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离娄下》第20章具有厚重的道统论内涵。从具体内容看，前四句言说禹、汤、文王、武王，后两句言说周公；从思辨环节看，各句分别呈现禹的好恶之辨、汤的操纵之辨、文王的缓急之辨、武王的亲疏之辨、周公的兼施之辨与思行之辨；从核心观点看，“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四事”指禹、汤、文王、武王的事业，入出之辨妙于一盛之辨，周公在孔子之前可谓集大成；从基本精神看，此章与前一章、后二章均为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篇什，并与一般所说揭橥道统论先声的《孟子》末章一脉相承。
《孟子》书中有许多“孟子曰”的字样，全书出现223次，其中141次出现于章首。在起首为“孟子曰”的141章中，《孟子·离娄下》第20—22章（以下称作《孟子》8·20—8·221）的这三个字为何被当作衍文呢？一是姚永概《孟子讲义》卷八《离娄章句下》按语：“此四章乃一篇文字，合之乃辞完义备。恐是误分，而又各加以‘孟子曰’三字。分章虽由于赵氏，而‘孟子曰’则是后人妄加。”2二是《孟子文法读本》卷四《离娄》录吴闿生眉批：“此‘孟子曰’三字，当衍。盖此等处，多为后人所增，不足据也。他篇亦多放此。”3三是何漱霜《孟子文法研究·尚论古人编·圣人篇》指出：“此章当从吴挚甫先生之说，与本文前章及本文下二章删去三‘孟子曰’合为一章。”4吴汝纶（字挚甫）、吴闿生父子以及姚永概是一脉相传的桐城派学者。他们认为《孟子》8·19—8·22四章旨在揭明儒家道统，而《孟子》8·19起首已有“孟子曰”，所以后三章的这三个字就是衍文。人们未必认可“衍文”之说，但“此四章乃一篇文字”的提法切中肯綮。本文以《孟子》8·20为例，力图验证这一提法。
一、禹之好恶：旨酒与善言
《孟子》8·20第一句为：“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孟学史习惯用《战国策》解读“恶旨酒”，用《尚书》解读“好善言”，这使得大禹的好恶之辨具有厚重的历史内涵。
先看“旨酒”。一是《战国策》卷二十三《魏二》“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条指出：“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5（按：魏婴即梁惠王。）二是《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下·二十章》录赵岐注：“旨酒，美酒也。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6三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离娄章句下》指出：“《战国策》曰：‘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7四是吕留良《四书讲义》卷三十七《孟子八·离娄下·孟子曰禹恶旨酒章》指出：“‘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尚是利害第二层义。只当下便有闲，是圣人存心之密。”8
再看“善言”。一是《尚书·虞书·大禹谟第三》指出：“禹拜昌言曰：‘俞！’”又《尚书·虞书·皋陶谟第四》指出：“禹拜昌言曰：‘俞！’”又《尚书·虞书·益稷第五》指出：“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皋陶曰：‘俞！师汝昌言。’”（按：《尚书》四言“昌言”，均与禹有关。）二是《孟子》3·8指出：“禹闻善言，则拜。”又《孟子》8·20指出：“禹恶旨酒而好善言。”三是《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指出：“禹拜美言，曰：‘然。’”四是《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下·二十章》录赵岐注：“《书》曰：‘禹拜谠言。’”9（按：《尚书》无此语。）五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离娄章句下》指出：“《书》曰：‘禹拜昌言。’”10
一方面，可拿《战国策》所载仪狄之事解读“旨酒”，而“善言”前承《尚书》的“昌言”、后启《史记》的“美言”；另一方面，“而”字两头是工夫，一头是“恶旨酒”，一头是“好善言”，有所憎恶因而有所喜好即是禹之工夫。
大禹为何“恶旨酒”？张载《正蒙·乾称篇第十七》指出：“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 锡类。”11（按：崇伯即鲧。）唐文治《孟子大义》卷八《离娄下·第二十章》指出：“张子《西铭》云：‘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顾养者，所以事天也。昔人有以饮酒为全其天者，不知恶旨酒，乃所以养其性也。”12涵养本性，必定事奉天道；事奉天道，必定顾爱赡养；顾爱赡养，必定憎恶旨酒。“恶”先于“好”，同样揭示了大禹的好恶之辨与《孟子》14·35“养心莫善于寡欲”一章的内在关联。
二、汤之操纵：执中与无方
《孟子》8·20第二句为：“汤执中，立贤无方。”如果说“执中”是商汤之操，“立贤无方”就是商汤之纵。“执中”再具体，也比“立贤无方”抽象；“立贤无方”再抽象，也比“执中”具体。解读商汤的操纵之辨，有人将侧重点放在前半句，这可视作哲学的做法；有人将侧重点放在后半句，这可视作史学的做法。下面对这两种做法各举数例，然后稍加会通。
先看将侧重点放在前半句的解读。一是张载《正蒙·作者篇第十》指出：“汤放桀有惭德而不敢赦，执中之难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见其间也，立贤无方也如是。”13二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离娄章句下》指出：“执，谓守而不失。中者，无过不及之名。方，犹类也。立贤无方，惟贤则立之于位，不问其类也。”14三是依据《朱子语类》卷五十七《孟子七·离娄下·禹恶旨酒章》，有人问道：“‘汤执中，立贤无方’，莫是执中道以立贤否？”朱熹回答：“不然。执中自是执中，立贤自是立贤。只这‘执中’，却与子莫之‘执中’不同。故《集注》下谓：‘执，谓守而不失。’汤只是要事事恰好，无过不及而已。”15（《孟子》13·26：“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四是饶鲁《饶双峰讲义》卷十四《孟子四·汤执中》指出：“未应事以前，未发之中如何执得？须是待事在面前，方始量度得何处是过、何处是不及，方可执而用。禹、稷之过其门而不入，即是禹、稷之中；颜子陋巷，即是颜子之中。若禹、稷学颜子，这是不及；颜子学禹、稷，这是过。上面自然有个中，执中者皆是就事上执。择善而固执之，也是就事上择而执之。舜所谓执中，也是就事上择而执之。若先执定这中，待事物来，即是‘执一’，便是‘子莫执中’了。”16五是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四《“禹恶旨酒”章》指出：“未发之前慎独，便是执中，非如司马君实念一‘中’字之为执也。‘允执厥中’‘执其两端’‘择善固执’，圣贤何尝讳执？若事物之来，方始较量其过不及而执之，则是先方圆而后规矩，非规矩以为方圆也，正是子莫之执中。后世模棱调停之说，皆出于此。”17六是唐文治《孟子大义》卷八《离娄下·第二十章》指出：“执中者，如舜之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也。乃执乎凡事过不及之中，非执乎心之中也。立贤无方者，方，犹格也。见贤则立之于位，但因其所长而用之，不定以格也。”18综上，商汤与子莫如何执中，未发之中与已发之中如何分辨，可谓侧重前半句解读的典型体现。
