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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冯友兰新理学的意义 ——冯友兰新理学研讨会致辞
发表时间:2022-01-13 23:52:40    作者:黄玉顺    来源:
研究冯友兰新理学的意义
——冯友兰新理学研讨会致辞


黄玉顺
 
   按:本文原载《当代儒学》第20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版,第3‒7页。这是作者于2021年6月24日在“冯友兰‘新理学’研讨会”上的致辞。
 
   我简单讲一下今天这个会议的意义问题。我想,我们可能很容易把它看成一件仅仅关乎我们这个“情理学派”[1]的事情,因为冯友兰先生是我们的师爷、祖师爷。不能这么看问题,因为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冯先生的哲学思想的普遍意义。所以,我想讲三点,即三组关键词,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一组是关于“照着讲”与“接着讲”的问题;第二组与第一组的问题密切相关,我想讲讲关于“乡下人”和“城里人”的问题;第三组,我再讲讲关于“情感”和“理性”的问题。最后我再补充一点其他的问题。
 
 
   首先来看第一组关键词,即关于“照着讲”与“接着讲”的问题。“照着讲”与“接着讲”这样的话语,大家当然都很熟悉,但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我刚才讲了,我们来研究冯先生的哲学与思想,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情理学派的开创者。我们都知道,现代“中国哲学”的基本范式,实际上就是冯友兰先生开创的;而且对于这个范式,虽然有很多人不断地提出反思或者异议,但到现在为止,都超越不了、摆脱不了。摆脱不了的原因,我们可以去探究,比如说,过去的所谓“反思”是不是有太过头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我们至今还是走不出这个范式呢?可能它里面还蕴含着一些更具普遍性的意义,是否定不了的,需要加以揭示。
   我为什么要强调“照着讲”与“接着讲”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年,在中国哲学界,特别是儒学界,出现了一股原教旨主义的思潮、复古主义的思潮。这是很危险的倾向。当然,按照冯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照着讲”,但实质上是试图把古代的东西照搬到今天来;或者反过来讲,把今天的中国人拉回到古代去。这样的“照着讲”,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不能只是“照着讲”,更需要“接着讲”。
   那么,怎样接着讲?我从两个维度来谈这个问题:
   一个维度是:冯先生接着讲的是什么?冯先生的哲学,大家都认为是接着程朱理学来讲的。其实,在我看来,他不仅仅是接着程朱讲的。读冯先生的书,特别是他的《贞元六书》,就会发现,他绝不是简单地接着程朱讲的,而是接着整个的中国哲学传统或者中国文化传统来讲的。这一点,可以专门地做一些深入的发掘,就是破除大家的一个陋见:冯先生就是照着程朱讲的。事实远远不是这样。从中国哲学的纵向脉络来看,他不仅仅是接着程朱讲的,因为程朱理学本身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东西,它本身也是“接着讲”的,即是接着整个中国哲学传统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另一个维度是:冯先生接着讲的实质意义何在?所谓“接着讲”,就是要推进、要发展、要转化,这里有一个时代转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没有时间展开谈,只能点到为止:它就是我经常讲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2]。“照着讲”主要是属于“民族性表达”的问题;但是这个民族性表达有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也就是“现代性诉求”的问题,这才是“接着讲”的时代本质。否则,就成了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因此,我们特别要注意继承和发扬冯先生的这个基本精神,就是:不仅要传承中国的文化传统、哲学传统,而且要转化、要发展、要推进;不是简单地“照着讲”,而要“接着讲”。
 
 
   第二点是关于“乡下人”和“城里人”的问题。这是冯先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它跟刚才那个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所谓“接着讲”,要转化、要推进、要发展,是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的。冯先生明确地讲,我们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或远不仅仅一个“中西”关系的问题,而是“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关系问题;用今天的一般的话来讲,它是“前现代”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我这些年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现在有很多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他们把“古今之变”的问题处理成了“中西之异”的问题,即处理成了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问题,那是不对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冯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是用《诗经》里面的话来说的,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3]。我们是“旧邦”,而且要继承这个“旧邦”,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要“传承”文化传统,这就是“民族性表达”的问题;但是同时,这个“旧邦”需要“维新”。新在哪里?这就是“现代性诉求”的问题。
   当然,冯先生当时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特殊时期的背景,那就是抗战,所以,“维新”有一些特定时期的含义。但是,这个“时期”算不上“时代”,要超越、跳出这个时期来看“维新”问题。我们绝不能把冯先生讲的“维新”、“旧邦新命”理解成民族主义的表达。绝不能这么去理解。“旧邦新命”的实质,说白了,就是“现代性诉求”的问题、现代转化的问题;回到他那个话语,就是从“乡下人”转变为“城里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尤其需要注意纠偏,这些年我在很多文章里都在不断地纠正这一点:“旧邦新命”不是“中西之际”的问题,而是“古今之变”的问题。
 
