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赟：论梁漱溟历史哲学的问题意识
发表时间：2023-09-01 19:20:31 作者：陈赟 来源：《人文杂志》2022年第1期
论梁漱溟历史哲学的问题意识
陈赟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摘 要：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集中体现了梁漱溟一生的问题意识，中国问题必须作为世界历史秩序的重要部分来理解。“中国问题”在当时语境中虽然是民族自救的问题，但这一民族自立却与如何完成自近百年世界大交通，在东方老文化与西洋近代文化相逢之后，以创造方式为人类历史开前途结合在一起，因而，形式上只是国际竞争中民族兴亡问题，骨子里却是人类历史文化大转变问题。百年之后的今天，世界历史能否从帝国霸权的机制中突围，已经愈发与中国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能否真正实施中华文明的复兴关联在一起。
关键词：中国问题；世界问题；世界历史；梁漱溟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礼运学的综合研究”(18AZX009)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初版于1921年，时值今日东西文化问题关联着世界历史秩序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中国问题的具体内容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它本质上是世界问题的方向并没有改变。梁漱溟致思之方向是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历史秩序中开创一个与中国文明之复兴关联的未来纪元，这在当时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可谓石破天惊，但在今天经过百年的努力，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在梁漱溟此书之前，19世纪的黑格尔建立了一套庞大的世界历史叙事，西方文明历程的“欧洲时刻”被作为世界历史的纪元性终点，而中国则是人类历史纵向进程的开端；20世纪初期的马克斯·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1915)中坚持主张，儒家文明的理性主义在于积极地适应现状，而缺乏支配并改造世界的动能。1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与韦伯是一致的：儒教文明并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是一个过去的(传统主义所支配的)静态文明，而不具有面向未来、为人类开出新格局的世界历史意义。这种将中国文明视为静态的观点在民国学界已经被广泛接受，譬如在杜亚泉和李大钊那里；对于晚清民国时代的学人来说，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急迫性的问题，它是“中国问题”的内在构成部分，其背景是西方文明已经以压倒性姿态进入中国人的公私生活，“西学”成为无法不去面对的“西教”，2世界历史的意识是带着它的压力而与中国相遇的。然而，从梁漱溟的思想视域来看，黑格尔所谓的世界历史在欧洲时刻的终结，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即将完成的阶段，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明才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下一纪元精神的体现。牟宗三的如下观点同样表达了梁漱溟的意思：“彼(引者按：指黑格尔)复以为此(引者按：即亚洲，实指中国)是世界历史之起点，而欧洲绝对是终点。吾将证明终点将即是此起点，而不是欧洲。”3
梁漱溟以为，世界历史的西方化只是世界历史的第一个纪元，这个纪元正在走向“贞下起元”的转变，即走向东方化的世界历史纪元，而中国与印度将分别构成世界历史东方化的不同纪元。梁漱溟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不是从黑格尔式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的视角，不是从体现世界精神的世界历史民族之更替的角度来理解的，而是从个人生命尤其是生活方式的角度展开的，他由人生态度而上达民族精神——后者被视为特定文明的“生活样法”。他拒绝了实体主义的民族和文明的凝固化概念，此两者并非在个人生活展开之前就已经被完全给定，而是在个人生活参与性中动态地形成的开放性的场域性概念。4与黑格尔相同的是，梁漱溟从人类历史或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理解各大文明：“主要是把西洋、中国、印度不相同的三大文化体系各予以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适当的位置”，以解决“东西文化问题”。5但梁漱溟突破了黑格尔所谓的一个民族成为世界历史民族走向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只能有一次的观念，6在黑格尔那里被归结为世界历史开端的中国，在梁氏那里却被纳入西方纪元之后的世界历史新纪元：“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的人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是我从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5甚至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本身改变了梁漱溟自己的人生，“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由来，亦就伏下了自己放弃出家之念，而有回到世间来的动念”。7梁漱溟坦陈，自己的一生受到两大问题的支配，其一为中国问题，其二为人生问题，整整的一生都在面对这两大问题，8而对世界历史秩序的重新思考，则是两大问题的合一，从人生问题讨论世界历史秩序中的中国问题，借助内嵌在世界历史问题中的中国问题而重思人生的意义问题。