再看将侧重点放在后半句的解读。一是《越绝书》卷十三《越绝外传枕中第十六》指出：“汤执其中和，举伊尹，收天下雄俊之士，练卒兵，率诸侯兵伐桀，为天下除残去贼，万民皆歌而归之，是所谓执其中和者。”19二是《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下·二十章》录赵岐注：“执中正之道，惟贤速立之，不问其从何方来，举伊尹以为相也。”20三是张载《正蒙·作者篇第十》指出：“‘立贤无方’，此汤所以公天下而不疑。”21四是张岱《四书遇·孟子·离娄下·禹恶章》指出：“敷求旁招，至汤始广其途。后此，而鲁三桓，郑七穆，秦、齐、赵、魏之四君，皆以门第相沿。及东晋六朝王、谢、崔、卢辈，各据纨裤膏粱。‘立贤无方’，故是千古奇觏。”22（按：“纨裤”当作“纨绔”，“觏”当作“观”。）五是焦循《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下·二十章》指出：“《越绝书·外传·枕中篇》云：‘汤执其中和，举伊尹，收天下雄俊之士。’此即本孟子此言而衍之。以‘执中’为‘执中和’，以‘无方’为‘收天下雄俊之士’，亦以无方所言，与赵氏同。”23综上，商汤举伊尹，立贤公天下，可谓侧重后半句解读的典型体现。
所谓“侧重”自然是相对而言：侧重“执中”者，旨在抵达“只是要事事恰好，无过不及”之理；侧重“立贤无方”者，旨在昭示“公天下而不疑”“千古奇观”之事。正是从理事关系看，我们又可统合而言：执中即见事中理，立贤无方即为理中事，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即是商汤一操一纵之境界。
三、文王之缓急：如伤与未见
《孟子》8·20第三句为：“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文王的缓急之辨同样体现了理事关系，而且比上一句更为显明。
先看即事而解者。一是《论语》8·20指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二是《孟子》3·1指出：“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三是《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下·二十章》录赵岐注：“视民如伤者，雍容不动扰也。望道而未至，殷录未尽，尚有贤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诛于纣也。”24四是张九成《孟子传》卷二十指出：“夫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何以知其为望道而未之见乎？其视民如伤，文王之心亦已切矣。而纣毒痡四海，害虐蒸民。文王傥遂其无伤之心，则不待武王之时而后伐之也。惟其心日待纣之悔过，将率天下而事之，故虽有如伤之心，虽见道在可取，然以义断命，以仁待君，故日夜望纣之悔过，而未敢见纣之恶焉。纣傥悔过，即所谓道也。是文王之心虽急于救民，而其心缓于责君者可见矣。”25五是焦循《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下·二十章》指出：“文王视民如有疾病。凡有疾病之人不可动扰，故如伤为不动扰；因不动扰，故雍容不急迫也。”“赵氏之意，谓纣无道，诛之所以致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望道而未至，道即命也。天命已在文王，而不代殷有天下也。近时通解有二：一谓文王以纣在上，望天下有治道而未之见。此仍赵氏义而稍变者也。一读‘而’为‘如’，谓文王爱民无已，未伤如伤；望道心切，见如未见也。”26
再看即理而解者。一是《左传·哀公元年》指出：“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二是《张载集·张子语录中》指出：“‘望道而未之见’，望太平也。”27三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离娄章句下》指出：“民已安矣，而视之犹若有伤；道已至矣，而望之犹若未见。圣人之爱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满足，终日乾乾之心也。”28四是依据《孟子或问》卷八，有人问道：“是则然矣，然其曰‘求道之切’者，恐非所以言圣人之心也，奈何？”朱熹回答：“为是说者，正以其德为圣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深明圣人之心也。且子胡不以‘视民如伤’者，例而观之乎？夫文王之民，固已无冻馁者矣，而视之犹若有伤，则其于道虽已与之为一，亦何害其望之如未见哉？若夫博施济众，尧、舜犹以为病，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谓未能，其心亦若此而已矣。如果圣人也而其心侈然，每以圣人自居焉，则亦岂所以为圣哉？古今为说，迂回赘附，失其文字之本意，而于圣人之心，又不能有所发明，由不察乎此而已。”29（按：“博施济众，尧、舜犹以为病”，参见《论语》6·30）五是《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传习录上》指出：“颜子‘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见’意。望道未见，乃是真见。”30（《论语》9·11：“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六是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四《“禹恶旨酒”章》指出：“尧、舜犹病祁寒暑雨，民之呻吟未有一日息也。文王如伤之心，亦岂能一日已乎！道无穷尽，吾之工夫亦日进无疆，才操已至之心便去道日远。《注》云：‘民已安矣，而视之犹若有伤；道已至矣，而望之犹若未见。’非是。”31七是唐文治《孟子大义》卷八《离娄下·第二十章》指出：“如伤者，未伤也。未伤而视之如伤，文王之对于民，常有所歉然也，则夫民之已伤者，视之当何如也？未见者，已见也。已见而望之如未见，文王之对乎道，此心常有所歉然也，则夫道之未见者，望之当何如也？朱《注》云：‘不自满足，终日乾乾之心也。’此说最精确。天下大矣，自发政施仁，以至于匹夫匹妇咸被其泽，此不遑暇食之诚也，道体精矣。自缉熙敬止，以至于无声无臭，万邦作孚，此纯亦不已之德也，皆乾乾因其时而惕也。”32
以上所述，即事而解者大凡依据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这一实事，旨在敞开其间的缓急之辨；即理而解者大凡依据文王“不自满足，终日乾乾之心也”这一义理，旨在彰显其间的深切之辨。前者的论说较为具体，后者的论说较为抽象，但抽象不离具体，具体不离抽象，所以缓急之辨、深切之辨各有特色，可以并行不悖。
《孟子》8·20第三句亦涉及训诂，亦即朱熹将“望道而未之见”之“而”释读为“如”，其来龙去脉值得疏证。
首先看前贤如何训诂。一是《诗经·小雅·鱼藻之什·都人士》指出：“彼都人士，垂带而厉。”《毛诗正义》卷十五之二《小雅·鱼藻之什·都人士》录郑玄笺：“‘而’亦‘如’也。‘而厉’，如鞶厉也。”又录孔颖达疏：“以言‘如虿’将外物以比发曲，则‘而厉’亦将外物以比带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虿’已言‘如’，故言‘亦“如”’也。”二是《左传·庄公七年》经文指出：“夜中，星陨如雨。”又传文指出：“星陨如雨，与雨偕也。”《春秋左传正义》卷八《庄公七年》录杜预注：“如，而也。夜半乃有云，星落而且雨，其数多，皆记异也。”“偕，俱也。○偕音皆。”又录孔颖达疏：“《羊》说‘如雨’者，言其状似雨也。此传言：‘星陨如雨，与雨偕也。’‘偕’训为‘俱’，与雨俱下，不得为状似雨也。故转‘如’为‘而’，谓星落而且雨，其数多，与雨杂下，所落非一星也。”三是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序录·条例》指出：“‘如’‘而’靡异。”33
其次看朱熹如何解释。一是《孟子集注》卷八《离娄章句下》指出：“‘而’读为‘如’，古字通用。”34二是依据《孟子或问》卷八，有人问道：“以‘而’为‘如’，亦有据乎？”朱熹回答：“‘而’‘如’二字，盖通用之。《诗》曰‘垂带而厉’，郑《笺》曰‘“而”亦“如”也’，此亦以‘而’为‘如’也。《春秋》‘星陨如雨’，左氏曰‘与雨偕也’，此以‘如’为‘而’也。他如此类，不可殚举。故陆氏《释文序》论音读之讹曰：‘“而”“如”靡异。’则其混读而互用之久矣。”35
