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春秋学的发展，《汉书·五行志》曾把其分为三个阶段，即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以刘向为代表的《春秋》穀梁学和以刘歆为代表的《春秋》左氏学。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的特点是“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刘向则受到《尚书·洪范》的启发，以《洪范》为纲，以《春秋》为目，系统地整理了《春秋》的灾异说。在刘向的影响下，刘歆对《洪范五行传》又作了新的理解，并把《春秋》左氏学融入其中。

西汉的《春秋》灾异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春秋》阴阳系统，一种是《洪范》五行系统。前者以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刘向为代表。《洪范》五行系统本来出自《尚书》，到了刘向才用以解释《春秋》。应该来说，以《洪范》“五行”来解释《春秋》灾异思想最先出自刘向。这也影响了刘歆的《春秋》学和《洪范》学，如《汉书·五行志上》曰：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刘歆以为上阳施不下通，下阴施不上达，故雨，而木为之冰，氛气寒，木不曲直也。

《左氏传》曰：昭公八年“春，石言于晋”。……刘歆以为金石同类，是为金不从革，失其性也。 

不难看出，刘歆对于灾异的解释主要着眼于《洪范》的五行学说。

除了用五行解释灾异外，刘歆还用《周易》解释《洪范五行传》的灾异思想，如《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曰： 

温奥生虫，故有蠃虫之孽，谓螟螣之类当死不死，未当生而生，或多于故而为灾也。刘歆以为属思心不容。于《易》，刚而包柔为离，离为火为目。羊上角下号，刚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视气毁故有羊祸。

 这是以《周易》离卦解释羊祸产生的原因。离卦内、外由两离卦组成，离卦中间为阴爻，上下为阳爻，故“刚而包柔为离”。“离为火为目”出自《说卦》。羊有着与离卦对应的特征，故以离卦解释羊祸。这种思想应该受到刘向的影响。刘向在解释《洪范五行传》灾异的时候就用到了《周易》，如《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曰：“《书序》又曰：高宗祭成汤，有蜚雉登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刘向以为雉雊鸣者雄也，以赤色为主。于《易》，离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这以《周易》离卦解释《书序》“有蜚雉登鼎耳而雊”。“离为雉”出自《说卦传》。“雉，南方，近赤祥也”亦本于《说卦传》。在《说卦传》中，离卦为南方之卦。与五色相对，南方赤色，故近赤祥。

刘歆虽然从《春秋》左氏学的角度非难刘向的《春秋》穀梁学，但在解释《春秋》灾异的时候有时也用到穀梁学，如： 

《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廪灾”。……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弃法度亡礼之应也。（《汉书·五行志上》）

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刘歆以为北斗有环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纲纪星也。宋、齐、晋，天子方伯，中国纲纪。彗所以除旧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弑昭公；十八年，齐人弑懿公；宣公二年，晋赵穿弑灵公。（《汉书·五行志下之下》） 

“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出自《穀梁传·桓公十四年》“御廪之灾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为唯未易灾之余而尝可也。志不敬也。天子亲耕以共粢盛，王后亲蚕以共祭服，国非无良农工女也，以为人之所尽事其祖檷，不若以己所自亲者也。”而“北斗有环域”的说法则本于《穀梁传·文公十四年》“其曰‘入北斗’，斗有环域也”。《公羊传》《左传》皆无相应说法。

一、刘歆《洪范》学的《春秋》左氏学立场

诚然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对刘歆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刘歆对于《洪范五行传》也有自己的独特创见。《汉书·五行志上》曰：“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五行志中之上》又曰：“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唯刘歆传独异。”可见，刘歆与刘向“五行传”的不同，一方面是出于《春秋》左氏学立场，另一方面则是其对夏侯始昌以来的《洪范五行传》思想作了改变。

我们先来看刘歆《洪范》“五行传”所表现出来的《春秋》左氏学立场。《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曰：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刘歆以为螽为谷灾，卒遇贼阴，坠而死也。 