一、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交织叠构
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并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内部的问题，而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其发生是由西方的世界体系以强势方式与中国文明相遇引发的中国如何生存的问题：“中国问题盖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势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东方来，乃发生的。”9而所谓世界大交通，意味着随着地理大发现、大航海，随着地理隔阂、经济全球化、欧洲殖民扩张、文化互动过程，随着人类在共同空间与共同平台上的交往，而达到的世界一体化。然而，世界一体化作为一个展开的过程，在“当前”的时代毫无疑问是世界的西方化过程，即西方文明所提供的人生原则主导世界历史的纪元。雅斯贝尔斯曾这样评价欧洲中心主义：“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欧洲的历史意识将所有前希腊和前犹太的文化都看作是与自我相异的，并把它们贬低为单纯的历史前奏。它把地球上存在于他们自己精神世界之外的一切，都归于民族学的广泛领域，并将他们的创造收藏于民族学的博物馆里。但这种很久以前就被纠正了的盲目性，却包含着一种真理。”10尽管人类各大主体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各自独立发生，自行发展，11但正是世界范围的西方化，才使得人类各大文明面临着一体化的处境。在世界历史的当前纪元，非西方国家面对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众多的文明之一，而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文明，它以其殖民扩张和帝国征服的暴力方式为世界一体化开道，为整个世界中人的生存注入了不得不面对的新原则，12也正是身处西方化过程之中而不得不回应的处境，才使得中国遭遇了无法回避的世界历史，遭遇了“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并不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是在中国内部表现出来的世界问题。“现在之中国问题并不是其社会内部自己爆发的问题，而是受西洋文化的势力(欧美并日本皆在内)压迫打击，引起文化上相形见绌之注意，而急求如何自救的问题”，“‘现在之中国问题’，发自内部者轻而来自外面者重；或亦可说，由外面问题引发内部问题，并以外来的新形式演之者。”13具体而言，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例，其所谓民族主义是外面问题，也即是民族对外自救解放；其所谓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是内部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虽曰内部问题，而实从外面引发的。所谓‘外面引发’，具有三义：一，受外面的压迫打击，激起自己内部整顿改造的要求；二，领会了外来的新思想，发动其对固有文化革命的要求；三，外面势力及外面文化实际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将其卷到外面世界漩涡来，强迫地构生一全新的中国问题。因此，其所谓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乃含有多分世界新性质，而不能不与外面相关，直可说成了世界问题之一部分”，正因如此，“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13梁漱溟进一步解释说，中国问题并不是中国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爆发的产物，所以阶级斗争亦不是有效的解决方式。梁漱溟对中国问题性质的判断是，它是民族性的，关涉中国文化的未来问题：“问题不在内，所以不是阶级性的，亦即不是机械性的。因为问题自外来，所以是民族性的。虽曰民族问题，然以未受异族统治，便不是机械性的。中国人于其固有政治、固有经济初未必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其所以成为问题，实出于文化改造文化提高之意，并有不得不改造不得不提高之势在。故与其说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毋宁说是整个文化问题。”14作为文化问题的“中国问题”，意味着传统的中国文化必须要调整转换，以进入现代世界，这就要求其充分地消化西洋文化，以改造、提高传统的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依照梁漱溟的内在逻辑，他应该会完全同意黑格尔的主张，即世界历史民族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的融合杂交中才能诞生，“个别的民族精神要把其他民族的法则溶汇到自己身上，那才足以完成自己的任务”。15与此同时，作为文化问题的中国问题还意味着，在中国文化中，潜存着世界历史超越当前纪元而走向未来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中国问题就不再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人类未来的世界问题。