最后看孟学如何评析。一是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卷四《离娄下》“‘而’读为‘如’”条指出：“详见《或问》。《诗》中用‘而’字结语者，皆是‘如’字意。‘偏其反而’，谓华偏翻如也；‘室是远而’，谓人之远如也。诸诗多如此。”36二是陈士元《孟子杂记》卷四《字同》指出：“‘望道而未之见。’‘而居尧之宫。’二‘而’字当作‘如’。盖‘如’‘而’，古字通用。《诗》‘垂带而厉’，注：‘而，如也。’又，‘而今’一作‘如今’。”37三是焦循《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下·二十章》指出：“一读‘而’为‘如’，谓文王爱民无已，未伤如伤；望道心切，见如未见也。”38
朱熹读“而”为“如”，堪称一大妙解。这是因为它渊源有自而薪火相传，既可基于训诂而与上文“视民如伤”同气连枝，又可基于义理而将文王“未伤如伤”“见如未见”和盘托出。
儒学贵在知行合一，程颢、程颐与“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一句密切相关。先看程颢对于前半句的践履。一是《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传闻杂记》指出：“明道先生作县，凡坐处皆书‘视民如伤’四字。常曰：‘颢常愧此四字。’”39后有小字夹注：“右四条见《龟山语录》（杨时字中立，二先生门人也）。”40二是《杨时集》卷十二《语录三·余杭所闻二》第十三条指出：“伯淳作县，常于坐右书‘视民如伤’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于此’。观其用心，应是不错决挞了人。”41再看二程对于后半句的诠释。一是《河南程氏遗书》卷六《二先生语六》指出：“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见，若曰民虽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圣人？”42二是《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伊川先生语五·杨遵道录》指出：“‘望道而未之见’，言文王视民如伤，以纣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见。”43三是《河南程氏外书》卷四《程氏学拾遗》指出：“‘文王望道而未之见’，谓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见也。”44唯其“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见”，所以座右必定铭记“视民如伤”，由此可见文王、二程“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8·1）。
四、武王之亲疏：不泄与不忘
《孟子》8·20第四句为：“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孟学史讨论武王的亲疏之辨，大体不离赵岐、朱熹的苑囿。一是《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下·二十章》录赵岐注：“泄，狎；迩，近也。不泄狎近贤，不遗忘远善，近谓朝臣，远谓诸侯也。”45二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离娄章句下》指出：“泄，狎也。迩者人所易狎而不泄，远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46三是饶鲁《饶双峰讲义》卷十四《孟子四·武王节集注》指出：“德之盛，言不泄迩；仁之至，言不忘远。”47四是胡炳文《孟子通八·离娄章句下》指出：“《语录》：泄迩、忘远，此通人与事而言。‘泄’字兼有亲狎、忽略之意。”48（按：“此通人与事而言”一语，不见于黎靖德本《朱子语类》。）五是张岱《四书遇·孟子·离娄下·禹恶章》指出：“缀衣虎贲皆知恤刀剑，户牖皆箴铭，此是‘不泄迩’的样子。建侯树屏所必饰，燕翼贻谋所必预，此是‘不忘远’的样子。”49六是吕留良《四书讲义》卷三十七《孟子八·离娄下·孟子曰禹恶旨酒章》指出：“‘迩’‘远’所指者广，故不下注脚。朱子云‘通人与事而言’，其义该矣。”“远、迩，有人有地，有事有候，不泄不忘，正指圣人心法精微无所不到处。”50朝臣近在咫尺而不轻侮，诸侯远在天涯而不遗忘，不泄迩、不忘远故能德之盛、仁之至，武王的亲疏之辨包含了精微的心法。
与以上解读相比，苏洵论“武王不泄迩，不忘远”颇有异类的味道，倍受儒者的诟病。
先看《嘉祐集》卷四《衡论上·重远》首节指出：
武王不泄迩、不忘远，仁矣乎？非仁也，势也。天下之势犹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于外，则腹心为之深思静虑于内，而求其所以疗之之术；腹心病于内，则手足为之奔掉于外，而求其所以疗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后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迩、不忘远，非仁也，势也。势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独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势，而武王知天下之势也。夫不知一身之势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势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关中，自以为子孙万世帝王之业，而陈胜、吴广乃楚人也。由此观之，天下之势，远近如一。51
对于苏洵这一功利论的说法，朱熹既有不点名的批评，也有点名的否定。一是《孟子或问》卷八指出：“此以世俗计较利害之私心，窥度圣人者之言也。圣人之心，所以异于众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贯彻，无所偏倚，虽以天下之大、万物之多，而视之无异于一身尔。是以其于人之疴痒疾痛，无有不知，而所以抚摩而抑搔之者，无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迩、不忘远，所以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曰迫于势而非仁，则不知其视圣人之心为何如，而指所谓仁者为何物哉？盖其学本出于权谋机变之巧，故凡其形于心术之间者，莫非计较利害之私，因以己心窥测圣人，而不自知其非也。世之学者，始则以其文字之美而悦之，及其诵习之久，而益嗜其腴，则虽端人良士，亦且与之俱化，而不自觉其心术之移矣，可不戒哉！吾为此论久矣，近读《陈鲁公集》有论此者，适与鄙意合，是固德人之言也夫！”52（按：《陈鲁公集》，南宋陈康伯著。）二是《朱子语类》卷五十七《孟子七·离娄下·禹恶旨酒章》指出：“因论‘泄迩、忘远’，老苏说乖，曰：‘圣人心如潮水上来，湾坳浦溆，一时皆得，无有远迩。’”53
再看《嘉祐集》卷四《衡论上·重远》二节指出：
然以吾言之：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近之官吏贤耶，民誉之，歌之；不贤耶，讥之，谤之。誉歌、讥谤者众则必传，传则必达于朝廷，是官吏之贤否易知也。一夫不获其所，诉之刺史。刺史不问，裹粮走京师，缓不过旬月，挝鼓叫号，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诉也。吏之贤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诉，乱何从始耶？远方之民，虽使盗跖为之郡守，梼杌、饕餮为之县令，郡县之民群嘲而聚骂者，虽千百为辈，朝廷不知也。白日执人于市，诬以杀人，虽其兄弟妻子闻之，亦不过诉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则死且无告矣。彼见郡守、县令据案执笔，吏卒旁列，箠械满前，骇然而丧胆矣。则其谓京师天子所居者，当复如何？而又行数千里，费且百万，富者尚或难之，而贫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动。吾故曰：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54
