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通过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发展来看，“道家”在中国的古典学派里面无疑要更显“哲学”一些，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不仅有着对经验与现实之域的深透反思，也有着对超越与理想之境的深远追求，其思维水平与境界追求诚可谓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正因如此，“道家”在中西哲学碰撞之际绽放出了更为璀璨的光芒，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国哲学在近现代语境中的成型与发展；以今例古，陈鼓应先生亦有所谓“道家哲学主干说”，不仅着意于拔升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更切实推进着学界对道家的哲学化理解。那么，在古与今、中与西的交汇融通已经日渐深入的今天，道家的哲学性、哲学味应如何呈现？“道家哲学”又有着何种本质与内涵？郑开先生的这部《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下文简称为《研究》），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创造性阐释与系统化回应。
一、
《研究》既为“增订版”，便意味着还有一部“初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在2003年的“初版”与2018年的“增订版”之间，有着十五个春秋的岁月流转；一般而言，十五年的时间往往会使一个思想者的观点发生或大或小的转变，“悔其少作”堪称大多数学者的普遍心理经验；但对于《研究》来说，我们在“初版”与“增订版”之间看到的却是思想的延续性与观点的稳定性；这也便意味着，“增订版”修订的实际上多是字词文句、章节标题与撰述体例，增加的亦只是补充论证、必要说明与参考文献而已。
既然“初版”与“增订版”的章节体系、观点内容是一脉相承的，也就说明在“初版”那里，郑开先生已经对“道家形而上学”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深研与精思：道德之意、无名、无为、自然、玄德等重要观念的理论内涵已经被思考清楚、述说明白；道家形而上学的基本脉络（知识论语境中的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审美形而上学、境界形而上学）得到了清晰的梳理与系统的架构；道家形而上学的独特气质也得到了活灵活现的展露。由此而论，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精神上，“初版”并非一般意义上那种左支右绌、浮光掠影的“少作”或不成熟作品，而是深思熟虑、掘井及泉的圆熟之论。此为《研究》之“初版”与“增订版”间的“不化”之处。
当然，《研究》“增订版”的篇幅毕竟由“初版”的25万字扩容为了45万字，其间还是有明显的“化”存在于其间的。我们看到，“增订版”增加的篇幅主要是序论、第一章、第三章及附录的相关内容，这些增加的内容一方面能体现出作者的学术进境与补充思考，但在此之外，“增订”或许还隐含着一些更为重要的“别有用心”之处。我们看到，“初版”开篇即“单刀直入”，在某种思考激情的引导下径直阐述道家“从物理学到形而上学”的理论转进脉络，与之相比，“增订版”增添的《序论》则在“不动声色”之中将《研究》一书的大旨、纲领问题、核心论点等娓娓道来，更显“从容自在”，更为“平易近人”。以意逆志，作者应欲通过提纲挈领的表述，以使读者了解并把握全书的整体脉络与独特精神，体现出的是从“初版”之“思想独白”到“增订版”之“哲学讲论”的明显变化。不仅如此，就第一、三章增加的内容来看，《研究》多在每一章节的开头添加一些引导性或综结性的文字，这些文字的作用，除了能更清楚的说明问题之外，恐怕也不无为“读者”契入其论述脉络提供方便的意思在里面。
作者的这种“心态”变化在“初版”与“增订版”的两篇《后记》之中得到了更为明晰的阐述。在初版《后记》之中，郑开先生说：“我在写作的时候常常会很奇怪地想起《庄子》里的浑沌故事，‘七窍凿而浑沌死’毋宁说是一种警示：当我们以凿破浑沌的方式阐释古代思想之际，也许正是失落它们的真谛之时。笼罩在这种阴影下的思考与写作的过程常使我痛苦不堪，因而不得不求助于石涛所说的‘混沌中放出光明’聊以自慰。”①
体现出的是一种惟恐“凿破浑沌”的惕厉谨慎之情。而在十五年后的《增订版后记》中，郑先生显然从这种“阴影”之中走了出来，乃至“大言不惭”的认为“从近代以来道家哲学阐释和研究的历史看，本书非常重要” [②]，明确表达了“继往开来”的雄心及“传之后世”的壮志，透显出的是昂扬的“学术自信”与圆熟的“思想自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命感的充实”。
在我看来，从“初版”“凿破浑沌”式的惕厉谨慎到“增订版”“庖丁解牛”般的踌躇满志，从“初版”的“痛苦感”到“增订版”的“充实感”，体现出的正是一位上下求索的思想者的“精神之变”——借用郑开先生发明的术语来说，也就是从“玄德”到“明德”的自觉升华。在“迷阳”遍地的学术之路上，惟有好学者、深思者才能切实感受到学术的艰难与痛苦；然而，也惟有以此好学深思的艰难与痛苦为契机，才能“下学而上达”为能够领略学术之大美的知意者、游心者。通过这部“增订版”来看，郑先生显然已经在十五年深蓄厚养的基础之上，从好学深思者进境为了知意游心者，这是可喜的学术成就，更是可贺的思想境界。