中国问题之所以是世界问题，与其说是由于它本身就是进行中的世界历史进程展开时所引发的问题，毋宁说这个问题也是世界的共同问题，只是由于中国的文明及其当下的特殊处境，使得这样一个世界历史问题以中国问题的面貌表现自己；而且这个问题对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导致文明论上的生死存亡问题，因而这样的条件使得中国人成为深切感受这一问题之生存论影响的担纲主体：“这个问题自是世界的问题，欧美人、日本人、中国人都当研究解决的。而直通得刀临头撞顶，火灼肌肤，呼吸之间就要身丧命倾的，却独在中国人。因为现在并不是两文化对垒的激战，实实在在是东方化存亡的问题。现在的世界东方化不是已经临到绝地了吗?”16西方化的全方位的凯旋导致了非西方世界的存亡问题，而曾经东方化的各民族都在西方化的历程中重新定位自己：“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哪一块不是西方化的领土!凡秉用东方化的国民，若日本、暹罗、印度、安南、缅甸、高丽之类，不是改从西方化，便为西方化所强据。改了可以图存，不改立就覆亡。东方化的唯一根据地的中国数十年来为这种大潮流所冲动，一天比一天紧迫，到现在已经撞进门来。”16西方化的现代状况并不是在和平与友爱的对话协商氛围中到来的，而是充满了压力、紧张与创伤，这是一种比对垒化战争还要严酷冷峻的现实：“几乎我们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这是无可否认的。所以这个问题的现状，并非东方化与西方化的对垒的战争，完全是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绝对的胜利，绝对的压服!这个问题此刻要问：东方化究竟能否存在?”17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到五四运动，随着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从最初的“船坚炮利”的技术层面，一直到伦理生活所体现的“最后的觉悟”，东西方文化的问题已经内在于中国问题之中，无以回避，“非等到东西文化问题有个解决，豁开一条道路，不能有向上的生机”。16东西文化问题是触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灵魂的大问题，中国的未来与中国文明的未来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时刻再次结合在一起，而没有对东西文化问题的解决，中国也就没有具有生命力的未来。
世界历史的西方化问题，关涉到中国文化的生死存亡问题。因而它对于中国来说是个很迫切、很紧急的问题，它直接指向中国文化是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但同时也关系着世界历史的未来问题。以“向前看”为其人生态度取向的近世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主导世界历史的现代纪元，梁漱溟以为其原因在于学术上的科学方法和社会上的个性伸展。17在梁漱溟看来，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途。然而，与此同时，西方近世文明具有高度“精密复杂”的“组织性”，这种“组织性”本身就是一种与原初意义上的“生活”(“生”即“活”，意味着活泼、活力、生意)相对待的“机械性”，“其文化的强霸征服力和虎狼吞噬性，实藉着这组织性机械性而益现威力，并成为不可勒止的狂奔之势。凡走上这条文化路径的民族无论在欧在美抑在东方如日本，都成为世界强国，所谓‘帕玩’(Power)者是。就从这个名字，其意可思了。其实这一个字所含的意味，亦就可将西洋全部文明形容得活现，所以有人说西洋文明即可称之为‘帕玩’之文明(日本人金子马治尝为此说)，要而言之，近代的西洋文化实是人类的一幕怪剧。这幕怪剧至今尚未演完”。18“帕玩之文明”即“力的文明”，它是个充满悖论性的表述，它将人类的伦理过程强力拉回到力性原理主导的自然过程之中，这意味着文明自身的去教养化过程：“自我肯定，为生存而奋斗，不顾其他，势力甚猛，可称之曰‘自然势力’。自十五六世纪以来西洋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人、法人、德人等等)远洋发展，对于非洲、南北美洲、亚洲、澳洲各地土人杀掠摧残而殖民其间，并大规模地往来贩运黑奴，三百年间造成迄于最近以前的世界列国局面者，不正是这种自然势力的表演吗?……要认识生物界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是客观规律，是物理。近世西洋人对各大洲土人的掳掠残杀就是在不自觉中践行这一物理，正是属于生物界自然演进过程内的事情。所谓弱肉强食，强凌弱，众暴寡；虽非主观情理所许，却是事实所在，至今不绝于人寰。”19
对欧战之后的梁漱溟而言，世界历史的西方化过程本质上与宇宙过程中出现的文明取向相悖，后者意味着以谦抑自处(自我约束)与温厚待人、互以对方为重(情义相通)为核心的伦理秩序，但处在伦理生活共同体的文明为在帝国殖民的世界体系中生存，也不得不自觉下降到力性原则的优先性原则上。因而，“力的文明”实际上意味着文明的本质之瓦解、文明的自我颠覆。梁漱溟将近世西洋文化视为一幕怪剧，不仅由于后者作为力性的强势文明席卷全球，对于非西方的文明具有虎狼般的吞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人类各大文明都引向非力不足以自存的境地。这一幕怪剧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福音，相反它可能带来人性的沉降：个人主义太盛，侵蚀了共同生活；理智主义太盛，削弱了人的理性；组织方面的机械性瓦解了生命的活泼与生意——所有这些既根植于又反过来加强了殖民征服与帝国扩张。20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扩张，它将不同文明纳入同一个世界历史视域，同时性的不同文明之间成了世界历史的历时性的古今问题：“东方化就是个古化，西方化便不然……离了这今化不算西方化。”21
二、中国的世界历史责任
由于东西方文化问题在中国社会中呈现，它同时作为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交织在一起。它首先是世界历史问题，它关联着世界历史的未来，但同时也是中国问题，关联着中国人的文明论生存问题。然而，东西方文化问题何以在中国成为紧要问题，而在西方自身却不是问题，在除了中国以外的东方各国也不是一个重要问题?