对于苏洵这一片面论的说法，唐文治《孟子大义》卷八《离娄下·第二十章》指出：“此言远之重于迩也。虽然，《易传》有言：‘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凶、悔、吝三端，皆伏于近。若易其迩，玩而泄之，则患生于几席之下矣。宋欧阳子曰：‘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岂不可畏也哉？’然则远与迩殆未可以偏重，故古之圣王，无有远迩，一皆以仁育之、以义正之而已。”55
苏洵的《重远》一文先是以功利论疑孟，后是以片面论立说。对其“非仁也，势也”的功利论，朱熹以为“此以世俗计较利害之私心，窥度圣人者之言”，而正之以“德之盛而仁之至”；对其“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的片面论，唐文治以为“此言远之重于迩”，而正之以“远与迩殆未可以偏重”。在传统儒家看来，唯有认定古代圣王“一时皆得，无有远迩”“一皆以仁育之、以义正之”，方得孟子之旨。
五、入出之辨妙于一盛之辨
《孟子》8·20前面四句分别言说禹、汤、文、武。从四位圣人看，这究竟是各自做的一件事情，还是一件盛事呢？又如何哲学地理解各自的所作所为呢？从宋代孟学史看，前一个问题引发了一盛之辨，后一个问题促成了入出之辨。
先看一盛之辨。一是《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伊川先生语五·杨遵道录》指出：“‘望道而未之见’，言文王视民如伤，以纣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见。‘汤执中，武王不泄迩’，非谓武王不能执中，汤却泄迩，盖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谓各举其最盛者，非也。圣人亦无不盛。”56二是张栻《孟子说》卷四《离娄下》指出：“‘恶旨酒而好善言’，所欲不存，而心纯乎义理也。‘执中，立贤无方’，心无所偏系，而用贤无方所也。‘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忧民之忧，望天下有道而未之得其心，惟欲纣之庶几乎悟也。‘不泄迩，不忘远’，迩则不泄，远则不忘，正大周遍之体也。此四事，皆举其最盛者言之。于是四者而窥四圣人之心，则可见其运而不息、化而不滞者也。其天地之心欤？”57三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离娄章句下》指出：“此承上章言舜，因历叙群圣以继之；而各举其一事，以见其忧勤惕厉之意。”58仅从以上文献看，它们具备“正题—反题—合题”的结构。但是，孟学史自身是复杂的。谁是程颐所说“各举其最盛者”的第一发言人？张栻为何固执己见？这种复杂性显然很难用单线条勾勒出来。
再看入出之辨。张九成《孟子传》卷二十指出：
禹之入处在好恶得所，汤之入处在操纵得所，文王之入处在缓急得所，武王之入处在亲疏得所。既以此入，必以此出。入之者精，出之则神。禹恶旨酒，宜重于恶也，然闻善言则拜，其好乃于此而见焉，是不偏于恶也。汤执中，宜一于操也，然旁求俊彦，其纵乃于此而见焉，是不偏于操也。文王视民如伤，宜急于救天下也，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缓乃于此而见焉，是不偏于急也。武王不泄迩，宜疏于远也，然微、卢、彭、濮与有邦冢君同一训誓，其亲又于此而见焉，是不偏于疏也。闻善言则拜，是所谓好善言也；旁求俊彦，是所谓立贤无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所谓望道而未之见也；微、卢、彭、濮与友邦冢君同一训誓，是所谓不忘远也。59（按：“有邦冢君”“友邦冢君”之“有”“友”，必有一误。）
入出之辨与一盛之辨有何不同？小程、朱熹认定“各因一件事言之”，张栻认定“皆举其最盛者言之”，这是一盛之辨；张九成认为好恶、操纵、缓急、亲疏得其所哉，所以宜重于恶但其好于此而见、宜一于操但其纵于此而见、宜急于救天下但其缓于此而见、宜疏于远但其亲于此而见，这是入出之辨。圣人一入一出，凡事皆为其盛，总归过化存神，所以入出之辨妙于一盛之辨。张九成对《孟子》8·20前四句的解读，足见其孟学思辨水平之高。
六、周公之兼施与所谓“集大成”
《孟子》8·20第五句为：“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孟学史解读周公的兼施之辨，既涉及注疏的小异，又涉及他说的补益，更涉及评价的高美。
首先看注疏的小异。一是《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下·二十章》录赵岐注：“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汤、文、武所行事也。”60二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离娄章句下》指出：“三王：禹也，汤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条之事也。”61综上，赵注、朱注略有差异，大体可将“三王”理解为夏、商、周三代的王道，将“四事”理解为禹、汤、文、武四圣的事业。
朱熹讨论《孟子》8·20第五句，还说过“必是周公曾如此说”“恐是周公自有此语”。先看《朱子语类》卷五十七《孟子七·离娄下·禹恶旨酒章》，有人问道：“‘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上文既是各举一事言，四圣人之事亦多，周公如何施之？”朱熹回答：“此必是周公曾如此说。大抵所举四事极好，此一处自舜推之至于孔子。”又说：“‘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此不可考，恐是周公自有此语。如‘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此直是周公曾如此语，公明仪但举之耳。四事极说得好。”62（《孟子》5·1：“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再看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卷四《离娄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条指出：“《语录》：‘恐是周公自有此语。’按：如此则上四条亦必周公历述之也。”63细究以上文献，“必是”“恐是”既已自相矛盾，接踵又说“此不可考”，由此可见没有必要将“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视作周公之语，更无必要再将禹、汤、文王、武王四条一网打尽。
其次看他说的补益。一是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孟子》指出：“‘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汤、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传》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其说陋矣。”对此，翁元圻按语：“今本《大传》无此文。雅雨堂本引此条以补遗。”64二是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卷一《尧典》指出：“《孟子·离娄下篇》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大传》则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据此，则孟子所言三王谓天地人三统，四事谓四时之事。是则帝王出政，必参乎三才、合乎四时。”65对此，焦循《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下·二十章》按语：“参三才、合四时，亦损益通变之义。”66综上，对于《尚书大传》这句佚文及其与孟学史的关联，王应麟觉得“其说陋矣”，而江声、焦循赋予“参三才、合四时”的新意。