二、
对于“道家”这一兼具深闳而肆、调适上遂、应化解物等特征的思想流派，予之以一种“哲学”的理解似乎是唯一能够完全释放其思想潜能的路径。章太炎曰：“仲尼之功，贤于尧舜，其玄远终不敢望老庄矣。”[③]王国维云：“我中国真正之哲学，不可云不始于老子也。”[④]那么，为什么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要更“玄远”乃至代表着“我中国真正之哲学”之开端？我们看到，王国维的立论点即主要是作为“宇宙之根本”“道德政治之根本”的“道”所呈现的“形而上学”[⑤]，虽然其论语焉不详，但的确以某种颖异慧光捕捉到了“道家”的究竟义理，并“示来者以轨则”，为后人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在章太炎、王国维之后的道家哲学研究之中，道家的宇宙论、本体论虽然颇受学者关注，但大多是浅尝辄止或流于俗见；郑开先生的这部《研究》，则藉由思想史的宏大视野、语文学的精细疏证与比较哲学的深入对辩而能“致广大而尽精微”，对“道家哲学”与“道家形而上学”的深度与广度进行了有效的理论拓展。
郑开先生说：“本书旨在阐明道家哲学的核心理论是一种充满深邃洞见和实践智慧的形而上学。”[⑥]从正本清源及提纲挈领的角度来说，《研究》认为道家哲学就是以“道德之意”为本质的“形而上学”；而“道德之意”又可分疏为以“无”（无形、无名、无物、无知、无为、无心）为底蕴的“道”以及以“玄德”为要旨的“德”两个部分；而且，通过对无形、无名、无知、无为、玄德、无心的具体分析，可知“道家形而上学”涉及物理学（自然哲学）、知识论、伦理学（包括政治哲学）、境界论等多维度、多层次的内容。此即《研究》的核心内容及主要框架。那么，《研究》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道家形而上学”的呢？我们看到，“思想史视野”、“语文学疏证”、“中西哲学比较”是其中运用的三种颇有特色的论证方法。
在《研究》的论述脉络中，作者往往会藉助某种宏大的“思想史视野”去钩沉道家哲学中隐伏的先秦诸子共知共识的“知识背景”，这样，就能将道家哲人安放在先秦子学的思想体系与整体脉络之中去理解，从而可以清晰梳理老子与庄子的思想生成线索，明白论述老子与庄子的思想动力机制，而不至于将道家哲学视为莫名其妙、无本无源的奇思诡想。比如，在第二章《知识论语境中的形而上学问题》中，郑先生先是在先秦名学的大背景中勘定了老庄以形名思想为中心的道家“论理学”，从而凸显出了道家名学与“名法”“名理”“名辩”之学的特异之处——突破制度的外壳、挣脱寓言的樊篱、扬弃有形有名的物理学而朝向无形无名的形上学，这种超然于物论之外的形上学显然更能体现道家深刻的智慧追求与高远的理想设定
“语文学疏证”也是《研究》常会使用的哲学分析方法，郑开先生对道家形而上学系统的关键词——比如化、神、明、德、精、神、魂、魄等——均有着精细的语文学考论与疏解。通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明晓这些核心概念的复杂内涵及多元理路，从而有助于理解它们在道家哲学体系中的大旨与特征。例如，对于庄子哲学中的“化”与“不化”问题，郑先生认为“化”针对的是“物”，不能离物而言化，主要是一个自然哲学概念；“不化”则有两种含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均一”“不生”“不化”“不变”，即恒常，以及心性论意义上的“虚无”或“无为”，也就是精神凝寂。这些论述将道家的概念分疏的极为清楚明白，堪称“省却多少言语”的探骊之言。
除了“思想史视野”与“语文学疏证”，《研究》更试图在中西哲学的比较视域中以西方哲学的观念彰明道家哲学的思想深度与理论特质。在《研究》中，郑开先生比较了“道”与logos、“德”与aretē、“自然”与physis等中西概念。与学界惯用的“比附”或“反向格义”方法不同，《研究》更关注这些概念之本意间的相似、相通及相异之处，而且，其落脚点往往是通过中西概念之间的平等对话来彰显道家之“道”“德”“自然”等观念的异彩甚至殊胜之处。在“形而上学”这一核心议题上面，《研究》也在与metaphysics的格义会通中，以之为镜鉴而有效充实着我们对道家“形上之道”的理解，从而呈现出道家哲学的真正洞见和思想丰富性——“道家理论不仅将古希腊意义上的物理学（自然哲学）囊括在内，而且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拓展了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自由）的向度”[⑦]。
上述所谓“思想史视野”、“语文学疏证”、“比较哲学方法”都是镶成《研究》之“哲学”方法的必要津梁，出乎此，《研究》可谓“沿着会通中西、熔铸古今的道路”[⑧]，以深细的文本分析、绵密的思索考辨、周全的理论架构充分建构并敞开了“道家形而上学”的思想空间，从而以纯粹“哲学”的方式塑成了“道家哲学”与“道家形而上学”的义理系统。
三、