梁漱溟的回答是：“不可不知这东西文化的问题虽是世界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实在是专成了东方化兴亡的问题，直向着东方人逼讨个解决之道。西方并没有这样的需要，那么这桩事是应当成于东方人而不在西方了。”21西方人即便有对西方文明危机的意识，但它实际所处的时刻乃是文明的外化与扩张阶段，因而并没有迫切理解其他文明的必要，是以会通中西并没有成为西方学术的主导性意识，相反，这样的意识只是发生在中国。与此相类，印度、日本都没有面对东西文化问题的紧迫性，这一问题并不构成其民族生存的根本问题，“现在偏偏留得住一个中国国民既没有象日本那样善于摹取别家文化，登了日进无疆之途，东西化问题竟成了不急之务，又不象印度那样统治于西化国民之下成了不解决之解决，却要他自己去应付这危险迫切的形势，去图他的生活。我想但使中国民族不至绝亡，他一定会对于这新化、故化有一番解决，有一番成就。又恰好这东方化的中坚，孔化是本地出产，佛化是为他独得。倘然东方化不值一钱固不必论，万一有些参酌之处，那材料不于中国而谁求。材料齐备，问题逼来，似乎应当有成，这是我的观察。”22
这样，作为世界问题的东西方文化问题由于中国的特殊处境，竟然变成了“中国问题”，至少是主导中国问题的结构性问题。只要中国期待以独立的身份自立于世界体系，那她就必须面对这一问题。梁漱溟认为：本来秉受东方化的不少民族都走向西方化道路，对于东西文化问题并不急迫，“他们的国家生活由别人指挥”，而中国在困难境遇中还可以自谋，对自己的生活还要求自己做主，因为要自谋，所以对政治、对文化还须自决。由此，“别的民族不感受东西文化的困扰，而单单对中国人逼讨一个解决。可见这个问题决不是远的问题而是很急迫的问题了。”23具有文明论担纲者意识的梁漱溟深刻感受到时势的紧迫：“文明天天在进步，潮流天天在变化，国际形势亦在变化转移”，而国人应对之方往往“只有枝枝节节”，“不能得其要领”，而时势的展开已经到了可以把握中国问题的本质与核心的历史时刻，“上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年的演变，这问题大致亦可以认识把握，而我们的根本大计已经到了非确定不可的时候”。24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理解与应对，成了一个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明论使命。
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化的问题，并不是水平层次的文明比较问题，而是纵向维度的世界历史的次第展开问题。“所谓东西文化问题的不是讨论什么东西文化的异同优劣，是问在这西方化的世界已经临到绝地的东方化究竟废绝不废绝呢?但是所谓不废绝，不是象现在的东方化在西方化的太阳没有晒到的幽暗所在去偷生可以算作不废绝的，须要从临绝处开生机重新发展方可。所以这东方化废绝不废绝问题的真际就是问东方化能复兴不能复兴。能象西方化发展到世界上去不能?”22西方化并不是西方世界内部的问题，而是西方文明走向世界主导其他民族的过程，它是世界历史达成自身所不得不采用的一种方式，然而在这种方式中有着帝国征服与殖民而带来的创痛与泪水，这一过程及其造就的秩序格局影响深远，正如斯宾格勒所说：“世界历史的愿景，只在我们过去的100年里才刚刚出现，尚未达到可能的高度。”25而西方化的贡献正是人类从其各自独立发展的阶段达到了所有文明都不得不面对西方文明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时刻。
这样的世界时刻带来了对东方文化的巨大生存压力，但胡适、梁启超等文化调和论者却以为这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代价，对他们而言，最终人类各大文明都将融和成为一个普遍性的世界文明，各个具体而特定的文明都将被取代。梁漱溟多次引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美好愿景：“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独立发生的。到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复起，遂产生了中国近世的哲学，历宋、元、明、清直到如今。欧洲思想渐渐脱离犹太系的势力，遂产生了欧洲的近古哲学。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26胡适的上述期待体现了自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以来就被表达的一种理想，即“东西文化一定会要调和的，而所期待的未来文化就是东西文化调和的产物”。27但这样的看法是将世界历史视为一个脱离了人的参与而自行按照自身规则运作的过程，而无视人的参与乃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关键环节，人对世界历史问题的回应本身乃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甚至这种回应本身可能将世界历史导向不同的分叉。
与西方化伴随着的世界历史纪元，是在帝国兴衰与民族更替的残酷冲突与斗争中，是在征服与抵抗中到来的，它关联着世界秩序的政治与文化的主导权的斗争，西方的历史哲学本身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即将各个伟大帝国的上升与衰退纳入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而对其进行理解和说明，无视这一点就是对世界历史的政治性维度的天真忽略。梁漱溟指出：调和论之所以是简单的、不切实际的，是因为它没有意识到由谁来调和、谁需要被调和、如何调和。它假设了东西方文化想当然地就会自动调和，而且是不偏不倚的平等化调和，所有这些都没有意识到东西文化问题，作为世界历史问题，它深刻地关联着文明之间的竞合关系问题，它是一种关涉世界历史与文明的领导权之争的国际政治问题。27梁对调和论的批判是：“大家意思要将东西文化调和融通，另开一种局面作为世界的新文化，只能算是迷离含混的希望，而非明白确切的论断。”