最后看评价的高美。一是张栻《孟子说》卷四《离娄下》指出：“周公之心，《孟子》此章发明之，可谓至矣。”67二是唐文治《孟子大义》卷八《离娄下·第二十章》指出：“”68综上，周公集孔子以前群圣之大成，《孟子》此章的发明可谓极致，这一说法既截断众流，又振聋发聩。
唐文治这里提出的“周公集大成”，从孟学史看，既关涉“周公、仲尼之道”，更关涉“孔子集大成”，颇具复杂性。先看孟子的说法。一是《孟子》3·2指出：“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二是《孟子》5·4指出：“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三是《孟子》6·9指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四是《孟子》10·1指出：“孔子之谓集大成。”再看后儒的解读。一是《韩愈全集》文集卷一《原道》指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69二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内篇二·原道上》指出：“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又说：“惟孔子与周公，俱生法积道备无可复加之后，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尽其道以明其教，符节匢合，如出于一人，不复更有毫末异同之致也。”又说：“盖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出于天者也。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异于前人，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70
紧扣“集大成”这个关键词，以上说法凸显了周孔关系的复杂性：一方面，孟子以“周公、仲尼之道”并称周、孔，以“孔子之谓集大成”“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独尊孔子，实无“周公集大成”之意；另一方面，韩愈所谓“由周公而上”“由周公而下”，章学诚所谓“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由隐而显为“周公集大成”之说。如何看待这种复杂性？如果说周公集外王之大成、孔子集内圣之大成，那么，既可敉平孟子与道统的外在差异，又可整合治统与学统的内在精神。唐文治所谓“孔子未生以前，集群圣之大成者，周公也”，初衷实在于此。
七、周公之思行：不合与幸得
《孟子》8·20第六句为：“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意即周公不合则思，思而有得，得必践行。与第五句从指导性原则讲周公之兼施相比，第六句从具体性做法讲周公之思行。孟学史解读周公的思行之辨，既有言简意赅的哲学洞见，更有丰硕深邃的历史沉思。
先看言简意赅的哲学洞见。一是《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下·二十章》录赵岐注：“不合，己行有不合也。仰而思之，参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71二是《河南程氏遗书》卷六《二先生语六》指出：“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无此。设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劳。”72又《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圣贤篇》指出：“朱光庭问：‘周公仰而思之者，其果有所合乎？’子曰：‘周公固无不合者矣。如其有之，则必若是其勤劳而不敢已也。’”73三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离娄章句下》指出：“时异势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则其理初不异矣。坐以待旦，急于行也。”74四是饶鲁《饶双峰讲义》卷十四《孟子四·周公思兼节》指出：“施此四者之事，事或有不可行，却当思其理；事虽不同，理却不相远。故《集注》云‘其事或有不合’，又来照上面一个‘事’字。”75五是吕留良《四书讲义》卷三十七《孟子八·离娄下·孟子曰禹恶旨酒章》指出：“孟子说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千古圣人相传本天之学也。”76六是焦循《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下·二十章》指出：“自下望上为仰，自后观前亦为仰。此仰思，盖即谓仰举三王之事而思其合也。”77
综合以上说法，一方面旨在表彰周公的勤劳，盖因其事或有不合，必思其合；一旦思而得之，必急于行。另一方面旨在凸显事理的不异，盖因事虽不同，理却不远；承继千古圣人相传本天之学，周公固无不合。
再看丰硕深邃的历史沉思。以下列举五家说法。
一是张九成《孟子传》卷二十指出：“夫周公之心，岂有不合于三王者哉？余所谓事有不合而理则一者，正以明此也。周公方以事观则见其不合，及以理观则见其得之渊微深眇。殆难形容，且以一事论之，他可类考。禹恶旨酒，而周公为酒之法曰‘麴蘖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大酋监之，无有差忒’，则与禹异矣。禹好善言，而周公征三监，邦君御事，有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使成王考翼之言，而周公不听，断然征之，则与禹又异矣。以事观之，岂非不合乎？然周公酒制以供祭祀、宾客，岂敢不虔？亦禹致孝鬼神之理也。周公急于安王室，岂敢后时？亦禹三过其门而不入之理也。故余曰‘以事而求，每见其不合；以理而观，见其得之者’，此也。此又周公当日之心，孟子所见之奥，余故表而出之。”78
二是张栻《孟子说》卷四《离娄下》指出：“方是时，周公相成王，欲以立经陈纪、制礼作乐，成一代之法，施之万世，故推本三代四圣之心，而施此四事，达之天下，以为无穷之事业也。‘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所谓不合者，思而未得者也。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礼乐、刑政，虽起于上世，而莫备于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经纬，本诸三王而达之者也。”79
三是焦循《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下·二十章》指出：“细审此章之指，云‘兼三王’，明三王不相沿袭可知也；云‘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则所以通变神化可知也。禹承尧、舜之后，天下乂安，则易生骄泆，故恶旨酒、好善言，以通其变。夏之末，必各执偏意，而用人拘以资格，故汤执中，立贤无方，以通其变。商纣之初，民伤已极，而天眷未更，故文王但爱民以辅救之，守臣节以帅天下诸侯，则所以通其变于汤之放桀也。武王时，纣益无道，故不泄迩、不忘远，修己以安天下，则所以通其变于文王之服事也。凡三王之事，皆各有合；至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其时又异于禹、汤、文王之时，则所以合不合者，非思莫得也。三王四事，先王之法也。有不合，则思所为以道揆也。”80