《左传·文公三年》曰：“秋，雨螽于宋，队而死也。”与此相应的《公羊传》曰：“雨螽者何？死而坠也。何以书？记异也。”《穀梁传》曰：“秋，楚人围江。雨螽于宋。外灾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灾甚也。其甚奈何？茅茨尽矣。著于上，见于下，谓之雨。”可以看出，刘歆对于“雨螽”的解释完全取自《左传》。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曰：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庙”。……刘歆以为《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则天震之。展氏有隐慝，故天加诛于其祖夷伯之庙以谴告之也。 

刘歆的解释本于《左传·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庙，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隐慝焉。”与此相应的《公羊传》《穀梁传》皆无“展氏有隐慝”的说法。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曰： 

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鶂退蜚，过宋都"。《左氏传》曰"风也"。刘歆以为风发于它所，至宋而高，鶂高蜚而逢之，则退。经以见者为文，故记退蜚；传以实应著，言风，常风之罚也。象宋襄公区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马子鱼之谏，而与强楚争盟，后六年为楚所执，应六鶂之数云。 

刘歆在这里区别经、传不同，认为经文从看见者的角度叙述，故记录“退蜚”，而传文则以实际情况来说明，故言“风”。最后还从现实政治的角度予以说明，认为宋襄公刚愎自用，不能采纳司马子鱼的谏言，与楚国争当盟主，结果六年后为楚所执，这正好与“六鶂之数”相符合。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曰：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刘歆以为梁山，晋望也；崩，弛崩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祸福，不是过也。国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美恶周必复。是岁岁在鹑火，至十七年复在鹑火，栾书、中行偃杀厉公而立悼公。 

对于“梁山崩”，《左传》《穀梁传》皆用晋侯召伯宗的故事作以解释，但在具体表述上有所不同。其中“国主山川，山崩川竭”出自《左传》原文，¹可知刘歆于此本于《左传》而非《穀梁传》。

《汉书·五行志下之下》曰： 

《左氏传》曰："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刘歆以为昼象中国，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见之星皆不见，象中国微也。‘星陨如雨’，如，而也，星陨而且雨，故曰“与雨偕也”，明雨与星陨，两变相成也。 

传文出于《庄公七年》。刘歆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对“夜明”作了解释。此外，还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解释“如”字，“如”即而且的意思。“星陨而雨”就是说陨星伴随着下雨。

《汉书·五行志下之下》曰： 

《左氏传》曰：有星孛北斗，周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刘歆以为北斗有环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纲纪星也。宋、齐、晋，天子方伯，中国纲纪。彗所以除旧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弑昭公；十八年，齐人弑懿公；宣公二年，晋赵穿弑灵公。 

传文出于《文公十四年》，刘歆对经文“有星孛入于北斗”和传文“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都作了自己的解释。刘歆的解释除了文字训诂外，还涉及到现实政治。这与《公羊》《穀梁》的解释皆不相同。《公羊》主要从“记异”的角度予以解释，如其解释“六鶂退蜚”时说：“五石六鹢，何以书？记异也。”解释“恒星不见”时说：“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解释“有星孛北斗”时说：“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书？记异也。”《穀梁》则着重就事论事而不牵连现实政治，如其解释“六鶂退蜚”时说：“是月也，决不日而月也。六鶂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解释“恒星不见”时说：“恒星者，经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谓之昔。不见者，可以见也。夜中星陨如雨。其陨也如雨，是夜中与？”解释“有星孛北斗”时说：“孛之为言，犹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环域也。”不难看出，刘歆对于“北斗”的解释受到《穀梁传》的影响。