27将西方化作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固然可以将中国融入世界历史秩序，但这样一种为着融入世界历史而改造自身文明的观念在更久远的意义上意味着主动放弃了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未来，但它却是中国文明必经的一种文化“劫难”，因为只有学会经营现代的生活，才能生存在现代世界体系之中：“中国国民受东方化的病太深，简直不会(经)营现代的生活，不能与日本相比。你要教他会营现代的生活非切实有一番文化运动辟造文化不可。”28然而没有对现代生活、近世世界的融入，中国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但如果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完全丧失了自身，29那么中国问题同样不可能得到解决：“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30
三、世界历史的中国式“翻转”
然而，更重要的是，解决东西方文化的问题，关键不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而跳出西方化，或调和西方，或拥抱西方，与西方接轨，而是要实现一种“翻转”，其核心是实现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其内涵不是以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这只是瓦解中国文化的方式，而是让中国文化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即从一种民族文化或地方文化转为一种世界文化，也就是成为世界历史近期未来的一个新纪元。“此处所谓翻身，不仅说中国人仍旧使用东方文化而已，大约假使东方化可以翻身亦是同西方化一样，成为一种世界的文化——现在西方化所谓科学(science)和‘德谟克拉西’之二物，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所以，此刻问题直截了当的，就是东方化可否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以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中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27面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国与西方处在不同的处境因而其应对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西方的道路是顺着世界的西方化趋势而“顺转”，而中国则是绝处逢生的“翻转”:“照我们看这个问题，西洋人立在西方化上面看未来的文化是顺转，因为他们虽然觉得自己的文化很有毛病，但是没有到路绝走不通的地步，所以慢慢的拐弯就可以走上另一文化的路去；至于东方化现在已经撞在墙上无路可走，如果要开辟新局面必须翻转才行。所谓翻转自非努力奋斗不可，不是静等可以成功的。如果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根本的解决，打开一条活路，是没有办法的!”31梁漱溟所谓的“翻转”，不仅意味着吸纳西方文化，将中国提升到现代化水平，而且更关键的是，以中国文化的精神开启世界历史的“后西方时刻”。
这样，中国问题的解决就不是走在西方文明的后面，而是走在它的前面，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文明唯有从当下纪元跃居于世界历史下一个纪元的主导位置，中国问题才能得以彻底解决。“中国人求前途，求新生命，乃求之于孕育发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欧洲近代政治制度，无乃不可乎。中国今后而有前途，则其开出来的局面，不能不比他既往历史进一步，不能不视西洋近代史高一格，这亦可说一个定命论。”32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是为世界历史开出新的格局，更进一步，这是中国的世界历史使命，因为就中国问题的世界历史意义而言，它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处理现代世界历史纪元的根本问题，即隐藏在帝国征服与殖民扩张中的现代文明的危机问题，从殖民与帝国中的解放，必然要撼动既有的世界历史格局。这问题的背后实是在追问：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何在?“除非中国人数千年白活了，于人类文化无所发明，无所贡献则已，如其有之，则我敢断言，便是他首先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33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在于，“‘对人类的认识!’只有中国人，只有中国古人，他能对人类有认识!中国人对人类有贡献不在别的，就在这一点。他对人类有了认识，贡献一个人生态度给人类；他所贡献的人生态度即：人生是应当努力向上，去圆满，去发挥，去享用天所给他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说他的身体、他的头脑、他的生活、他的整个的一套。)生物进化到现在，其他一切的生命都落于不进；只有人类史开出来一个很大的机会，所以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辜负他这个机会，不辜负天给他的这个可能性。”34西方近世文明乃是人类仍然在进行但又是即将完成的文明，它是过去完成式的，而中国文明对于当前的人类而言则是一种崭新的未来型文明，世界历史之第二期的代表者。但推动中国文明的未来化，便不能不认识到当下中国问题，从解决的视角来看，只能在内部解决，重内而轻外，“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也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34认识老文化中存在的不适应时代的问题，发现其中具有未来意义的内容，尤其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这样才能走向中华文明的复兴。