四是罗泽南《读孟子札记二·离娄上下》指出：“古今之理，一也。时殊势毕，则其事有不可行者，不能不随时而损益。故夏之制有不可行于商，商之制有不可行于周。周公于其事之不合者，则必斟酌尽善，无拂乎人情之宜，亦无悖乎天理之正。事虽不能与三王尽同，其道则未尝或异。后世去三代已远，制度礼乐无复有存，即生周公于今日，当日制作亦有不能尽行者。然亦必酌古今之宜，以尽法制之善，使天下生民得以遂其生、复其性。苟以有所不合，遂尽从后世苟且之政，举先王之法而尽废之，可乎哉？”81
五是唐文治《孟子大义》卷八《离娄下·第二十章》指出：“而其尤要者，则在于有不合之处。《礼记·王制篇》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盖以时之有不合也，势之有不合也，历史变迁之有不合也，人心风俗之有不合也，时措咸宜，谈何容易？此周公作《周礼》一书，所以未尽实行者。人谓其时日之不足，吾谓其风土人情之异，亦与有关系者也。仰而思之，夜以继日，思所以因时而制宜也。有宜因乎旧者，有宜作之新者，有宜利用习惯法者，有宜渐用改良法者，有宜骤用开化法者，有宜用保存法者，有宜用荡涤法者，有宜用无形同化法者。宜于此者未必宜于彼，宜于昔者未必宜于今。总之未有弃其固有之精神而能为治者，亦未有守其固有不求进步而能为治者。此千古变法之所以为难，而圣如周公，亦有思而不得者也。”82
综合以上说法，一方面围绕“周公之心，岂有不合于三王者哉”，论者提出“以事而求，每见其不合；以理而观，见其得之者”与“事虽不能与三王尽同，其道则未尝或异”，肯认“周公心思之所经纬，本诸三王而达之”；另一方面，直面“周公之心，岂有无不思而得之者哉”，论者提出“此周公作《周礼》一书，所以未尽实行者”，肯认“此千古变法之所以为难，而圣如周公，亦有思而不得者也”。考史与哲思双管齐下，通变神化与任重道远相摩相荡，坚信不疑，砥砺前行。
八、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篇什
朱熹读《孟子》8·20有一名评。一是依据《朱子语类》卷五十七《孟子七·离娄下·禹恶旨酒章》，有人问道：“‘禹恶旨酒，好善言；汤执中；文王望道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气象，在圣人则谓之‘兢兢业业，纯亦不已’，在学者则是‘任重道远，死而后已’之意否？”朱熹回答：“他本是说圣人。”又说：“读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83二是胡炳文《孟子通八·离娄章句下》指出：“朱子尝曰：‘读此使人心惕然而常存。’盖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只是忧勤惕厉，须臾毫忽不敢自逸。理无定在，惟勤则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则不死。常人不能忧勤惕厉，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虽存而心已死，岂不大可哀哉？”84三是何漱霜《孟子文法研究·尚论古人编·圣人篇》指出：“本章系言五圣忧勤惕励之意。”如此说来，“人心惕然”即是道，“惕然常存”即是统，总合五圣而言即是“道统”。但是，孟学史总论《孟子》8·20，既有以道统总结者，也有以周公总结者。
先看以周公总结者，这方面的说法较少。一是《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下·二十章》录赵岐注：“《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辅成王。太平之隆、礼乐之备，盖由此也。”85二是王柏《鲁斋集》卷一《畴依》指出：“於皇周公，勤劳王家。赤舄几几，德音不瑕。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坐以待旦，制作大备。”86
再看以道统总结者，这方面的说法较多。一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离娄章句下》指出：“此承上章言舜，因历叙群圣以继之；而各举其一事，以见其忧勤惕厉之意。盖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87二是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卷四《离娄下》“承上章”条指出：“通上章言舜，因历举三王、周公；通下章言孔子，而又自言‘私淑’。皆似一时之言，与末卷末章意同。”88三是《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三《雍语》录陈怀闻其师曰：“周公思兼三王，思道也。道也者，群圣同然之统也，求在我者也。故禹之恶好、汤之执立、文之视望、武之不泄不忘与周公之思兼，皆心学也。不合者，心未一也；思而得之，则其心一矣。坐以待旦，存存不已也。谓急于行，小之言周公之学矣。”89四是张居正《四书直解》卷二十一《孟子卷八·离娄章句下》指出：“这一章书自禹以至周公，其事虽异，要旨皆以忧勤惕厉为心，故德业并隆于一时，而道统相传于万世。”90五是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四《“禹恶旨酒”章》指出：“千圣相传者心也，心放他自由不得。程子提出‘敬’字，直是起死回生丹药。禹、汤、文、武、周公五君子，其功业盖天地。孟子不言，单就一点忧勤惕虑之心为之描出，所谓几希也。盖天地也只是个敬。天地虽宽广散漫，而四时昼夜不敢稍有逾越，其间鬼神往来，凛凛于祸福之间，非此几希为之主宰乎！人得此以为心，则虫鱼、草木、瓦石都作鬼神动定矣。”91六是焦循《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下·二十章》指出：“尧、舜以通变神化治天下，为万世法。孟子历述禹、汤、文王、周公以明之，皆法尧、舜之变通神化者也。”92（按：据《孟子》本章之意，“禹、汤、文王、周公”宜作“禹、汤、文、武、周公”，亦即“文王”宜作“文、武”。）七是康有为《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指出：“此孟子明人禽之界，即在仁义与不仁义之分，进化、退化相去几希，言之深切，因历举诸圣，而自明传孔子之道也。”93“盖孔子为创教之发始，孟子为孔子后学之大宗也。如佛之有龙树、马鸣，耶之有保罗，索格底之有恶士滔图矣。”94（按：“索格底”即苏格拉底，“恶士滔图”即亚里士多德。）
以上两类总结既有其同，又有其异。一方面，以周公总结者实亦言道统，以道统总结者实亦含周公，这是二者之同；另一方面，以周公总结者暗含周公集大成而孟子不在场，以道统总结者彰显孔子集大成而孟子在一线，这是二者之异。时代使得以道统总结者渐成主流，《孟子》8·20成为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篇什。
注释
1此种序号注释，以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3版）、《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为据，下同；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兹不一一注明。
2姚永概撰，陈春秀校点：《孟子讲义》，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144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3高步瀛：《孟子文法读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1979年再版，第14页b。按，各卷分署页码，标点符号为引者所加。
4何漱霜：《孟子文法研究》，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再版，第84-85页。
5（汉）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53页。