《汉书·五行志下之下》曰：

 厘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飞过宋都”。……刘歆以为是岁岁在寿星，其冲降娄。降娄，鲁分野也，故为“鲁多大丧”。正月，日在星纪，厌在玄枵。玄枵，齐分野也。石，山物；齐，大岳后。五石象齐威卒而五公子作乱，故为“明年齐有乱”。庶民惟星，陨于宋，象宋襄将得诸侯之众，而治五公子之乱。星陨而鶂退飞，故为“得诸侯而不终”。六鶂象后六年伯业始退，执于盂也。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言吉凶繇人，然后阴阳冲厌受其咎。齐、鲁之灾，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 

《左传·僖公十六年》曰：“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刘歆的解释完全是针对《左传》而发，从鲁国分野的角度解释“鲁多大丧”，以“五石象齐威卒而五公子作乱”解释“明年齐有乱”，以“星陨而鶂退飞”来说明“君将得诸侯而不终”，以“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来说明“吉凶由人”，以齐国、鲁国之灾并非其君主所致来说明“吾不敢逆君故也”。

从上可知，刘歆在解说《春秋》灾异时有着明显的《春秋》左氏学立场，这与刘向引用《左传》主要出于史料运用的目的有着本质不同。²

二、刘歆《洪范》学的思想特色

从现存资料来看，刘歆在《洪范》学上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对于夏侯始昌以来的《洪范五行传》内容作了调整和改变，从而展现出自己独特的思想特色。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刘歆对于《洪范五行传》中的“各传”作了命名。《汉书·五行志》曰： 

刘歆《貌传》曰：有鳞虫之孽，羊祸，鼻疴。

刘歆《言传》曰：时有毛虫之孽。

刘歆《视传》曰：有羽虫之孽，鸡祸。

刘歆《听传》曰：有介虫孽也，庶徵之恒寒。

刘歆《思心传》曰：时则有裸虫之孽，谓螟螣之属也。

刘歆《皇极传》曰：有下体生上之疴。 

《洪范五行传》主要是对《洪范》“五行”（水、火、木、金、土）、“五事”（貌、言、视、听、思）和“皇极”的阐释和发挥。³《汉书·五行志》中仅保存了刘歆“五事”和“皇极”的名称，由此推测，“五行”各传也应有相应的名称。在《南齐书·五行志》中，我们可以发现“五行”各传的名称，其曰：

 《木传》曰：“东方。《易经》，地上之木为《观》。故木于人，威仪容貌也。木者，春生气之始，农之本也。无夺农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什一之税，无贪欲之谋，则木气从。如人君失威仪，逆木行，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沈湎，不顾礼制，出入无度，多发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夺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以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故曰木不曲直。” 

与《汉书·五行志》相比，这与说文对“木不曲直”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从刘歆对“五事”“皇极”命名的情况来看，此极有可能就是刘歆对于“木不曲直”的解释。对于火、土、金、水，《南齐书·五行志》并未明确指出“传”名，但从其内容来看，它们应该也有各自相应的名称。除此之外，在《南齐书·五行志》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貌传》《视传》《思心传》《言传》《听传》等“传”的佚文，有些能与《汉书·五行志》对应，如“刘歆《视传》有羽虫之孽，谓鸡祸也”；有些则为《汉志》所无，如“《貌传》曰：失威仪之制，怠慢骄恣，谓之狂，则不肃矣。下不敬，则上无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骄恣，肆之则不从。夫不敬其君，不从其政，则阴气胜，故曰厥罚常雨。”“《思心传》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睿，其过在瞀乱失纪。风于阳则为君，于阴则为大臣之象，专恣而气盛，故罚常风。心为五事主，犹土为五行主也。”这些佚文可能也是刘歆“《洪范》五行传”的内容。