对于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提出的中国问题及其解决之道，胡适曾深表质疑：“这种逻辑是很可惊异的。世界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依梁先生自己的分析，一家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他总括为三方面：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物质生活，这样多方面的文化在这个大而复杂的世界上不能没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个性的区别。在一国里尚且有南北之分，古今之异，何况偌大的世界?……若明白了民族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的区别，那么一种文化不必须成为世界文化而自有他存在的余地。米饭不必成为世界化，而我们正不妨吃米饭；筷子不必成为世界化，而我们正不妨用筷子；中国话不必成为世界语，而我们正不妨说中国话。”35对于胡适所谓的文化不能没有时间与空间上的个性区别，梁漱溟的回应是：中国人想要拒绝科学和民主，拒绝得了吗?“一民族生活中之具体的工具或制度自是因地制宜，不足以成为世界化；若其文化所藏真价值之一点——如西方文化所藏之科学与德谟克拉西(引者按：民主)两精神——则固不成为世界化不止也”。对于胡适所质疑的梁氏所谓东方面临着自身文化或者“连根拔去”或者“翻身成世界化”之二途的命运，梁本人的回应是：现在的状况并不是东西文化对峙，而是西方文化席卷一切，哪里有东方化的立足之地；在东方文化生死存亡的处境中，中国文化经此西方化的过程，无法被淘汰的将是其“不随时代之移易，外势之变迁”的“颠扑不破者”，“真能站得住者”，即所谓“人心之同然”者，也就是那必定能世界化的普遍者。36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与胡适共享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普遍性运动与线性进展的信念，而并没有达至在多元节点的意义之网上看待不同文明的多元平行现象，因而是黑格尔式的思路，即将共时性的不同文明纳入以世界历史民族兴衰与文明更替为主旋律的世界历史的纵向性进程中。
对胡适而言，多元平行的文明只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暂时性现象，人类历史最终要拥抱同一个世界。因而，胡适对梁漱溟的批评中内蕴的是取消文明论差异的单一文化观点：“各文化所以见出不同，不过是时间和环境问题暂尔不同的原故；待环境问题同了，时间到了，则文化也就同了”；由此，胡适“根本不承认西洋、中国、印度三方文化各有其特殊的风气或色采”，“更不承认他们这种不同的文化，是出于他们主观上人生态度的不同”，对胡适而言，文明是普遍的，并没有风土性。其理由似乎是：人类生理构造大致相同，遇到的问题也相同，解决的方式也就差不多，36并不能从中抽象出文明的差异，文化只能有一种，如此也就没有东方化或西方化的问题，只有一个普遍同质的世界文化。然而，从梁漱溟的视角来看，这样的观点既无法理解中国问题的起源，更无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相反，它必然导致中国问题的取消；在取消了文明的多样性之后，民族的多样性也就因与文化—文明问题脱钩而降格为单纯的种族问题，世界秩序中始终存在着的帝国征服也就与文明升降问题脱离，暴力与正义的问题就会与文化和文明无涉。上述观念的根本病理在于并不理解“中国问题”的实质和意义，而梁漱溟本人则对“中国问题”有着远远超出时人的认识，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今日，也就是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百年之后，我们还可以从他对“中国问题”的如下概括中获得启发：“中国当前问题是什么?从它自身说，是如何求得民族出路?从它所负人类的责任说，是如何完成自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东方老文化与西洋近代文化相逢之后，所应有的大创造，而为人类开其前途。形式上只是国际竞争中一民族兴亡问题，骨子里却是人类历史文化大转变问题。”37这其实触及的是中国问题的世界历史意义，唐君毅也强调：“中国问题成为东西文化之共同的问题，亦成为今日之世界人类问题之一核心。”38中国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华民族只有成为世界文明进程的担纲者，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世界性的秩序与意义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问题自身。100年之后的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与世界历史格局的转变问题关联在一起，如果没有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梁漱溟从中国问题所内蕴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与世界历史秩序的危机中看到的是中国的未来，即一种通过翻转而获得世界历史意义的未来秩序：“中国历史到今日要有一大转变，社会要有一大改造，正须以奔赴远大理想来解决眼前问题。抑今日实到了人类历史的一大转变期，社会改造没有哪一国能逃。外于世界问题而解决中国问题，外于根本问题而解决眼前问题，皆不可能。”39这种新秩序当然是一种期待，它需要通过思想和实践双重努力来证成。中国问题之解决，乃是中国对世界历史之贡献：“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其民族问题并不径直对外排开迫害，而引发内部问题；其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均非径直自己发生的问题，而实于对世界为文化增高上有其意义。”40中国问题的解决只能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复兴并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而是对整个世界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它为世界历史现代纪元危机的解决提供新的方向，为人类文明开辟新的道路。