6（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69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4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8(清）吕留良撰，（清）陈编，俞国林点校：《四书讲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842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9(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569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10(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4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11(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2页。
12徐炜君整理：《唐文治四书大义·孟子大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5页。
13（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38页。
1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4页。
15参见（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49页。
16（清）王朝璩辑：《饶双峰讲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1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60页。
17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3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18徐炜君整理：《唐文治四书大义·孟子大义》，第265页。
19（汉）袁康、吴平辑录，乐祖谋点校：《越绝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1-92页。
20（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第569页。
21（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38页。
22（明）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72页。
23（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第570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24（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第570页。
25(宋）张九成著，杨新勋整理：《张九成集》第3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53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26(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第570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27(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322页。
28(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4页。
29参见（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965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30(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31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13页。
32徐炜君整理：《唐文治四书大义·孟子大义》，第265-266页。
33(唐）陆德明撰，黄焯汇校，黄延祖重辑：《经典释文汇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页。
3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4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35(参见（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965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36(元）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8页下栏。
37（明）陈士元：《孟子杂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0页下栏。
38(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第570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39(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29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40（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429页。
41（宋）杨时撰，林海权校理：《杨时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26页。
42（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93页。
43（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257页。
44（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372页。
45（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第570-571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4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4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47（清）王朝璩辑：《饶双峰讲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15册，第460页。
48（元）胡炳文著，宋健点校：《孟子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68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49（明）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第472页。