其二，刘歆对于《洪范五行传》的灾异内容作了调整和修改。为了清晰地表明刘歆与《洪范五行传》的差别，我们制作了下表： 

此《洪范五行传》文据陈寿祺所辑《尚书大传》。《汉书·五行志》“倮”作“蠃”，二者为异体字。余皆同。从《汉书·五行志》来看，说文对于传文“孽”“祸”“痾”等灾异的解释都与传文相同，唯独刘歆提出异议。具体来说，在“貌”的方面，刘歆以“鳞虫之孽”代替“龟孽”，以“羊祸”代替“鸡祸”，以“鼻痾”代替“下体生于上之屙”；在“言”的方面，以“毛虫之孽”代替“介虫之孽”；在“视”的方面，以“羽虫之孽”代替“蠃虫之孽”，以“鸡祸”代替“羊祸”；在“听”的方面，以“介虫之孽”代替“鱼孽”；在“思”的方面，以“臝虫之孽”代替“华孽”；在“皇极”方面，以“下体生上”代替“下人伐上”。对于刘歆改变《洪范五行传》“孽”“祸”灾异的原因，日本学者小林信明已经指出是为了与《礼记·月令》保持一致。⁴但刘歆并未引用《月令》，按照他自己的解释，之所以要对“五事”之“孽”做出改动，是为了与二十八宿相对应：“说以为于天文东方辰为龙星，故为鳞虫。”“说以为于天文西方参为虎星，故为毛虫。”而对于“羊”“鸡”二“祸”的调整，则基于《周易》。如对于“羊祸”，其说：“于《易》兑为羊，木为金所病，故致羊祸。”“兑为羊”出自《说卦》。貌与木对，兑卦居于西方，与金相应，金克木，故“致羊祸”。对于“鸡祸”，其说：“说以为于天文南方喙为鸟星，故为羽虫；祸亦从羽，故为鸡；鸡于《易》自在巽。”这里的“鸡祸”根据“羽虫之孽”。“鸡于《易》自在巽”则本于《说卦》“巽为鸡”。对于“貌痾”的改动，显然是为了与下面“口舌”“目”“耳”等一致。然后其把“貌痾”中的“下体生上”调整到“皇极”部分，用以替代“下人伐上”。对于改动的原因，刘歆也作了说明：“说以为下人伐上，天诛已成，不得复为疴云。”意思是说，以下犯上，惩罚已经形成，因此，不能算作疾病。

与《洪范五行传》相比，刘歆的“五行传”看上去显得更加整齐化、条理化，如《洪范五行传》“孽”的部分有动、植物混在一起的情况，还有同类动物（龟、介虫）分属不同“五事”的情况。经过刘歆的改动，“庶征皆以虫为孽”，“屙”也都变得与人体相联系。因此，有学者认为董仲舒、刘向对于灾异的解释是主观的、恣意的，而刘歆的解释则是合理的、资料的和科学的。⁵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不能完全了解《洪范五行传》、刘向、刘歆各自理论的根据，因此很难判断哪一种解释更合理、更科学。如“鸡”“羊”二“祸”的调整，很难判定优劣。在“屙”的方面，刘歆以“鼻”代替“下体生上”，看上出与下面“口舌”“目”等器官相一致。但实际来看，“口舌”“目”“耳”“心腹”等能与“言”“视”“听”“思”相对应，而“鼻”却很难说与“貌”相对应。原来的“下体生上”反而能更好地体现“貌”的特征。“皇极”的“皇”指“人君”。如果人君衰乱、软弱，就会引起篡弑之祸。这样以“下人伐上”解释“皇之不极”显然比“下体生上”更为合理。“屙”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体的疾病，“下人伐上”也可指国家的一种病状。

刘歆调整《洪范五行传》的内容是为了更好地解释灾异，如《汉书·五行志中之上》曰： 

严(庄）公十七年“冬，多麋”。刘歆以为毛虫之孽为灾。刘向以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为言迷也，盖牝兽之淫者也。是时，严公将取齐之淫女，其象先见，天戒若曰，勿取齐女，淫而迷国。严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于二叔，终皆诛死，几亡社稷。 

此事例附于“言之不从”下，刘歆《言传》说 “时有毛虫之孽”。因此，刘歆在此也以“毛虫之孽”解释“多麋”。刘向对于“麋”的解释则主要为了引出人事，认为这是鲁庄公娶齐国淫乱之女哀姜的先兆。娶淫乱之女对国家是不利的，鲁庄公对此不以为然。结果哀姜到了鲁国之后，私通庆父、叔牙，后来其本人也被齐人所杀，鲁国也差点亡国。    

