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综合研究
杨国荣：失去了对意义的追求，便会走向虚无主义
发表时间：2019-02-19 15:41:28 作者： 来源：
【学者简介】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长江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第六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国际中国哲学史学(ISCP)会副会长；上海中西比较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著作有：《王学通论》《心学之思》《善的历程》《庄子的思想世界》《道论》《伦理与存在》《成己与成物》等。另有论文一百余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Philosophy：East and West等海内外学术刊物。
记者： 您是如何走上哲学之路的？简要回顾学术历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杨国荣：我的治学之路始于华东师范大学。从1978年入学到1988年师从冯契先生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在华东师大度过了10年求学时光后，留校任教至今。回忆当时的学习场景，与冯先生的接触并不频繁，于我影响至深的，还是他的学术著作。当时他的著作虽然大多尚未正式出版，但相当一部分打印成油印稿发给我们，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及《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等。这些文稿都是冯先生多年哲学沉思的结晶，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哲学史与哲学理论方面的具体知识，而且展示了一种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坚持历史考察与理论阐发的统一。这一路向，对我以后的哲学思考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学无中西、史与思统一、“形上”与“形下”交融，一直是我的治学观念。
从研究生阶段开始，中国哲学史就构成了我的专业。在中国哲学史领域，我的研究兴趣首先指向古典哲学。哲学史研究不是仅仅就史论史，而是把握其中具有原创意义的思维环节，再现古代先哲的智慧，从而为今天的哲学思考提供理论资源。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研究涉及的范围包括先秦诸子、汉代儒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其中用力较多的，则是儒学和理学。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两本有关儒学的专著《孟子新论》、《善的历程》，从价值观的角度，对儒学做了较为具体的考察与思考。在此前后，我对王阳明的心学进行深入研究，出版了《王学通论》和《心学之思》两部作品，有意思的是《王学通论》被不同韩国汉学家选中，译成两种韩文译本。
近现代哲学也是我关注的重要领域。我比较注意将人物的个案研究和思潮的研究结合起来。就思潮而言，我对意志主义、实证主义及科学主义都有所关注，其中作过较系统研究的则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以及《科学的形上之维――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都是关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这里想强调的是，无论是对古典哲学的研究，还是近现代哲学的关注，西方哲学都应当成为重要的背景与参照，换言之，就是要有世界哲学的视野。王国维等早已提出学无中西的看法。我认为，在哲学研究中同样要有这种眼界，要以比较开放的视野去对待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多样智慧，实现中西融通。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我关注的重点开始转向哲学理论，主要侧重于伦理学、形而上学、意义世界、实践哲学等问题，在2002年初，出版了《伦理与存在》这部著作。之后，我又对更宽泛意义上的哲学理论作了若干思考，并先后出版《道论》《成己与成物》《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等著作。在此过程中，又短暂穿插，回到历史，出版《庄子的思想世界》等，其中试图体现的，是哲学历史与哲学研究的统一。
记者：您认为，哲学之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杨国荣：从一般意义上说，哲学总是要面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问题，比如资本、权力、技术对现代社会及人的影响等，对此需要给出各种回应。康德曾指出，如果没有人，那么这个世界就如同荒漠。这实际上是说，离开了人，世界就没意义。另一方面，人如果失去了对意义的追求，便会走向虚无主义。人总是离不开意义的追寻。意义的追寻包括追问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完美人格，什么是理想社会，什么是合理的交往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不是凭借经验知识就能够解决的，这里需要哲学的思考。哲学不一定解决具体问题，但它可以引导人们去关注、思考人与世界的一般问题，使整个社会、使人本身的存在更合乎人性。