50（清）吕留良撰，（清）陈编，俞国林点校：《四书讲义》下册，第842、843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51(宋）苏洵：《嘉祐集》，《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374册，台北：学生书局，1985-1988年，第28页。
52(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965-966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53(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4册，第1350页。
54(宋）苏洵：《嘉祐集》，《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374册，第28-29页。
55徐炜君整理：《唐文治四书大义·孟子大义》，第266页。
56(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257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57(宋）张栻著，杨世文、王蓉贵校点：《张栻全集》上册，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380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58(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4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59(宋）张九成著，杨新勋整理：《张九成集》第3册，第952-953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60(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第571页。
6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4页。
62参见（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4册，第1349-1350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63(元）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2册，第128页。
64(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89页。
65(清）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5页。
66(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第571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67(宋）张栻著，杨世文、王蓉贵校点：《张栻全集》上册，第380页。
68(2)徐炜君整理：《唐文治四书大义·孟子大义》，第267页。
69(唐）韩愈著，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2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70(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22页。
71(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第571页。
72(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册，第93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73(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4册，第1233页。
7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4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75(清）王朝璩辑：《饶双峰讲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15册，第460页下栏。
76(清）吕留良撰，（清）陈编，俞国林点校：《四书讲义》下册，第843页。
77(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第571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78(宋）张九成著，杨新勋整理：《张九成集》第3册，第954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79(宋）张栻著，杨世文、王蓉贵校点：《张栻全集》上册，第380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80(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第572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81(清）罗泽南撰，符静校点：《罗泽南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299页。
82(3)徐炜君整理：《唐文治四书大义·孟子大义》，第267-268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83参见（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1349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84（元）胡炳文著，宋健点校：《孟子通》，第268页。
85（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第571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86(宋）王柏：《鲁斋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页。
8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4页。
88(元）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2册，第128页。
89(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第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9页。
90（明）张居正撰，王岚、英巍整理：《四书直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第419页。
91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13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92(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第571-572页。
93(清）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28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94(清）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8页。