《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曰： 

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鸲鹆来巢”。刘歆以为羽虫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视不明、听不聪之罚也。刘向以为有蜚有蛊不言来者，气所生，所谓眚也；鸲鹆言来者，气所致，所谓祥也。鸲鹆，夷狄穴藏之禽，来至中国，不穴而巢，阴居阳位，象季氏将逐昭公，去宫室而居外野也。鸲鹆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为主急之应也。 

此事例附于“视之不明”下，刘歆《视传》说“有羽虫之孽”。因此，刘歆以为“鸲鹆”属于“羽虫之孽”。刘向对于“鸲鹆”的解释则主要为了附和人事，认为其象征着季氏将要驱逐鲁昭公。

《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曰： 

桓公五年“秋，螽”。刘歆以为贪虐取民则螽，介虫之孽也，与鱼同占。刘向以为介虫之孽属言不从。是岁，公获二国之聘，取鼎易邑，兴役起城。 

此事例附于“听之不聪”下，刘歆《听传》说：“有介虫孽”。因此，刘歆以“介虫之孽”解释“螽”。而《洪范五行传》对应的是“鱼孽”，故其说“与鱼同占”。在《洪范五行传》中，“介虫之孽”属于“言之不从”，故有刘向“介虫之孽属言不从”之言。与上述二例相同，刘向论述灾异同样是为了引出人事，意在说明鲁桓公这一年受到宋、郑之聘，宋国以郜鼎贿赂桓公，郑国以泰山之田换取许田，兴起建祝邱城的劳役。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曰： 

隐公五年“秋，螟”。董仲舒、刘向以为时公观渔于棠，贪利之应也。刘歆以为又逆臧厘伯之谏，贪利区瓒，以生裸虫之孽也。 

此事例附于“思心之不睿”下，刘歆《思心传》曰：“时则有裸虫之孽，谓螟螣之属也。”因此，刘歆以“裸虫之孽”解释“螟”。这里的隐公“逆臧厘（僖）伯之谏，贪利区瓒”出自《左传》，《公羊》《穀梁》皆无此事。

可以看出，刘歆对于《春秋》中涉及动物的灾异，大多按照自己的学说予以解释。从上面几则事例来看，其对动物灾异的解释也能对应起来，如“麋”为“毛虫”、“鸲鹆”为“羽虫”、“螽”为“介虫”、“螟”为“裸虫”等。其中“螽”，《洪范五行传》认为属于“鱼孽”，刘歆把其归为“介虫之孽”，显然更合理一些。

其三，刘歆在解释灾异的时候更加注重运用分野说。古人认为，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地区有着某种对应关系，如果天上的星宿出现某种变异，那么其所对应的地区就会相应的出现某种灾害，反之亦然，这就是所谓的分野说。分野说又有不同的种类，如七星说、五星说、二十八宿说、十二次说等等。⁶分野说起源甚早，在《周礼》中就有冯相氏、保章氏等专门观测天象的职官，如《春官宗伯》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到了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开始运用分野说来解释灾异，这从《左传》中可以得到明证，如《昭公七年》曰：“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鲁实受之。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这里以分野说来解释日食对于鲁、卫二国的影响。在《汉书·五行志》中，董仲舒在解释灾异的时候已经用到分野说，如《五行志下之下》曰： 

严（庄）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宿在东壁，鲁象也。后公子庆父、叔牙果通于夫人以劫公。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时宿在毕，晋国象也。晋厉公诛四大夫，失众心，以弑死。后莫敢复责大夫，六卿遂相与比周，专晋国，君还事之。 