郑开先生认为：“我们有理由把道家哲学归结为关于精神境界的学说（内容上），由于它的形而上学的理论特征（形式上），就不妨称为境界形而上学。”[⑨]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在多种哲学方法的娴熟运用下，《研究》的学术性、思辨性自然是相当绵密而细腻的；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注意的是，按照郑开先生对“物/道”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思想世界/精神境界”的论域区分，可知其“醉翁之意”并不在于通过理性的思辨道明道家的物理学、建构道家的知识论，甚至是理论的阐述道家的形而上学，因为，这些不过是与“物”相关的“思想世界”的必要“形式”而已。在《研究》那里，“道家形而上学”的最终旨归一定是由“道高物外”而衍生出的“精神高于物外”之心性论、境界说、精神哲学而非其他，或者说，“道德形而上学本质上是‘内学’，即诉诸内在精神自由活动的哲学理论”[⑩]，这正是“道家形而上学”与希腊哲学、西方哲学的本质不同之处。郑开先生很明确地意识到，“道家先哲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命名为‘形而上学’，也没有像我们分析和阐释的那样，自觉将自己的思想与体会予以分门别类的说明”[11]，这样来看，“哲学”或“形而上学”在《研究》中实际上亦不过是一种“筌蹄”，道家哲学的理论归宿乃“直观体证”的“精神境界”而非“哲学-形而上学”的“思想世界”，由此，必然会引生出《庄子·外物》篇所谓“得鱼而忘荃，得兔而忘蹄”的内在要求。
通过《研究》来看，尽管“思想世界”与“精神境界”在道家哲学中是“不可混同”的两个世界，但这两个世界之间却并非绝对是“不可通约”的。按照道家的说法，“可道之道”肯定不是“常道”，但若舍却“可道之道”，舍却“筌蹄”，恐怕我们也就永远不会进入“常道”的世界，或者说捕捉到活生生的“鱼”与“兔”。正如“庖丁解牛”寓言所展示的，《研究》所确立的“基调”亦可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所好者道”是根本动力，“道进乎技”是第一原则，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关乎“技”的淋漓尽致的展演，才有“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也”的鞭辟入里与细致入微，才有在“解牛”与“行道”的两全其美、相得益彰。也可以说，在道家的“思想世界”与“精神境界”之间，惟有确立了“精神境界”这一大本大源，才能彰明“思想世界”与“精神境界”之间的隐秘关联，从而葆有从“思想世界”跃入“精神境界”的珍贵可能；与此同时，也才能最大限度的彰显“思想世界”的思想脉络、释放“思想世界”的理论潜能，这正是《研究》在“思想世界”层面的说述之所以取得极大成功的根本缘由。
在郑开先生看来，道家之“精神境界”说的根荄即其“心性论”，“心性论的思考向度不仅拓展了知识语境，而且把理论性的知识问题延伸到实践智慧领域，从而标志了道家以体验为核心的范式迥然不同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的知识理论”[12]。《研究》认为，“道家心性论”可区分为“自然人性论”与“无为心性论”两种向度，而且，“无为心性论”不仅是对“自然人性论”的深化，而且能开出以自由实践、自由创造为特征的“逍遥”理论。这样来看，在“儒家心性论”之外，“道家心性论”诚可谓自成一体、别具一格。就此而言，可谓《研究》一书的最重要理论贡献，正体现在对“道家心性论”、“道家境界说”的精心营构上。也正是以此为“环中”，道家哲学或道家形而上学才以其对生命价值与生活意义的创造性思考而向未来敞开，成为未来哲学的重要资源。据悉，《研究》将由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安乐哲（Roger T. Ames）教授转译为英文版。随着本书在英语世界的出版，我们由衷希望郑开先生对“道家哲学”的创造性阐释能更好的促进中西哲学之间的对话，并有效促进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与创造。
[①]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72页。
[②]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页。
[③]章太炎：《菿汉三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73页。
[④]王国维：《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1页。
[⑤]王国维：《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第101-102页。
[⑥]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第1页。
[⑦]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第39页。
[⑧]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第321页。
[⑨]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第358页。
[⑩]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第211页。
[11]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第358页。
[12]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第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