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认识Vincent是1997年。当时我们中国留美哲学会（ACPA）的一批人访问台湾。我们去了台大，辅仁，东吴，政治大学等单位，会见了不少台湾 哲学界的台面人士。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沈清松。他的热情接待和与他的亲切 交谈给我们大家留下了美好的记忆。1999年夏天，他作为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 在台北主持召开第十一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在哥伦比亚 大学参加美国人文基金的暑期学习班，无缘与会，错失与他进一步交流的良机。 也许是命中有缘，2001年北京的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后，他当选为国际中国哲学 会的执行长，姜新艳和我分别当选为学会财务长和秘书，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 10年的紧密合作。从2001到2011年，我们一起主持国际中国哲学会的事务。他还好意请我和新艳分别兼任学会的副执行长。我们协助历任会长举办了2003年的瑞典国际中国哲学大会，2005年的悉尼大会，2007年的武汉大会，2009年的台北大会，和2011年的巴黎大会。这10年间，是国际中国哲学会稳步走向专业化的时间。我们设计并落实了一系列的规范化程序措施，使得学会像真正的国际学术组织那样按照规章行事。跟Vincent的合作非常愉快。那时，我和他几乎每周都通过电邮、电话或者Skype联系。有时就是打个招呼，问个好，也其乐融融。
刚刚认识时，我称他“沈教授”。后来熟悉了，就直称他“Vincent”，感到很亲切。叫这个英文名字的人不多，一叫“Vincent”海外中国哲学的圈子都知道是他。自从在国际中国哲学会里开始共事以后，我一直把他当作可以信赖的兄 长和为人处事的榜样。Vincent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记忆力惊人。有一次跟他 和他夫人刘千美教授在一起聊天，我情不自禁地说，Vincent是我认识的兼通中 西古今最博学的人。千美笑着不无骄傲地说，那我就内举不避亲啦！Vincent为 人真诚又热忱。每次见面，他总是热情奔放而又乐于探索。和他在一起时，很自然地会受到他的感染和鼓舞。他是一个谦谦君子，仁慈宽厚，有超过常人的涵养。有一次，国际中国哲学会执委会决定由他作为执行长代表学会参加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会议。他到了会场时，另一位先生执意代表国际中国哲学会参加会议。因为每个团体只能有一人参加会议，Vincent只好退出。他没有抱怨，一笑置之。他慷慨大度，乐于助人，常常让我想起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名言。遇到别人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用足够的时间耐心回答, 从来不敷衍了事。每次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和千美总是抢着付钱。有一次我去参加他的一个博士生答辩，事后他们夫妇二人陪我游览多伦多。我们在一个地方抢着买门票时，他们一人拉着我，另一个人买票。我抱怨他们两个人对付我一个，不公平。他们的脸上却笑开了花。Vincent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他的幽默感很强，常常让人开怀大笑。和他在一起，从来不会觉得无聊。
2010年我转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后，请他来过两次。2013年三月他来参加关于中国形而上学的小型讨论会。那次他和余纪元会后多留下一天。我们三人得以到Jurong East一起吃海鲜，开心闲聊。现在回想起来，实属难得的机会啊！2017年七月他来参加我操办的第20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并做了主题演讲。那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影响到了腿部，走路有些不便。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今年六月。感谢浙江大学的彭国翔教授主办的国际中西比较哲学会会议，邀请我们二人一起去会上做主题演讲。那次Vincent略显疲惫，但是依然豪气不减。我提醒他多注意休息。他则告诉我，他已经做了退休后回台湾的安排。为了2019年在瑞士的第21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他和我一起提交了一个纪念我们的老朋友Walter Benesch的题目。后来安乐哲教授也参加进来。我们计划和Benesch在英国执教的小儿子Oleg教授在瑞士会议上一起上阵，纪念这位老朋友。今年11月6日，我收到Vincent的电邮，说因为要出席他70寿辰的纪念会，他不能参加瑞士的会议了。我立即回信表示理解，并说如果他还想提交论文，我可以在会上代他宣读。万万没有想到，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电邮。我一直想等他松闲一些时请他来新加坡专门做一次南洋理工大学的中英文双语中国文化高端讲座。现在，这个愿望永远也实现不了了。
我真是不能接受Vincent永远离开了我们的事实。从此再也不能跟他一起组织和参加学术活动了。以后参加学界的会议时，再也听不到他亲切的话语和朗朗的笑声，再也看不到他笑容可掬的面容。我想，很多人会像我一样深深感到， Vincent给我们留下来很多很多，但是他的去世也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空白。
呜呼，世间再无沈清松！
（泣于2018/11/19 Vincent葬礼日凌晨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