董仲舒在解释日食灾异的时候都运用了分野说。对于鲁庄公十八年的日食，董仲舒认为二十八宿位在东壁，对应鲁国，因此，后来鲁国有公子庆父、公子牙等私通鲁庄公夫人以胁迫庄公的事件。对于鲁昭公十七年的日食，董仲舒认为二十八宿位在毕，对应晋国，于是有晋历公诛杀四大夫而被弑、晋六卿专权事件的发生。

如果说董仲舒运用分野说只是出于解释灾异的目的，那么刘歆对于分野说的运用则有理论上的自觉。《汉书·五行志下之下》曰： 

凡日所躔而有变，则分野之国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罚，则灾消而福至；不能，则灾息而祸生。故经书灾而不记其故，盖吉凶亡常，随行而成祸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鲁历不正，置闰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记曰食，或言朔而实非朔，或不言朔而实朔，或脱不书朔与日，皆官失之也。 

“日所躔”是指十二次，即按照木星（岁星）绕天球运行的周期将天球分为十二段，每段为一次。木星每过一次，便是一年。十二年为一周期，这样天球便相应的划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十二次。每一次都与地上的国家相对应。在刘歆看来，天上十二次发生灾异，其相对应的国家便会受到惩罚。但君主在灾异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如果其能实行善政，抵御灾异，则能消灾免祸；反之，则会遭到惩罚。因此，《春秋》中有很多记录灾异而不说明其产生原因的地方，意在说明吉凶并没有固定的规律，其发生与否关键在于政治的好坏。至于言朔而实际并非朔、不言朔而实际为朔、不书朔与日的情况，都是史官失职的表现。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刘歆运用分野说对《春秋》的灾异作了解释。如《汉书·五行志下之下》曰：     

严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刘歆以为……是岁岁在玄枵，齐分野也。……象齐桓行伯，复兴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娄，鲁分野也。……故星陨于鲁，天事常象也。    

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飞过宋都”。……刘歆以为是岁岁在寿星，其冲降娄。降娄，鲁分野也，故为鲁多大丧。正月，日在星纪，厌在玄枵。玄枵，齐分野也。石，山物；齐，大岳后。五石象齐威卒而五公子作乱，故为明年齐有乱。……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东方”。……刘歆以为……日在鹑火，周分野也。    

这里用分野说分别对庄公七年“恒星不见”、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哀公十三年“星孛于东方”等现象作了解释。本来这些现象都是自然界本身的变化，与人间社会没有必然联系。但在古人看来，这些自然界的变化预示着人间政治的祸乱。至于天象与人事如何对应，这就需要依据分野说来说明，如上面说的降娄对应鲁，玄枵对应齐、鹑火对应周等。⁷

在《汉书·五行志》中，刘歆用分野说解释灾异主要体现在日食上，如《五行志下之下》曰： 

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左氏刘歆以为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刘歆以为六月，赵与晋分。先是，晋曲沃伯再弑晋侯，是岁晋大乱，灭其宗国。

（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楚、郑分。

（庄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十月二日楚、郑分。

（庄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八月秦、周分。…… 

对于《春秋左传》的37次日食、分野，刘歆都作了论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⁸可以看出，在许多地方刘歆只是列出分野之国，并没有做出相应解释，这正是为了避免出现他上面说的“官失之”的情况。刘歆所列日食的日期与《左传》并不一致，这是依据三统历改动的结果。⁹

从刘歆对于分野说的解释来看，其思想根据主要源于《左传》。除了上面的日食都源于《左传》外，刘歆还直接引用《左传》作为论证，如对于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刘歆在以为“鲁、卫分”之后就引用了《左传》的相应传文。日本学者鎌田正认为，刘歆对于灾异的解释基本上局限于《左传》，这可能与其想让统治者对《左传》抱有好感，从而表彰《左传》有关。¹⁰这与刘向收集上古至秦汉的符瑞灾异作《洪范五行传论》的做法是不同的。盖刘向的目的在于站在汉家宗室的立场规劝汉代的统治者，而刘歆则无此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