记者：您近期在从事哪方面的哲学研究？
杨国荣：追根到底，哲学离不开对意义世界的探讨。在我看来，意义世界的讨论要和中国传统哲学当中“成己”（认识人自身与成就人自身）和“成物”（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的问题放在一起进行考量。人的存在过程既面临成就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有成就世界的问题。自我之“在”与人的共在，不应相互疏离。只有把它放在成就自己、成就世界的根基之上，意义问题才具有现实意义。“成物”归根到底是为了给人创造更合乎人性发展的环境，就此而言“成物”本身不是目的，但“成人”的过程也离不开“成物”，否则，便难免趋向抽象化。我们说，学以成人，人的存在过程就是不断生成的过程。学的过程，应以人和人的世界之完善为指向，即不仅要“成己”，而且要“成物”。这在我的《成己与成物》等著作中有较为具体的阐释。
同时，人因“事”而在。人通过做事而创造现实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人自身的存在过程，不妨说，人的存在即展开于做事过程。关注基于“事”的现实世界，同时意味着反思人的做事过程：“为何做事”?“成就何事”?“如何做事”?前二者关乎做事的价值目的和方向，后者则涉及做事的方式。以现实世界为指向，以人自身的“事”与“为”为具体的关切，哲学不仅展示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蕴含着无尽的衍化可能：既存在着众多富有意义的问题，也召唤着多样的智慧之思；在此意义上，“事”可以成为哲学讨论的重要论题，并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正是我近期研究的重点。
记者：对于青年学者在治学方面，您有何建议？
杨国荣：要努力学会哲学的思考，懂得真正用哲学的方式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最重要的。这种习惯只能通过阅读重要哲学家的著作而逐渐形成，没有捷径可走。在重要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思考历程，包括遇到什么样的困惑，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留下让后人思考的什么问题，等等。当我们阅读原著时，同时也把他们的思维历程再重新经历了一遍，这对学会哲学思考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和提升自己的理解、评判能力，不然只会在外面兜圈子，无法真正进入到哲学领域之中。
现在一些年轻学者对哲学史不太重视，似乎一切都是从“我”开始，这容易导致空泛、无根。哲学思考无法离开历史。任何新的哲学建构，都要以过去哲学提出的问题或积累的思维成果为出发点，对这种思维成果的把握又总是渗入研究者的哲学“先见”。这里涉及哲学与哲学史的互动。仅有历史的哲学不是哲学，而哲学的理论也不能从无开始。哲学理论的思考需要建立在哲学历史的深入承接、反思、扬弃之上，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史和思的统一。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寄语思想周刊。
杨国荣：立足现实，注重理论的创新。
来源：“上海儒学”公众号
记者： 您是如何走上哲学之路的？简要回顾学术历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杨国荣：我的治学之路始于华东师范大学。从1978年入学到1988年师从冯契先生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在华东师大度过了10年求学时光后，留校任教至今。回忆当时的学习场景，与冯先生的接触并不频繁，于我影响至深的，还是他的学术著作。当时他的著作虽然大多尚未正式出版，但相当一部分打印成油印稿发给我们，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及《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等。这些文稿都是冯先生多年哲学沉思的结晶，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哲学史与哲学理论方面的具体知识，而且展示了一种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坚持历史考察与理论阐发的统一。这一路向，对我以后的哲学思考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学无中西、史与思统一、“形上”与“形下”交融，一直是我的治学观念。
从研究生阶段开始，中国哲学史就构成了我的专业。在中国哲学史领域，我的研究兴趣首先指向古典哲学。哲学史研究不是仅仅就史论史，而是把握其中具有原创意义的思维环节，再现古代先哲的智慧，从而为今天的哲学思考提供理论资源。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研究涉及的范围包括先秦诸子、汉代儒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其中用力较多的，则是儒学和理学。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两本有关儒学的专著《孟子新论》、《善的历程》，从价值观的角度，对儒学做了较为具体的考察与思考。在此前后，我对王阳明的心学进行深入研究，出版了《王学通论》和《心学之思》两部作品，有意思的是《王学通论》被不同韩国汉学家选中，译成两种韩文译本。
