想观念,哪怕看起来煞有介事,也谈不上真正的哲学建构。孔子“温故而知新”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原创性的哲学建构应该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刻意而为。如果不能够在区分“理解”与“想象”的基础上,一方面不能认真“理解”古今中外哲人的思想结晶,一方面放纵自己的想象力,结果只能是“恍兮惚兮”的海市蜃楼,不可能建立起哪怕是一个经得起分析检验的观念,遑论广大精微的思想大厦。况且,就算在一大堆名相伪装之下发挥意识流的想象,不能深入理解古今中外伟大心灵的思想结晶,其想象力也难免单薄乏力。反过来,能够深入理解古今中外一流哲人的思想成果,将其融会贯通,“实有诸己”,就好比掌握了《天龙八部》里的“北冥神功”,可以将无崖子一类武学宗师的毕生功力尽收体内,哲学思想的真正推陈出新,就是顺理成章的。我觉得,年轻时要加强理解力的训练,年老时则需加强想象力的训练,因为年轻时往往理解力欠缺而年老后往往想象力不足。正所谓取长补短。

 

所以,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建构一方面各有分工,侧重不同,另一方面又是彼此支持的。在追求所谓的哲学味道之前,我建议还是扎扎实实做些哲学史的诠释工作,在“想象”之前多做些“理解”的功夫。即便不去从事哲学建构,好的哲学史研究仍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不然,浮泛地发表一些议论,拨弄一些名词,只会流于故弄玄虚的空中楼阁,远不是真正的哲学建构。

 

王硕:记得您在总结陈来老师《有无之境》一书的典范意义时归纳了三个方面:文献基础、西学素养与国际视野。您本人对此不仅有着高度的自觉,更将其贯彻到具体的研究中。您在世界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有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的经验,在国际学界一再获得肯定,比如您获得洪堡基金会2009年度的“贝塞尔研究奖”(FriedrichWilhelm BesselResearch Award),是从事中国人文学研究的首位中国学者;而您获任美国国会图书馆“2016年度北半球国家与文化克鲁格讲席”(Kluge Chair in Cultures and Countries of theNorth),更是该讲席2001年设立以来第一位中国学者,同时也是首位亚洲学者。我想特别请您结合自己的国际经验,谈一下国际视野对于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和宗教研究的意义?

 

彭国翔:20世纪伊始,学界有一场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讨论,我在2003年发表的《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一文中,已经指出了“文献基础、西学素养与国际视野”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三个要素,只是尚未正式使用这三个词语。不久之后陈来先生要我给《有无之境》写篇书评,而我认为该书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典范意义正在于这三个方面,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这三个观念。在我看来,不仅中国哲学,这三个要素对于整个现代中国人文学的发展都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学问早已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专属,世界各地几乎都有从事中国人文学的同行,不管他们所在文、史、哲以及宗教等哪一种学科。如果不能充分吸收和消化世界范围内中国人文学研究同行们的既有成果,真正的推陈出新是很难甚至无法做到的。从思想创造的角度来说,无视世界上其他思想传统中不断累积和发展的成果,不去对话、吸收和消化,是否能够创造出真正既新且有价值的思想,也是很可怀疑的。前面提到孔子“温故知新”一说。在21世纪的今天,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这个“故”绝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过去的传统,也应当包括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思想传统发展出来的成就。总之,无论是了解国际范围内中国人文学同行们的成果,还是吸收其他文明人文思考的结晶,对于中国人文学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在我看来都是不可或缺的。

 

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了解国际上的同行已经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了解其他文化传统中一流学者在人文领域的研究和思考,对于我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和宗教的研究与思考,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会产生极大的促动,构成有益的资源。我经常说,以古今中外人类经验和知识的总体来衡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井底之蛙,庄子所谓“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就是这个意思。但每只蛙各自井口的大小并不一样。知识人在心智上总想追求不断扩展自己的井口,以尽可能扩大自己所能看到的天空。我的体会就是,在读书思考的过程中,具备国际经验和视野,自觉地将中国人文学置于世界人文学的整体之中观察和思考,是不断扩大井口而看到更大天际的一个重要保障。

 

王硕:在您的论著中,中西哲学的比较也是一个引人瞩目的方面。您2013年获选为美国“国际中西比较哲学学会”的副会长,去年又继任为该会新一届的会长,表明了您这一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国际同行们的肯定。可否借这个机会请您谈谈您对西方哲学以及中西哲学关系的理解,同时,也想听听您对于中国哲学未来的展望。

 

彭国翔:这个问题刚才已有涉及。20世纪初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中,我曾提出用“援西入中”来概括20世纪初以来现代学科意义上“中国哲学”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模式,主要是在“描述”的意义上指出西方哲学对于诠释与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不可或缺。当时学界还有“以西解中”“反向格义”甚至“汉话胡说”等说法,这些带有贬义色彩的讲法意在批评诠释与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对于西方哲学的生搬硬套。虽然并非无的放矢,但容易导向简单排斥西方哲学的偏颇。在我看来,西方哲学的引入对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既无可避免,更并非只有负面后果。正如对佛学的深入消化导致了儒学在宋明的复兴一样,消化吸收西方哲学不必使现代儒学丧失自己的主体性。

 

我在《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一文中指出,简单地用某种西方哲学的框架裁剪中国哲学的思想材料,固然难以把握中国哲学的固有精神,无缘得见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由此即导致逆反,对西方哲学产生厌恶或者恐惧,希望全面清除中国哲学中的西方哲学因素,同样不免堕入“边见”,只能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以往对于西方哲学的运用不善,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的研究不需要西方哲学,更不意味着真正的“中国哲学”中就不允许有任何西方哲学的因素。在世界各种文化传统互动沟通日趋深入的情况下,试图在拒斥西方哲学的情况下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只有在与西方哲学深度互动与交融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真正富有特性的观念结构和价值系统而非单纯的话语形式,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才能够得以建立。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无论是古典研究还是理论建构,在中国哲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前辈与时贤,几乎无一不对西方哲学传统有深入的了解与吸收。可以这样说,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而言,关键不是用不用西方哲学的问题,而是用得好坏与深浅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但不可不以西方哲学(包括印度哲学以及其他文化的哲学传统)为参照。作为一名从事中国哲学的工作者,这是我对西方哲学以及中西哲学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

 

“援西入中”主要是描述的意义,而我在2015年发表的《重思“形而上学”——中国哲学的视角》一文中提出的“援中入西”,更多是在提倡的意义上来说的。我的看法是,当今世界不同思想文化传统日益共生共成,越发“你中有无、我中有你”。在这种情况下,将中国哲学引入西方哲学,既有助于西方哲学传统在当代的自我反省和更新,对于检讨人类普遍经验以及重构哲学之所以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注重西方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对我来说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哲学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人类普遍经验的哲学思考工作的必然要求。当然,“援西入中”和“援中入西”不应理解为两种先后的工作,似乎20世纪是将西方哲学引入中国哲学,而21世纪以来则要将中国哲学引入西方哲学。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即使我们自觉意识到如今需要将中国哲学的观念资源引入西方哲学的当代发展,也并不意味着将西方哲学引入中国哲学的工作已经结束。“援西入中”和“援中入西”必须同时进行,中国哲学的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引入西方哲学,反之亦然。如此双方在不断互动交融的同时,各自的主体性也才会日益彰显。当然,无论是“援西入中”还是“援中入西”,都要求我们在植根中国哲学传统的同时,必须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传统。只有不断吸收和消化西方哲学的养分,同时积极介入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国哲学的发展才会“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人文思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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