梁漱溟对中国命运与世界未来的理解，根植于西方压力下中国的救亡图存的历史情境，在他那个时代，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关联起来，只有贡献于世界历史的未来中国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梁漱溟的看法有古典中国文明大历史观的影子。在孔子及其弟子之后，以五帝三王为代表的“治出于一”的中国古典文明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治出于二”的政教格局即以六艺为主体的思想学术格局，和以汉唐帝国等为代表的天下型国家的政治格局，二者在内圣外王(实质是内教而外治)的框架下被结构化，由此而形成中华文明自生性的总体结构。但自汉末佛教西来一直到明末，在这两个500年的时段里，中国文明完成了对佛教文明的总体消化，其结果是中华文明从中国的文明转变为东亚的文明。自明末利玛窦来华，这一世界历史纪元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遇，这个相遇也是中华文明在世界体系中的沉降，中国依然以学习者的身份努力消化西方文明，由于西方文明已经以殖民输入的方式进入中国内部，于是我们看到了梁漱溟的判断，即中国不能不通过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并以超越和消化当前纪元的方式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利玛窦来华到梁漱溟撰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代，已经将近400年，自梁漱溟此书出版迄今又100年，在这500年的世界体系中，大国兴衰更迭的背后是文明的升降问题。今日的中国崛起，不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现象，而且也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文明现象，它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当前格局。与梁漱溟的时代相比，历史状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梁漱溟那个时代的问题是，以民族独立为主体的中国问题必须纳入世界历史之中才能解决，百年后的今日，问题已经是世界历史的格局重组与文明方向的大转变，世界历史能否从帝国霸权的机制中突围，已经转而愈加依赖于中国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与中国能否真正实施文明复兴关联在一起。
注释
1.[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韦伯作品集》，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2～333页。
2.彼时的中国处在“几于无事不与外人无缘”“外国无所不在”的状况下，外力入侵造成了既存权势结构的巨变，外国在华存在通过条约体系所建构的间接控制，既体现着一种外在的压迫，其本身又已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
3.牟宗三:《历史哲学》，《牟宗三全集》第9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第73页。
4.梁漱溟说:“我曾说过:‘民族精神’这回事，在我脑筋里本没有的；‘东方文化’这大而无当的名词，我本是厌听的。’我真是预先没有成见。‘民族精神’是从实际问题研索上慢慢发见的；有了实物可指；不得已乃从而为之名。”(《朝话》，《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5页)“中国文化、民族精神这两个东西。——虽说像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但从别一方面言之，却又是实在的，可以看出的。他好似一面墙壁，如果不依顺他，则不能通过这墙壁，而达到此面墙时非转弯不可，非至一定路程时亦不能转弯也。”(《自述》，《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30页)
5.《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98页。
6.梁漱溟引用加潘特《文明之起源及其救济》“世界史中尚未见有回春复活之民族重为世界之强国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导言》，《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2页)加氏这一观点出自黑格尔，参见Hegel，in “Introduction:Reason in History，”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d History，trans.by H.B.Nisbe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148.
