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我国，现代医学与传统中医学是维系人民健康的两大医学体系。总体而言，现代医学与当代科学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科技属性；传统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紧密相连，似乎具有更多的文化属性。正因为中西医学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属性，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中，质疑、否定中医学的声音一直不断，中医学走过了艰难的百年历程。在近百年，中医学虽然在困境中坚持下来，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总体上处于弱势、守势，甚至是颓势。与西医比较，中医在规模、技术装备、接受人群等方面差距甚大。

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其中文化的变迁、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影响人们接受、认同中医学的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国学的升温，中医学也渐渐为更多的国人所认可与喜爱，民间中医热兴起，养生受到大众的追捧。这一切都为中医学的振兴发展提供了契机。特别是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中，中医药更是展现了其独特的抗疫效果。

一方面，中医学受到民间乃至国家层面的重视，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固然是好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从思想文化、哲学思维方式等方面对中医学的本质、特征作出深刻的反思，使人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中医学，为中医学发展提供更现实可能的路径。与西医学相比，中医学具有更鲜明的文化属性。中医学自形成理论体系的《黄帝内经》以来，就与古代哲学自然观水乳交融，《黄帝内经》中就浸透着老庄道家、儒家易学的深厚底蕴，散发着诸子百家的丰富信息。

及至中国古代哲学高度发展的宋元明时代，中医学更是为当时的社会精英所眷顾，宋代多位帝王重视医学，宋徽宗甚至亲撰《圣济经》，敕令群臣编撰《圣济总录》，以惠济苍生。宋以后的中医形成了普通医家之外的儒医、道医两大文化医派，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极具促进作用。自药王孙思邈倡“不知易不足以为太医”以来，历代著名医家都非常重视儒道之学对中医学的辅助作用。

刘完素云:“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教要乎五运六气。其门三，其道一。”（《素问玄机原病式》）朱丹溪认为，《素问》载道之书也，非吾儒不能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被看作“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医学就与儒学、道学、易学密不可分，接受其濡养，著名医家同时也多是造诣颇深的哲学家。由此而不断推动中医学向前发展。

本书尝试从宋明理学与中医学关系亦即哲学与医学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中医学及其理论的发展变化。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把易学思维引入中医学，以易理解医理，开理学与医学结合之先河。这是宋明理学影响中医学的第一阶段。朱丹溪是朱熹四传弟子许谦之徒，集理学家与医学家于一身，是宋明理学与中医学关系史上的关键人物。朱丹溪把周敦颐太极论和朱熹理学以及张载气学的思想比较全面、系统地引入医学，创新了医学理论，成为引理学入医学的第一人。

进入明代，理学与医学的互动向着更深入、实质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很多理学与医学兼通的儒家和医家。其中，在理论方面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是孙一奎、赵献可和张介宾。他们把理学自然哲学的核心概念———太极，引入中医学而发展出太极命门理论。到张介宾提出“太极三说”，标志着理学与中医学互动的逻辑终结。

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受制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对其产生深刻影响。宋明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促进了后期中医学的发展，直接引发了后期中医理论某种程度的嬗变。理学的主要观念和观点，如太极论、格物致知论、理（德）欲论、先天后天论都为中医学所吸收，成为后期中医理论体系中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内容，如受启于太极论而创造的命门太极论。

同时，明清医家对无形的三焦及相火的重视与其倡导命门太极说有密切联系。理学的太极观念引入中医学是由朱丹溪开始到张景岳而完成的一个辩证发展过程。其标志性的成果在于张景岳“太极三说”的提出。这也是宋明理学与中医学理论有机融合的完成和标志。此后，中医学与理学的结合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
 

黄海不孤儒　姚春鹏 

辛丑五月于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静远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