近现代哲学也是我关注的重要领域。我比较注意将人物的个案研究和思潮的研究结合起来。就思潮而言，我对意志主义、实证主义及科学主义都有所关注，其中作过较系统研究的则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以及《科学的形上之维――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都是关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这里想强调的是，无论是对古典哲学的研究，还是近现代哲学的关注，西方哲学都应当成为重要的背景与参照，换言之，就是要有世界哲学的视野。王国维等早已提出学无中西的看法。我认为，在哲学研究中同样要有这种眼界，要以比较开放的视野去对待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多样智慧，实现中西融通。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我关注的重点开始转向哲学理论，主要侧重于伦理学、形而上学、意义世界、实践哲学等问题，在2002年初，出版了《伦理与存在》这部著作。之后，我又对更宽泛意义上的哲学理论作了若干思考，并先后出版《道论》《成己与成物》《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等著作。在此过程中，又短暂穿插，回到历史，出版《庄子的思想世界》等，其中试图体现的，是哲学历史与哲学研究的统一。
记者：您认为，哲学之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杨国荣：从一般意义上说，哲学总是要面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问题，比如资本、权力、技术对现代社会及人的影响等，对此需要给出各种回应。康德曾指出，如果没有人，那么这个世界就如同荒漠。这实际上是说，离开了人，世界就没意义。另一方面，人如果失去了对意义的追求，便会走向虚无主义。人总是离不开意义的追寻。意义的追寻包括追问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完美人格，什么是理想社会，什么是合理的交往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不是凭借经验知识就能够解决的，这里需要哲学的思考。哲学不一定解决具体问题，但它可以引导人们去关注、思考人与世界的一般问题，使整个社会、使人本身的存在更合乎人性。
记者：您近期在从事哪方面的哲学研究？
杨国荣：追根到底，哲学离不开对意义世界的探讨。在我看来，意义世界的讨论要和中国传统哲学当中“成己”（认识人自身与成就人自身）和“成物”（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的问题放在一起进行考量。人的存在过程既面临成就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有成就世界的问题。自我之“在”与人的共在，不应相互疏离。只有把它放在成就自己、成就世界的根基之上，意义问题才具有现实意义。“成物”归根到底是为了给人创造更合乎人性发展的环境，就此而言“成物”本身不是目的，但“成人”的过程也离不开“成物”，否则，便难免趋向抽象化。我们说，学以成人，人的存在过程就是不断生成的过程。学的过程，应以人和人的世界之完善为指向，即不仅要“成己”，而且要“成物”。这在我的《成己与成物》等著作中有较为具体的阐释。
同时，人因“事”而在。人通过做事而创造现实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人自身的存在过程，不妨说，人的存在即展开于做事过程。关注基于“事”的现实世界，同时意味着反思人的做事过程：“为何做事”?“成就何事”?“如何做事”?前二者关乎做事的价值目的和方向，后者则涉及做事的方式。以现实世界为指向，以人自身的“事”与“为”为具体的关切，哲学不仅展示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蕴含着无尽的衍化可能：既存在着众多富有意义的问题，也召唤着多样的智慧之思；在此意义上，“事”可以成为哲学讨论的重要论题，并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正是我近期研究的重点。
记者：对于青年学者在治学方面，您有何建议？
杨国荣：要努力学会哲学的思考，懂得真正用哲学的方式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最重要的。这种习惯只能通过阅读重要哲学家的著作而逐渐形成，没有捷径可走。在重要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思考历程，包括遇到什么样的困惑，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留下让后人思考的什么问题，等等。当我们阅读原著时，同时也把他们的思维历程再重新经历了一遍，这对学会哲学思考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和提升自己的理解、评判能力，不然只会在外面兜圈子，无法真正进入到哲学领域之中。
现在一些年轻学者对哲学史不太重视，似乎一切都是从“我”开始，这容易导致空泛、无根。哲学思考无法离开历史。任何新的哲学建构，都要以过去哲学提出的问题或积累的思维成果为出发点，对这种思维成果的把握又总是渗入研究者的哲学“先见”。这里涉及哲学与哲学史的互动。仅有历史的哲学不是哲学，而哲学的理论也不能从无开始。哲学理论的思考需要建立在哲学历史的深入承接、反思、扬弃之上，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史和思的统一。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寄语思想周刊。
杨国荣：立足现实，注重理论的创新。
来源：“上海儒学”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