7.《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98页。在1934年的《自述》中，梁漱溟自陈自己人生思想之转变或者哲学之变化，分为三期:第一时期为实用主义时期，十四五岁到十九岁；第二时期为出世思想时期，一心想出家做和尚，从二十岁到二十八九岁；第三时期为由佛转儒的入世时期，从二十八九岁以后，即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际(《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9页)。
8.《我对人类心理认识前后转变不同》，《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0页。
9.《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10.[德]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3页。
11.梁漱溟引用英国学者乌尔弗(Leoneard Woolf)近著《帝国主义与文化》书中的一段导言:“世界是一个悠久而辽阔的大地，实际上已有无数年代的发展；在其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才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存在。古代希腊，埃及和巴勒斯坦文化极相悬殊，然各能平行发展，毫无抵触。即在十八世纪时，欧洲、亚洲、与非洲之文化和野蛮，也是各自循其历史而发展；纵然有时交换理想、宗教、或货物，且亦不免有冲突的发生；但就全体说，实在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十九世纪之新欧洲文化，则变更一切了。这个文化是一种好战喜争与支配利用的文化；而其这种威吓形态，是许多原因助成的。因机器之发明，交通运输方法大为进步，缩短了世界的空间距离。在十九世纪以前，因交通运输之困难，致各大陆与各种文化间完全孤立绝缘；虽然有征服和殖民的事实，但是多属偶然，而且没有多大影响。”(《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12.“这个由产业革命所发生的新西欧文化有一个特质，就是在欧洲以外完全是掠夺的。就经济方面说，必须多数市场与大宗原料。产业愈工业化，则开拓新市场与新原料来源愈为必须。因此发生了对于亚洲、非洲、澳洲与南美洲的经济侵略。这便是在各洲民族感觉新文化压迫力的第一方法。临于亚洲与非洲方面的这种压迫具有其特别形式，使十九世纪之帝国主义迥异于前世纪之政治侵略，或文化竞争。因交通运输上机器之发明，给欧洲人以绝大权力，使能开拓远方土地以达其工商业之目的。至如工业机器之发明与新式工业之兴起，则已完全变动了世界自然力的均衡(blance of physical power in the world)。在十九世纪以前，各大陆文化平行发展，此一文化并无压服彼一文化之优势。亚洲军队为争此优势，常能与欧洲军队接战；非洲人亦能恃其毒箭、湖泽、丛林与蚊虫以求自卫，而与肩荷枪弹展带水瓶之欧洲人相抵抗，但是这种情形不久就完全改变了。亚洲人之生活及战术与其十二世纪时之祖先无异者，顿觉其已陷于新式枪炮、军舰、飞机、铁路各种利器之重围中；更有为彼所未见切不识者，即所谓近代国家内新式工业之有组织的权力(the organized power of modern industry in a modern state)在。这样一来，无论亚洲人，或非洲人，都没有抵抗欧洲人意志的力量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46页)
13.《中国问题之解决》(1930)，《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0、210～211页。
14.《答乡村建设批判》，《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41页。
15.Hegel，“Introduction:Reason in History” in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d History，trans.by H.B.Nisbe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56.
16.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导言》，《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5、255、257页。
17.《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2～333、349页。
18.《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1页。
19.《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7～278、281页。
20.梁漱溟说:“总括起来，又有可言者。一即这时的人，理智的活动太强太盛。这是他一切成功之母；科学由此而开出；社会的组织性机械性由此而进入；西洋文化所以有其特异的征服世界的威力全在此。一即个人主义太强太盛。这亦是他一切成功之母，德谟克拉塞的风气由此而开出；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由此而进入；西洋文化所以有其特异的虎狼性吞噬性盖在此。”(《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63页)
21.《〈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导言》，《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0、264页。
22.《〈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导言》，《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5、261～262页。
23.《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5～336页。
24.《答乡村建设批判》，《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27页。
25.转引自[美]法伦科夫(John Farrenkopf):《斯宾格勒世界历史哲学的转变》，纪盛译，娄林主编:《经典与解释》第50辑《斯宾格勒与西方的没落》，华夏出版社，2018年，第96页。
26.《〈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导言》以及《〈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绪论》，《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0、341页。
27.《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1、331～332、341～342、338页。
28.《〈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导言》，《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6页。
29.“中国在近代的失败，在于自觉的破坏自家的文明传统，抛开自己根本固有精神，向外以逐求自家前途，这是方向性的歧路。”(《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8页)
30.《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4页。
31.《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2～343页。
32.《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3页。
33.《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3～84页。
34.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5、163页。
35.《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6页。
36.《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8、756～757页。
37.《答乡村建设批判》，《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26页。
38.唐君毅:《东西文化与当今世界》，《唐君毅全集》第15册，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22页。
39.《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6页。
40.《中国问题之解决》(1930)，《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