 
   第三点才是跟我们这个情理学派有直接关系的问题,那就是“情感”与“理性”的问题。我们知道,从现代哲学史来看,揭示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凸显情感的重大意义,这主要是蒙培元先生“情感儒学”的贡献;我也讲过,实际上,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正式出版之前,早在20世纪80年代,蒙先生就已经在讲“情感哲学”了。[4] 但是,关注“情感”与“理性”这个问题,开启者无疑是冯友兰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胡骄键的那篇文章,有一节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纠正了一些误解、一些错误的看法。[5] 这很重要,还可以继续做这个工作。
   但是,我刚才就讲过,这其实不仅仅是情理学派的问题,它的意义跟上面我谈的两点都有关,就是说,情感这个观念的重新凸显或复兴,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时代转换之间是有对应关系的。这个问题,现在学界也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但是,诸位还可以进一步专题研讨这个问题。简单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前轴心期、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之前的观念,非常重视情感;然后,时代转换之后,帝制时代的观念,才是“性—情”的架构,仅仅把情感看作一种形而下的、“已发”的、需要去加以规范的东西,这就丧失了情感的本源性;然后才是伴随着第二次社会大转型的情感观念的复兴。这可以追溯到很远,至少戴震就在讲这个问题了,其实还可以追溯得更远。[6]
   我谈这些问题,每一个点都是可以专题讨论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情感与理性的问题,或者说“情理”问题,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派的问题,而是整个的“旧邦新命”、整个的中国哲学的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真正地重新回归孔孟儒学、甚至孔孟之前的观念,那就是“事情”与“情感”浑然不分的那么一种本源性的观念。[7]
 
 
   总的来讲,今天来讲我们研究冯先生新理学的意义,不是要去继承他的某些具体的哲学结论,而是要学习他的基本方法,特别是他的那种基本精神和态度,最重要的就是这么三点: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不是要做“乡下人”,而是要做“城里人”;不是局限于情理学派所讲的情感与理性的问题,而是纵观情感观念与整个中国哲学的两次时代转换之间的关系问题,以此启示一种复归与重建,即复归于我们的本源性的生活情感,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中国哲学。
   最后我再补充一点。大家知道,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冯先生曾经犯了很大的错误。不仅如此,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冯先生的这个错误,与海德格尔所犯的那个错误,两者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要正视,这有助于警醒我们自己。这个问题也涉及所谓“王者师”最终却成为“王者奴”的问题。当然,海德格尔是至死不悟,死不认账;而与海德格尔不同,冯先生在暮年复归了自己独立的思想,这也体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面,说明他通过反省以后,回归了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也表明,冯先生的错误与他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之间并没有内在关系,这也是冯先生与海德格尔根本不同的地方。
   好吧,我就讲这么多。



2021年6月24日
(录音整理:黄杰)

注释:

[1] 关于“情理学派”,参见胡骄键:《儒学现代转型的情理进路——以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为中心》,《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4期(另一更详版本《现代中国哲学的情理学派》,《当代儒学》第16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生活儒学在现代中国哲学“情理学派”中的地位》,《当代儒学》第16辑,杨永明、郭萍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2] 黄玉顺:《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学术界》2006年第5期,第116–119页;《现代新儒学研究中的思想视域问题》,载《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化》,易小明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67页;《儒学复兴的两条路线及其超越——儒家当代主义的若干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192–201页;《反应·对应·回应——现代儒家对“西学东渐”之态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22–28页。
[3]《诗经·大雅·文王》。
[4] 黄玉顺:《情感儒学:当代哲学家蒙培元的情感哲学》,《孔子研究》2020年第4期,第43–47页。
[5] 胡骄键:《儒学现代转型的情理进路——以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为中心》,《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4期。
[6] 参见黄玉顺:《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第97–103页。
[7] 参见黄玉顺:《儒家的情感观念》,《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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